服务评价机制

为落实XXX号文件《XXX》，践行“XXX”的服务理念，按照公司相关要求，建立服务评价机制。

一、主要依据

1.《XXX》。

2.《XXX》。

3.《XXX》等。

二、适用范围

本服务评价机制适用于各职能处室和分厂。

三、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分为职责履行、服务水平民主测评三部分，分别占40分、40分、20分，满分100分。

（一）职责履行评价

1.根据各部门职责要求，范围内职责未履行的，每次项扣2分；造成工作延误、经济损失或被通报批评的，每次项扣5分。

2.工作程序未按岗位制定的，扣10分；工作内容变化后，未及时修改的，每发现一项扣5分；工作程序表中工作未按时完成的，每次项扣2分。

3.未制定月度工作计划的，扣10分；工作计划未按时完成的，每次项扣2分。

4.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未形成通报下发的，每次项扣1分。

（二）服务水平评价

1.部门内部服务评价机制未制定的，扣10分；未按内部服务评价机制执行的，扣5分；服务评价结果未与浮动工资挂钩考核的，扣5分。

2.未定期组织服务创优座谈会，扣10分；未进行交流学习，扣5分。

3.被相关单位投诉的，每次扣5分；投诉未处理的，扣10分；处理结果未及时反馈至服务对象的，扣2分。

4.违反《员工守则》、《员工行为规范》等文件要求，每发现一次扣1分。

（三）民主测评

每季度组织服务对象进行一次测评，测评人数不低于30人，测评结果按比例纳入评价机制。

四、评价结果的运用

每月提取各部门标准岗位工资的5%做为服务创优考核工资，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评价内容进行考核，根据得分情况，按得分比例发放服务创优考核工资。

XXXXX公司

XX年X月X日

第二篇：中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学

中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民生问题的症结被认为是公共服务提供规模的不足以及分配的不均等化，但在中国现实的国力及体制环境约束下，短期内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规模及实现均等化并不现实。因此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实现民生状况的有效改善，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本文在运用DEA方法客观评价中国各地区历年公共服务效率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体制变革及政策调整是提升中国公共服务效率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公共服务，效率，影响机制，Tobit模型

一、引言

民生问题已逐渐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来实现民生的改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一方面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受到经济转轨条件下政府职能庞杂和体制约束等原因的影响而难以迅速有效扩张，另一方面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约束，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因此致力于改进中国的公共服务效率，在有限的公共服务支出规模条件下，尽可能实现民生改善绩效的最大化，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但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其症结在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规模不足以及分配的非均等化。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我们更多关注公共服务提供规模及其均等化问题，而公共服务效率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

事实上，相对于公共服务提供规模以及均等化而言，公共服务效率更容易被我们所控制，因为公共服务规模和均等化程度都会较大程度的受制于中国的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而公共服务效率则不同，其绩效水平的高低主要来自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因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空间更为广阔，因此应当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但不幸的是，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足够认识，甚至对于中国公共服务支出的效率状况至今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评价与判断，我们更不清楚到底哪些因素在影响中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以及如何有效的对其加以改进。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无疑会对中国的民生改善带来极大的现实益处，并且也将是我们在公共服务管理体制领域改革的重点方向，因此对公共服务效率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公共服务效率问题，本文致力于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运用DEA方法评价中国公共服务地区间效率情况，旨在运用客观方法评价各地区历年来的相对效率水平的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效率影响机制提供数据支持；二是利用各地区历年的效率得分值作为因变量，从经济、财政、人文地理以及政策因素等多方面来系统考察中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中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评价研究，第四部分是研究效率影响机制的模型构建，随后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文本的结论。

二、相关文献评述

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中国人均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现象转而关注公共服务支出的效率问题。因为既定的公共服务规模在不同的公共服务效率下，可以产生不同的服务效果。中国在这样一个经济刚刚起步、政府职能庞杂、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的特殊时期，在现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提供效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也因而逐步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关注。对于关注公共服务效率问题的文献，我们主要将其分为两个层面来进行评述，一是如何有效评价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二是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影响因素。

