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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感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高水平的著作，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所以就简单的从历史方面谈谈这部著作。

在文中，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就是“决定”的意思。诚然，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以及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各民族间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影响的过程叙述得十分清楚。比如，19世纪的英国与尼日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的不同落实到上述因素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是一个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而尼日利亚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那么英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英国希望把这两个国家都作为它的殖民地，作为它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对于前者，它做到了这一点，而对于后者，它却只能将其变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已。那么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在其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我们不得而知。当然由此忽视生产的重要性也是不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结论难道没有一定的草率和武断的嫌疑吗？ 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分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当然这是完全就欧洲，或者准确地来说是就德国的历史及当时的情况而言的。那么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呢？让我来做这么一个有益的尝试。在文中马克思认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应该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经历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明显：黄帝、蚩尤、炎帝、尧、舜、禹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部落领袖。这一形式“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维生”。表现在历史上，这种形式多为各民族文明的蒙昧时期所采用，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接着，“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严格地来说，上述地部落领袖可能更应该归入公社领袖地范畴，因为在中国当时，他们不仅是自己氏族地领袖，而且控制和制约着许多其他部族。这一点上在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在部落联盟大会，一位部落领袖姗姗来迟，结果被禹毫不留情地处死；而在禹死后，中国社会就应该进入了所谓“国家所有制”的状态。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起了一整套国家机器，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到这里为止，我们对马克思的观点应该说是大致肯定的。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探讨他的第三种形式，即所谓“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历史就是“封建或等级所有制”的历史。就欧洲现实而言，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首先农村中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而在城市里则有各种各样的行会形式的封建组织与之相对应，同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使社会进步举步唯艰，骑士、僧侣、贵族等各种各样的特权阶级是普通人民无法逾越的障碍。然而马克思的叙述似乎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对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研究，只能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在土地的占有上，中国古代跟欧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要说不同可能就是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城邦林立，客观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程度。但是，就等级所有制这一点在中国是否适用，我实在持怀疑态度。首先，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在管理制度上保留了很多氏族制的特点，而中世纪的欧洲则是一个典型的宗教主导的社会，教皇和主教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国王的即位都需要有他们的加冕才具有合法性，而在中国宗教阶层从来无法具有这样的力量。宗教在中国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当宗教危及统治或者不利于国家

的时候，统治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扫清障碍，北周武帝和唐宪宗灭佛都是明证，因而宗教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作为一个等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根本不具有等级森严的基础，从而也就无法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要说等级社会，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过，最明显的就是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当时的社会情况在许多文人的诗句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士族和庶族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许多庶族出身的文人痛苦不已。然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将“等级所有制”埋进了故纸堆。从此，任何阶层在理论上都有成为贵族，进入上流阶级的可能，而中国的所谓世袭制度又与欧洲大相径庭。嫡长子继承制和世袭降级制使得一个贵族一般情况下在几代以后就会变成庶民，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堂堂的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的刘备会沦落到编草鞋为生的地步，而读张之洞的家书看到其劝儿女要学习耕作之时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这一特有的社会制度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奇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这在清朝雍正皇帝废除“贱籍”之后显得尤为突出。而拿马克思的论断来套这一历史事实，显然和不合拍的。

第二篇：《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论文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姓名：朱松华

院系：经济学院

学号：00925064

时间：20xx年12月21日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写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关于撰写这部著作的动因，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概括的说明：“当1845年春他（指恩格斯——编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形成自己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源头之作，它在本体论革命的渊源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本来内涵，对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关键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劳动分工论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

马克思认为，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现象并不明显。例如在原初的家庭和部落中，每个成员都分担着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每个人都是通过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和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分工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逐渐发展成熟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多样化。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单一的个人再也无法承担多重的生产生活职能，迫使个人必须承担某一具体的劳动分工。这一方面利于个人的专长得到有效发挥，一方面利于集体总效益的增长。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识到了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提及劳动分工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时，马克思却论证到劳动分工使个人成为了劳动的奴隶、成了被异化的工具。马克思的大致解释是这样的：在正常状态下，在个人与劳动之间，个人是主体、劳动是客体，客体的劳动应该只是主体的个人获得一定物质资料的手段。在个人和劳动之间，劳动应该为个人所驾驭，个人应该自由的支配劳动。但在现实社会中，正常状态下的劳动与个人的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即在真实的生活实景中，个人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个人必须迫使自己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从事大量的劳动。而在很多情形下，即使个人付出了极大地辛劳，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劳动成为了支配个人的强大动力，个人沦为了社会生产系统中物化的一生产工具。本应为人支配、为人服务的劳动此时却支配着人、让人成为了它的奴隶。

由上述内容可知，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的奴役，使人成为了异化的工具。对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例，对其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分析到：在劳动分工促使生产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却并未随之发生变化。具体如下：劳动分工促使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的逐渐分离，这极大地利于货物和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推促着生产力迅猛的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并未改变。所以，在劳动分工促进生产迅猛发展的形态下，只有少部分的生产资料私有者才真正享受到了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实惠，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的物质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而对于被排除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唯独拥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满足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恰是无产者的这部分劳动力，成为了资本家一切利润的来源。所以，资本家自然而然的通过雇佣关系让无产者为他们生产，而他们则依照自己唯利是图的本性极力的压榨无产者身上的剩余价值。这种劳资关系促成了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对立，无产

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被异化的生产工具。归结起来就是：劳动分工促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推促着绝大多数的无产者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异化的工具。而在这之间，蕴含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的激化将会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消除劳动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将随之呈现。