1、关于公共服务效率评价问题的研究

公共服务效率从本质上讲是公共服务系统内部的生产效率问题，也就是我们花了一定规模的公共服务支出，而最终到底取得了多大的公共服务效果，因而是一个投入产出效益的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对公共服务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大多使用的是非参数的确定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也就是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进行的研究评价。其是一种用于凸性有效前沿面估计的非参数线性数学规划方法，目前这一方法已被普遍用于了各个行业及领域的效率测评及研究之中。在世界范围内，DEA方法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效率评价研究，其中即包括政府综合效率的评价（EeckautandTulkens，1993；Worthington，2000；AfonsoandFernandes，2006等），也包括某一特定公共服务部门的运作效率评价研究，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Wildman，2003；Retzlaff-Roberts，2004等）、地方警察机构效率（DavisandHayes，1993）、固体废物回收效率（BurgatandJeanrenaud，1994）、公共管理效率（KalsethandRattso，1995）等。

而就中国样本而言，国内学者也应用DEA方法对中国的综合公共服务效率进行评价与分析，其中陈昌盛、菜跃洲（2007）利用DEA方法相对全面的测评了中国公共服务效率问题，他们以中国省级变量为样本对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公共安全以及一般公共服务在内的八个公共服务项目共计165项指标进行了效率评价，并认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的基本特征；而陈诗一、张军（2008）则以中国地方政府总的财政支出效率作为评价对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要远低于中东部地区，但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而中东部地区间的效率差异并不明显。在公共服务部门效率方面，王俊（2007）则运用DEA方法分别对中国卫生支出总体效率、医院产出效率、乡镇卫生院产出效率、社区服务中心产出效率，以及疾控中心产出效率进行了测评。而对于中国宏观卫生健康生产效率而言，张宁、胡鞍钢等（2006）以中国各省区的人均医生、医院、床位数量以及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作为投入变量，以预期寿命、死亡率等为产出变量，评测了中国各地区的健康生产效率。

2、关于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学者们对于各种影响因素的判断并不一致。从国外的研究看，对于公共服务效率问题影响因素的关注多集中于人口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如在人口因素方面，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1998）的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对政府效率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相关结论得到了Loikkanen和Susiluoto（2005）研究的证实。但Grossman（1999）的研究却表明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与政府管理和监督成本负相关，这表明政府提供服务的也会存在规模效应，因而总体看，人口因素对于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关系并没有得到确定的研究结论。

而在居民收入水平方面，Eeckaut和Tulkens（1993）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导致对公共资金的浪费，会缺乏控制政府成本的内在动力和约束进而导致政府机

构会不断膨胀，进而导致较低的政府效率，而DeBorger和Kerstens（1996）年的研究也得到了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而从另一方面看，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的政治影响能力也一般会较高，因此也更容易迫使政府高效率的提供政府服务，这一观点得到了Migue和Belanger（1974）研究的证实，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引进那些能够解释居民对政府监督能力的变量，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效率。

而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居民对政府监督控制能力的代理变量，因为一般认为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其素质及政治参与能力也越强，Hamilton（1983）以及Hayes（1998）的研究就证实这一观点。而Milligan（2004）的研究则认为教育的一个有益效果就是能够增加受教育者的政治行动力，他们认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提高居民识别和监督政府行为的能力。还有许多学者的研究也都得出相同的结论（Eeckautetal.，1993；DeBorgeretal.，1996），这似乎表明受教育水平能够很好的改善政府的效率情况。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居民的政治参与力与西方国家是有本质差别的，中国现行向上负责的体制决定了中国居民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相对较弱，因此这一变量基于中国样本分析的结论还有待观察。

国内方面，对于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因素问题的关注还相对较少。张宁、胡鞍钢等（2006）重点考察了成人识字率、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健康生产效率的影响；而陈诗一、张军（2008）则在考虑上述因素对公共支出效率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地区差异、分税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等具有中国特点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分税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公共支出效率；而人口密度较大、居民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一般能够获得较高的效率水平，而居民收入水平则正好相反，表明在中国存在着人口的规模效益问题，同时受教育水平能够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及影响能力，但较高的收入水平带来的更多的是预算的软约束和公共资源的浪费。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与政府支出效率成负相关，表明中国政府规模偏大，应当适当缩减政府机构和经费预算；同时加大对基本建设等投资性支出则有利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改善。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很多，但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还相对较少，尤其是缺乏针对整个公共服务系统运行效率而展开的研究，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中国公共服务效率的整体状况，也难以影响效率水平的因素给予一个清晰的判断，因此研究中国公共服务效率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中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DEA方法①对中国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效率进行评价，因此需要首先选择可量化的公共服务投入及产出变量。一般而言，对于研究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效率，需要从地方政府提供的全部公共服务或部分主要公共服务项目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其效率情况。在此我们不失一般性的选择医疗和教育两类主要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我们在变量选取上，为了使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均选择人均指标来进行考察。在公共服务投入变量方面，我们选取各地区人均公共服务服务支出表示，其代表了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所消耗的资源。而在产出变量方面，我们分别从医疗和教育领域各选取了三个指标来反映其综合产出情况。在医疗领域我们选择的指标分别是各地区的每万人医疗机构数、每万人病床数和每万人医生数，这三项指标比较全面的涵盖了医疗领域在基础设施和人力培养方面的绩效情况。在教育领域我们选择的指标分别是高、中、初等教育每万人专职教师数，我们认为教师资源是教育领域的核心资源，人均教师数量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教育系统的产出由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已经较为广泛使用，在此不再对其基本模型进行论述，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投入导向的单投入多产出可变报酬（VRS）方法。①

情况，教育发达的地区无疑会拥有更多的教师资源。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中国地区公共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

每万人医疗机构数（个/万人）每万人病床数（张/万人）

变量名称

人均公共服务支出（医疗和教育）

每万人医生数（人/万人每万人高校教师数（人/万人）每万人中学教师数（人/万人）每万人小学教师数（人/万人）

在截面样本选择方面，我们以中国省级区域为样本，但由于19xx年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类，造成了相关数据统计不一致，因而我们剔除了重庆和四川两个地区；此外由于西藏和宁夏两个地区部分公共服务数据严重缺失，我们将其从截面样本中剔除，这样我们就共有27个截面样本。鉴于中国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变革，而之前的公共服务数据的参考价值不大，因此我们选取1978-20xx年相关样本为研究区间。这样我们将能够得到一个包含27个截面样本29个时期的中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的面板数据。表2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综合情况（1978-2006）

平均效率排名

地区河南湖北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新疆海南北京辽宁贵州山西黑龙江河北甘肃吉林山东广西内蒙古天津江苏上海云南浙江福建青海广东

19xx年110.9710.99311110.78510.8920.8740.8980.8310.8080.9450.8170.6470.7640.9260.9070.89610.7510.4370.732

19xx年110.94610.9150.8671110.8070.9260.7650.7960.7340.5020.690.710.6920.640.7530.7940.8120.5940.5820.6250.490.439

19xx年1110.9421110.88110.9890.9690.9080.86710.4870.690.9480.7550.6320.5680.3920.5580.5070.6040.6720.314

20xx年110.9610.916110.7970.9820.550.9570.8280.8890.8140.94110.9920.8040.8250.8210.6680.6520.4060.7210.5390.6690.5530.568

各地区平均效率0.9998620.9921030.9712760.9668620.9664140.9565860.9374830.9268620.9255520.9079310.9002070.8796210.8651380.8604480.8408280.7999660.7953790.7764140.7408280.7341720.7270340.6507590.6402760.6310340.6264480.5858280.479655

注：得分=1为有效率，分值越低效率越低。

运用DEAP软件，对中国1978-20xx年相关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出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的得分情况。表2给出了我国1978-20xx年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综合情况，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我们仅给出了1978、1988、1998、2006四个单独年份的具体效率得分情况，并计算了各地区的不同年度的平均效率情况，并依据地区平均效率得分对表2中各地区进行了排名。此外，图1给出了各地区在1978-20xx年间的具体公共服务效率变动情况。

表2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中国1978-20xx年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的综合信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19xx年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率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新疆、海南、北京、贵州、浙江。而19xx年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的省份下降为6个，其中湖南、贵州和浙江三个地区被剔出了有效率的省份，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其公共服务效率甚至降至了仅为0.582，排在当年的倒数第四位。19xx年，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的省份又再次达到9个，但具体省份却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河南、新疆、北京、湖北四个地区依然保持有效外，江西、陕西、辽宁和甘肃四个省份则首次进入了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率的行列。而20xx年仅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甘肃五个省份实现了公共服务提供的DEA有效。而北京、新疆两个前期一直保持较高效率水平的地区，却出现了效率快速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北京当年的效率得分仅为0.55。

从以上的现象中，我们发现各年度有效率的省份没有一个内在的规律性，这些省份中既包含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省份，也同时包含了富裕和落后地区，这表明公共服务效率与地区发展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规律性，但这仅是直观的判断，发展水平与地区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运用规范方法加以验证。