从马克思的劳动观理解其劳动分工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些根本看法是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一观点的关键。为此，以下笔者归纳了马克思对劳动的两点看法，并试图从这两点看法中理解劳动分工使人异化这个观点。

一、如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归纳的这样，马克思认为劳动应该是使人成为全能的人、而不是专业化的人。全能的人指个人只把劳动当做生活的一小部分，个人在自由支配劳动的状态下通过劳动获得生存所需物质资料的同时，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身的其他特性、例如高尚的精神追求等。专业化的个人是指在个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劳动支配着个人而非个人支配着劳动，个人被束缚在劳动之上，无法去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其他个性。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个看法使得他在观察以往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时，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疲于奔命时，他自然就把这些形态下的个人看成是专业化的、被异化的个人。由此也就得出了在阶级社会，劳动分工只会使人异化。

二、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带着这种观点，马克思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一段时间内的创造出的价值用于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后一段时间内创造出的价值是剩余价值。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剩余价值本应为劳动者所合法拥有，但事实上这部分价值却被资本家通过虚假的雇佣关系而无偿占有。由此，马克思也对资本进行了分析。他把资本分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不变成本指机器、厂房等物质化的固定化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变成本并不创造价值，资本家资本的增长来源于对可变成本的利用。所以，按照劳动创造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本应归劳动者所有的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窃取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而资本家出于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极力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成为了被异化的工具。

对马克思劳动观和劳动分工论的反思

通过对上述可知，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两种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以上两点看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上述关于劳动的两点看法其实也是存在缺陷的。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这种缺陷，并由此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使人异化、阶级对立、共产主义将消灭劳动分工等观点进行再思考。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绝大多数人的无产者确实是成为了资本家剥削的工具，这些无产者也的确是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没有。他们就是被异化了的工具，无法成为马克思眼中的全能的人。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用专业化的人和全能化的人来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准确的。但马克思的缺陷在于，他认为可以用改造

社会的方式来消解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之间的差别，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能化的个人。例如，他论述到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都能成为全面自由的人，劳动变成了个人的一种享受。

但事实却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不可避免的承担者专业化的个人和全能化的个人双重倾向。如贡斯当对古代人和现代人的生活进行比较而得出的分析这样，现代人十分注重世俗生活。也如托克维尔论证到的，在一个日渐民主的历史潮流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现代人生活的强大动力。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适度的优良生活，必须在劳动分工中承担某项特殊的生产职能，亦即成为一个带有专业化倾向的个人。而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没有任何人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物质财富的生产中去。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论述的这样，现代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兼备消费性和娱乐性的社会。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当个人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就会利用一定的物质财富去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由此也就可知，现代人也带有成为全能化个人的倾向。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个人兼备者专业化个人和全能化个人的两种倾向。在落实到具体的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时，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强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弱些；也有可能是个人专业化的倾向弱些、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强些。具体出现哪种可能性的状态，这和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多种因素相关。但可以断定的是，不可能消除个人专业化倾向和全能化个人的倾向，更不能绝对的判定某一低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只能是专业化的个人、而某一高级的社会形态下个人将成为单一的全能化的人。所以不管在何种形态下的社会，专业化个人倾向和全能化个人倾向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由此，二者是不可能被绝对化的，二者之间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

由此也就可知，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带有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他们的确成为了异化的工具。但这种状况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身上强烈的专业化个人倾向会慢慢变弱；而全能化的个人倾向却会逐渐增强。事实上也证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政治系统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工作的负担减轻了、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时间去发展全面的自己。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错误的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状况当成了自始自终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可能会遭遇的生存状态。他由此也就绝对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异化状况，绝对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绝对化了共产主义给予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总而言之，马克思分析问题视角的短视导致了他得出的一系列结论都发生了偏差。

二、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论是他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根基。为了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妨假设在原始状态下有一块未开垦的沃土，如果个人依靠自己单纯的体力在这块土地上播种粮食、收获粮食，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粮食是他个人劳动创造出的价值。需要强调的，个人单纯的依靠体力是指个人不借助任何其他形式的劳动工具，仅凭四肢劳作。所以劳动创造出价值论在以上这种特定状态下是说得通的。但在依靠科技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否还行得通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论述了马克思这种价值观的破产。他解释到：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形成实际上遵循的是边际递增或递减的规律。例如生产某项价值需要A、B、C三种要素，在其中任何两种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元素的增减都会对价值产生变化。所以在现代生产中，多种要素都可能成为价值的来源，劳动只是价值的某一来源，而非马克思所认为的唯一。

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他据此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马克思曾分析过，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比率将会提高，而这也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降低、将有更多的人会失业。但事实上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革新，资本家的利润率得到了提高，工人在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反而有更多的就

业机会。这都充分的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本家并不是全靠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对立说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景。

以上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为何会认为劳动分工会造成人的异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一方面阐明了笔者本人对马克思这些观点的反思。现在还需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即劳动分工真的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予以消除吗？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分化组成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大的社会实体中，都被分化成细小的部分 ；它们在共同的集体意识的组合下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为此，涂尔干还从社会量、物质的量和精神的量这三个要素分析了社会分工为何会产生。笔者个人是赞同涂尔干的这些观点的。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精细，而绝不可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社会分工会被消灭。即使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虽然带有统治性的国家消失了，只剩下单独存在的社会。但事实上社会的管理客观上也要求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其实也是一种分工。而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人天赋的不同，肯定也会有体力和脑力的分工。而笔者也无法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所以对于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言，由分工所形成的阶层、阶级必定是多样的。对待这些由分工所造成的群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强化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来达到群体的共存共荣，而非强化彼此之间的矛盾、用暴力的手段消灭对方。所以分工不可能消灭，由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消灭分工的论调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