从图1中我们发现，从各地区的情况看，河南、湖北、陕西、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排在了1978-20xx年平均效率得分的前列，他们的平均效率得分均在0.95以上。而效率得分较低的省份分别是广东、青海、福建、浙江和云南等省份，他们的平均效率得分均在0.65

大，因而其相应可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资源就越多，因而宽松的资源环境将不利于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分权体制鼓励经济增长②，因而会导致政府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及相应体制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低下。因此我们预计财政分权会在相当程度抑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

（3）经济增长冲动是我国长期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取向。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能够带来显著的政绩，同时也能够缓解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众多矛盾。与财政分权的机制相似，由于政府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政府在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权衡方面长期相对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因此我们也预计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与负向影响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③

2、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二：财政支出结构因素

毫无疑问，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因素应当来自于财政体制内部。财政系统内部对于其支出安排的不同，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因素体系是唯一政府可以相对自由掌握的变量，因而更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公共服务水平（pps）、行政管理投入（adm）以及政府规模（govsize）三个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影响。

（1）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地区民生发展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都难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讨论国际公共服务效率比较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效率相对就普遍相对较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服务投入过多，更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服务质量也会相应较高，从而导致仅以规模最为产出绩效的效率得分较低。因为我们也预期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会抑制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发挥。

（2）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最终是要通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使用来转化为最终的产出，因此拥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保障公共服务效率的基础。但行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指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但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投入可以大致反应其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因为行政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行政管理的良好技术和体制条件，毕竟更多的行政管理投入能够带来较多的人力物力参与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我们预期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投入水平与其共服务提供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3）政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反映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参与能力，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考察过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政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增强，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的绩效。因而我们预计较大的政府规模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

3、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外，地理环境及社会发展因素也很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可控，但合理认知这些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公共服务效率提升路径，我们可以通过在长期内改变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从而根本改变制约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基础性障碍。在此我们将重点考察人口密度（pdensity）、人口规模（psize）、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及地理位置（east、west）（东中西部）等因素对各地区效率的影响情况。

（1）公共服务的提供对象始终是广大的普通居民，因而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公共服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规模和财力的追逐；二是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此处用经济增长速度来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冲动，因为一般意义上讲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政府投入经济建设领域的精力和资源也越多。②③

大，因而其相应可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资源就越多，因而宽松的资源环境将不利于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分权体制鼓励经济增长②，因而会导致政府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及相应体制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低下。因此我们预计财政分权会在相当程度抑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

（3）经济增长冲动是我国长期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取向。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能够带来显著的政绩，同时也能够缓解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众多矛盾。与财政分权的机制相似，由于政府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政府在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权衡方面长期相对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因此我们也预计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与负向影响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③

2、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二：财政支出结构因素

毫无疑问，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因素应当来自于财政体制内部。财政系统内部对于其支出安排的不同，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因素体系是唯一政府可以相对自由掌握的变量，因而更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公共服务水平（pps）、行政管理投入（adm）以及政府规模（govsize）三个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影响。

（1）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地区民生发展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都难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讨论国际公共服务效率比较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效率相对就普遍相对较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服务投入过多，更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服务质量也会相应较高，从而导致仅以规模最为产出绩效的效率得分较低。因为我们也预期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会抑制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发挥。

（2）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最终是要通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使用来转化为最终的产出，因此拥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保障公共服务效率的基础。但行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指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但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投入可以大致反应其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因为行政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行政管理的良好技术和体制条件，毕竟更多的行政管理投入能够带来较多的人力物力参与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我们预期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投入水平与其共服务提供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3）政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反映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参与能力，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考察过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政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增强，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的绩效。因而我们预计较大的政府规模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

3、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外，地理环境及社会发展因素也很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可控，但合理认知这些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公共服务效率提升路径，我们可以通过在长期内改变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从而根本改变制约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基础性障碍。在此我们将重点考察人口密度（pdensity）、人口规模（psize）、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及地理位置（east、west）（东中西部）等因素对各地区效率的影响情况。

（1）公共服务的提供对象始终是广大的普通居民，因而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公共服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规模和财力的追逐；二是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此处用经济增长速度来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冲动，因为一般意义上讲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政府投入经济建设领域的精力和资源也越多。②③

提供的重要因素，国内外许多研究都重点考察了人口密度因素对一个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影响情况，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近来关于中国样本的讨论倾向于更高的人口密度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水平。④此外我们认为除了人口密度因素外，人口规模也是影响公共服务效率的重要变量，因为更多的人口规模有助于分散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固定成本，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因而综合而言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都将对公共服务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2）城市化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指标，其代表了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我们认为其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一般而言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人口相对集中，因而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提供成本，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而从另一方面看，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意味着更高的居民素质和更容易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因而也有利于公共服务效率的改善。因此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水平也越高。

（3）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综合反映了地区内人口的素质情况，据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较高的水平一般使得居民具有较高能力，且增强居民的政治行动力，从而提高当地居民选择高能力官员和识别官员腐败的能力（Milligan，2004），这种判断复合一般逻辑，但在中国而言其正确性还有待检验，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的，地方居民一般不具备政治行动力，因而即使具有较高的受到水平，也不一定能够较好的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4）区位因素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因为其中包含了诸如人文、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因而处于不同区位的地区其公共服务会有不同的效率水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的人文、历史等因素有着极大的差异，因而这种区位因素将会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4、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四：政策与改革因素

政府推进的针对财政领域的重大改革，无疑会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进程中，财政体制领域经历了多次重大体制和政策变革，检验相关改革对于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影响情况，也是考察这些改革和相关政策的运行效果的关键。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着重考察与财政支出绩效有关的19xx年分税制改革（dum94）以及21世纪初开始逐步实施的国库集中支出与政府采购等相关改革措施（dum01）对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影响情况。

（1）19xx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改革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变革，其是我国为实现新时期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的一次较为根本的财政体制改革，目前中国财政体制仍然基本延续着19xx年财政改革所形成的基本体制框架。因此考察19xx年前后我国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变化情况，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因为以往针对分税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考察的是其对财政支出结构或规模方面的影响，而较少涉及其对财政支出效率问题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将19xx年分税制改革这一政策变量纳入我们的考察因素之中。

（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关注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20xx年出台了《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后2006被新法所取代），20xx年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随后许多地区也开始实施财政绩效管理措施（如广东的“阳关财政”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意味着从政府层面开始对政府支出效率问题的全面关注，因而我们认为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对公共服务效率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并且我们预期它们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的公共服务效率。

五、实证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分析的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对中国实际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关系，④陈诗一、张军：《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4期。

我们将以1978-20xx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针对受限因变量分析的随机Tobit回归模型对上述关系进行实证检验。Tobit回归分析主要用于解决因变量受限的回归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所考察的因变量是运用DEA方法测算出的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得分值，其都是介于[0，1]之间，并许多样本取值为1，因而因变量在1处被截断，所以针对这种数据特点我们选择的随机Tobit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检验

我们所要考察的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得分情况已有前面计算得出，因而我们此处主要介绍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情况。

在经济发展因素中，我们使用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对数（lnpgdp）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⑤使用地方预算内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各地的财政分权情况（fd）；使用各地区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表示各地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努力程度（grw）。在财政支出结构因素中，我们使用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对数（lnpps）表示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状况；使用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对数（lnadm）表示各地区行政管理投入情况；而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govsize）作为政府规模的代表变量，其中政府消费来自于国家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部分。在地理与社会环境因素中，我们分别使用各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lnpdensity）和人口总数的对数（lnpsize）来表示地区人口密度和规模情况；使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city）表示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使用高等教育在校数与总人口之比（edu）表示各地区的人口受教育情况；而使用east和west作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地区虚拟变量，而使中部地区作为参照组。在政策变量中，我们分别使用dum94和dum2001分别代表19xx年分税制改革和20xx年前后开始的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绩效管理措施。

在数据来源方面，上述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由于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得分的数据情况，此处的数据结构依然是包含27个截面样本、29个时期的面板数据库，我们将以此展开下面的分析。

表3面板数据单位根Levin-Lin-Chu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q）（c，0，5）（c，0，4）

lnpgdp

（c，0，3）（c，0，2）（c，0，1）（c，0，6）（c，0，6）

lnadmpdensity

（c，0，4）（c，0，2）（c，0，1）（c，0，6）（c，0，6）

city

（0，0，6）（0，0，6）（c，0，6）

Levin-Lin-Chu统计量

-4.59126-0.11189-9.78509-1.487095.17335-19.42124.88893-16.4371-2.61565-11.2239-9.4810113.1004-7.4318824.0760-1.32859

P值0.00000.45550.00000.06851.00000.00001.00000.00000.00450.00000.00001.00000.00001.00000.0920

结论平稳不平稳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平稳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

注：1、检验类型中c，t，q代表检验模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变量、滞后阶数；2、d表示一阶差分。

⑤

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用省级预算内财政支出中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总和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描述。

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我们首先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方法不同于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我们主要依据由Levin-Lin-Chu方法进行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经过Levin-Lin-Chu单位根检验，人均GDP、人均公共服务支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五个指标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对这五个指标将会使用其一阶差分形式。而其他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2、实证分析表4基于随机Tobit面板回归模型的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1978-2006）

模型1

常数项

（c）（d.lnpgdp）（fd）（grw）（d.lnpps）（d.lnadm）（govsize）（lnpdenstiy）（lnpsize）（d.city）（d.edu）（east）（west）（dum94）（dum01）sigma_usigma_elikelihoodchi2

0.36***（0.000）0.23***（0.002）-0.12***（0.000）-0.0016（0.199）-0.145***（0.009）0.034（0.354）-0.0035***（0.004）-0.003（0.355）0.11***（0.000）0.0005（0.713）-0.17**（0.012）-0.13***（0.000）-0.18***（0.000）0.05***（0.000）-0.017（0.273）0.095（0.00）0.096（0.00）298.53886.830.50

模型21.09***（0.000）0.26***（0.001）-0.11***（0.000）-.0026**（0.037）-0.15***（0.008）0.03（0.431）-0.0045***（0.000）

模型31.07***（0.000）

-0.10***（0.000）

-0.12**（0.030）0.03（0.427）-0.003**（0.011）

0.062***（0.000）-.0872667***（0.000）0.123（0.00）0.099（0.00）279.56535.730.620.042***（0.003）-0.084***（0.000）0.149（0.000）0.102（0.000）269.15443.660.68

注：括号中为p值，***为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为在5水平下统计显著。

针对上述面板数据，使用stata软件对其进行随机效应Tobit回归，我们设定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DEA得分=1是有效的，而得分小于0.5是无效的，因而我们的受限Tobit回归的左右侧截尾分别为0.5和1。具体分析中，我们建立三个模型来对影响公共服务效率的各因素进行考察，一是对所有四大影响系统变量进行考察，即包含所要我们要考察的解释变量；

二是剔除地理和社会因素等不可控因素，仅考察经济发展、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政策改革变量的影响；三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在剔除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仅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包含财政分权因素）。实证结果见表4。

从实证结果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rho值均在0.5左右及以上，表明模型所选的解释变量的方差能够解释总体总方差的大部分，因而能够较好的较好的解释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变化。并且从对数似然值和似然比统计量看模型的整体效果也较好。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结论：

（1）从经济发展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是统计上显著的，但影响方向却相反。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意味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利于其实现较高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这表明我国发达地区所拥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技术条件和制度优势是存在的。

而财政分权对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却是负面的，这与我们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说明现行的分权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管理和制度建设，从而导致其效率水平的低下。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程度很高，达到0.12，表明一个地区的分权程度提高一倍则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效率得分将会下降0.12。结合已有研究的结论，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抑制了公共服务规模的有效扩大（傅勇、张晏，2007），而且也同时抑制的公共服务效率的发挥。

经济增长速度与公共服务效率之间的关系也负向的，并且在模型2中显著，说明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会对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效率产生负面效果的假设，这与我们之前的预期相同。

（2）从财政支出结构因素方面看，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会对公共服务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三个模型中均在较高统计水平下显著），并且其影响程度也非常之高，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公共服务效率将下降0.15（模型2）。这意味着较多的公共资源投入能够产生公共服务提供的软约束，导致效率水平的下降，反映了我国公共服务提供充裕的发达省份并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体系，导致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浪费现象。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行政管理投入水平有助于公共服务效率水平提升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从三个模型中其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行政管理费用对于公共服务效率影响的方向还是正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国较高的行政支出有可能能够正向影响公共服务的资金使用效率。

而从政府规模的角度看，其在三个模型中均在较高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表明其公共服务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了政府消费支出并不能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创造有利条件，说明中国的消费性支出并没有有效用于提升政府对于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政府规模过大，而这些政府消费性支出可能存在着一定浪费现象。

（3）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看，中国的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效率是存在固有差异的，并中部地区的效率是最高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东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效率要低于中部地区，这与我们之前在各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得分的描述中，所发现的规律相一致。而从具体估计系数看，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效率情况要相对更差，其平均比中部地区的得分要差0.18，而东部地区仅差0.13，说明中国地区之间效率实现状况是中部优于东部，而东部优于西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由于公共服务资源投入更多，因而可能存在资源浪费的现象，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价格因素因而公共服务成本相对更多，还有一个解释是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可能要普遍优于中部地区，因而造成其效率水平较低。而西部地区的情况，则可能更多是由于其公共服务提供技术条件较为落后，以及地区环境（如山区、高原等）因素制约了其效率的实现。中部地区则更多的兼具了东西部地区的优势，因而可以相对取得较好的效率水平。

大，因而其相应可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资源就越多，因而宽松的资源环境将不利于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分权体制鼓励经济增长②，因而会导致政府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及相应体制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低下。因此我们预计财政分权会在相当程度抑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

（3）经济增长冲动是我国长期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取向。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能够带来显著的政绩，同时也能够缓解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众多矛盾。与财政分权的机制相似，由于政府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政府在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权衡方面长期相对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因此我们也预计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与负向影响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③

2、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二：财政支出结构因素

毫无疑问，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因素应当来自于财政体制内部。财政系统内部对于其支出安排的不同，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因素体系是唯一政府可以相对自由掌握的变量，因而更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公共服务水平（pps）、行政管理投入（adm）以及政府规模（govsize）三个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影响。

（1）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地区民生发展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都难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讨论国际公共服务效率比较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效率相对就普遍相对较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服务投入过多，更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服务质量也会相应较高，从而导致仅以规模最为产出绩效的效率得分较低。因为我们也预期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会抑制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发挥。

（2）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最终是要通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使用来转化为最终的产出，因此拥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保障公共服务效率的基础。但行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指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但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投入可以大致反应其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因为行政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行政管理的良好技术和体制条件，毕竟更多的行政管理投入能够带来较多的人力物力参与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我们预期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投入水平与其共服务提供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3）政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反映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参与能力，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考察过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政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增强，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的绩效。因而我们预计较大的政府规模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

3、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外，地理环境及社会发展因素也很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可控，但合理认知这些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公共服务效率提升路径，我们可以通过在长期内改变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从而根本改变制约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基础性障碍。在此我们将重点考察人口密度（pdensity）、人口规模（psize）、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及地理位置（east、west）（东中西部）等因素对各地区效率的影响情况。

（1）公共服务的提供对象始终是广大的普通居民，因而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公共服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规模和财力的追逐；二是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此处用经济增长速度来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冲动，因为一般意义上讲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政府投入经济建设领域的精力和资源也越多。②③

务效率变动情况。因为除了医疗和教育两个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外，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给予了住房、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较多的关注，因而对这些领域的忽视也可能造成我们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某些误差。

参考文献：

陈抗,AryeL.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4）．

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

（4）．

陈昌盛、菜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

（3）．

刘晓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J］．财贸经济．2007，（3）：47-53．吕炜、王伟同．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J］．中国社会科学．2008，（8）．王俊．政府卫生支出有效机制的研究——系统模型与经验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王永钦、丁菊红．公共部门内部的激励机制：一个文献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7，

（1）．

张军、高远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张宁、胡鞍钢、郑京海．应用DEA方法测评中国各地区健康生产效率［J］．经济研究．2006，

（7）．

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4，（7）：59-69．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3）：75-108．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的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6）．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AndrewWorthington,CostEfficiencyinAustralianLocalGovernment:AComparative

AnalysisofMathematicalProgrammingandEconometricApproaches,”FinancialAccountingandManagement,vol.16,no.3,2000,pp.201-221.

AntonioAfonso,MiguelSt.Aubyn,"Cross-countryEfficiencyofSecondaryEducationProvision:ASemi-parametricAnalysiswithNon-discretionaryInputs,"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no.494,June2005.

AntreasAthanassopoulos,KonstantinoTriantis,“AssessingAggregateCostEfficiencyandtheRelatedPolicyImplicationsforGreekLocalMunicipalities,INFOR,vol.36,no.3,1998,pp.66-83.

B.DahlbyandL.S.Wilson:FiscalCapacity,TaxEffort,andOptimalEqualizationGrants.TheCanadanJournalofEconomics,Vol,27,No.3.(Aug.,1994),pp.657-672;

Gerdtam,U.-G.,J.Sogaard,F.Andersson,andB.Jonsson,“AnEconometricAnalysisofHealthCareExpenditure:ACross-sectionStudyoftheOECDCountrie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1,1992,pp.63—84.

GrandJ.L.,1982,YheStrategyofEquality:RedistributionandtheSocialServices,Allenand[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Unwin,London.J.F.BrunandJ.L.Combes.AreThereSpilloverEffectsbetweenCoastalandNoncoastalRegionsinChina?ChinaEconomicReviiew13(2002)161-169.Lanjouw,P.M.Pradham,F.Saadah,H,SayedandR.Sparrow,2001,Poverty,Education,andHealthinIndonesia:WhoBenefitsfromPublicSpending?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2739,TheWorldBank.Li,HongbinandLi-AnZhou,2005,“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pp.1743-1762.MichaelDavis,KathyHayes,“TheDemandforGoodGovernment,”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75,1993,pp.148-152.PhilipGrossman,PanayiotisMavros,RobertWassmer,“PublicSectorTechnicalInefficiencyinLargeU.S.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vol.46,no.2,1999,pp.278-299.PhilippeVandenEeckaut,HenryTulkens,Marie-AstridJamar,“CostEfficiencyinBelgianMunicipalities,”inH.O.Fried,C.A.K.Lovell,S.S.Schmidt,eds.,TheMeasurementofProductiveEfficiency,pp.300-334.QianY.andB.Weingast,1997,“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QianY.andG.Roland,1998,“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Review,88(5).

’smeasuringandResearchonthepublicservicesefficiencyefficiency’measuring

influencingmechanism

:Alongperiodoftime,thecruxoftheproblemChinapeople’slivelihoodwasAbstractAbstract:

ascribedtotheinadequacyandunequaldistributionofpublicservices.However,underthefinancialandinstitutionalenvironmentbound,itisimpossibletomagnifythescaleofpublicserviceandtoachieveequalization.Therefore,itisthataccordwiththepracticalneedsofChinatoimprovethepeople’slivelihoodbyenhancingpublicservicesefficiency.ThispaperobjectivelyevaluatedthepublicservicesefficiencyofvariousregionsofChinaovertheyearsbytheDEAmethods.AndweexperientiallyanalyzedinfluencingfactorsofpublicservicesefficiencybyTobitmodelbasedontheChina'sprovincial-levelpaneldata.Theresultsshowthat,itiseffectivepathofimprovingpublicservicesefficiencytoreforminstitutionandadjustpolicy.

Keywords:publicservices,efficiency,influencingmechanism,Tobitmodel

大，因而其相应可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资源就越多，因而宽松的资源环境将不利于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分权体制鼓励经济增长②，因而会导致政府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及相应体制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低下。因此我们预计财政分权会在相当程度抑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实现。

（3）经济增长冲动是我国长期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取向。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能够带来显著的政绩，同时也能够缓解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众多矛盾。与财政分权的机制相似，由于政府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政府在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权衡方面长期相对忽视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因而导致公共服务效率的低下。因此我们也预计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与负向影响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③

2、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二：财政支出结构因素

毫无疑问，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因素应当来自于财政体制内部。财政系统内部对于其支出安排的不同，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因素体系是唯一政府可以相对自由掌握的变量，因而更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公共服务水平（pps）、行政管理投入（adm）以及政府规模（govsize）三个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影响。

（1）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地区民生发展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都难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讨论国际公共服务效率比较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效率相对就普遍相对较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公共服务投入过多，更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服务质量也会相应较高，从而导致仅以规模最为产出绩效的效率得分较低。因为我们也预期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越会抑制其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发挥。

（2）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关键因素，因为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最终是要通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使用来转化为最终的产出，因此拥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保障公共服务效率的基础。但行政管理效率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指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但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投入可以大致反应其政府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因为行政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形成行政管理的良好技术和体制条件，毕竟更多的行政管理投入能够带来较多的人力物力参与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我们预期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投入水平与其共服务提供效率呈正相关关系。

（3）政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反映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参与能力，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考察过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政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增强，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在各个政府职能领域的绩效。因而我们预计较大的政府规模能够获得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

3、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三：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外，地理环境及社会发展因素也很从更深层的角度影响公共服务效率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大多都不可控，但合理认知这些因素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公共服务效率提升路径，我们可以通过在长期内改变各种环境和社会因素，从而根本改变制约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基础性障碍。在此我们将重点考察人口密度（pdensity）、人口规模（psize）、城市化水平（city）、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及地理位置（east、west）（东中西部）等因素对各地区效率的影响情况。

（1）公共服务的提供对象始终是广大的普通居民，因而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公共服务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规模和财力的追逐；二是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此处用经济增长速度来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冲动，因为一般意义上讲长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政府投入经济建设领域的精力和资源也越多。②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