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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论人与社会的本质

Impressing after Reading 《The German Ideology》：Theory on

Nature of Man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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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唯物史观 生产力 生产方式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论人与社会的本质简介：《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作于1845-1846年间。在这本著作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论人与社会的本质正文：《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论人与社会的本质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作于1845-1846年间。在这本著作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该书虽然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但重温这部经典文献，仍获益匪浅，感受到了它重要的启迪意义。

分析书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对于其历史出发点的看法，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的指出了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的观点。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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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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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后，引起了我对人的本质的一些思考，首先，“感性的活动”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得以存在的方式，马克思首先注意到，人的第一个存在对象是自然，因此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样，自然只是在以人为存在对象时，它才从它的最高产物因而也是最新对象那里获得了“人的自然”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在于人与自然的互为对象性，而人与自然同一性的生动不已的关系却在于主体的人的对象化和客体的自然的“人化”。所以，没有主体的人的对象活动，没有自然界的“人化”，或者说没有“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没有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自己的存在。同时，马克思注意到，人的这种“生产生活”是在“需要”和“满足”这一链条、开放、互生的关系中持续不断地展开的。这一展开，一方面使作为人的存在的对象的自然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也使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日益成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的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这种生产实践的不断展开是人类整个历史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必须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一种需要得到了满足，又由这种满足和生产活动引发新的需要。“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就是这样以自然为对象存在，在“感性的活动”作用下，循着“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运动，不断提升和丰富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只不过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在时间中的一种展开。

第二，“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全部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结构，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境遇或人的生命活动的现实。《形态》中，马克思这样概括自己的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自己历史观的这一概括，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整体揭示，以及对这一整体境遇中人的各种生存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描述。马克思还进一步地指证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1)意识形态是世俗基础本身分裂的结果。(2)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意识形态具有思辨目的论和抽象普遍的形式。(4)意识形态总是歪曲颠倒现实的关系。正是意识形态的这些特点，它实际地透露了现实世界中人的不同生存状态。所以，马克思又指出，对意识形态必须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从理论上说，不揭示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秘密，就不能去除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况的歪曲和对自身的掩蔽。从实践方面说，既然意识形态是从现实生活本身的分裂，是从内部对立的人的生存状态中产生的，那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意味着实际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意味着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其目标指向的是理想的人的生存状态。

最后，“有个性的个人”和“真实的集体”是人倾向于未来的最佳生存状态。《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偶然的个人”和“虚幻的集体”这样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人的生活进展，“异化”现象终究会得到“扬弃”，而“偶然的个人”和“虚幻的集体”也将最终为“有个性的个人”和“真实的集体”所替代。这是“感性活动”的主体的价值取向，也是历史运动本身的逻辑必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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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这种价值的认定和逻辑必然的揭示，其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在人的对象性的现实关系中可能得到的解放。通过对《形态》整个思想的阐释，我们看到，当马克思把“感性的活动”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并循着把“历史”理解为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时；当马克思把“有个性的个人”和“真实的集体”作为“人类解放”的一种终极可能和最佳生存样态时；当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全新世界和关系的获得不是一个理论或伦理问题，它的现实性在于处在非人的生存境遇的人对既在世界和关系的实践地扬弃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实际地道出了人的存在的秘密。无怪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这样评价道：“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疑的是，一种对有世界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作为一位当代哲学家，他对人的存在的澄明，是在新的存在论哲学基地上，通过去除理性形而上学，洞穿意识形态的虚幻，着意于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返回“存在本身”，而通达“存在之真理”的。因而，任何站在近代哲学视域中去读解马克思，都只可能造成对马克思学说真实意义的“遗忘”。

理解了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进行了如下的思考：

首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应当是人，但这种人不是任意想象的、抽象化的人，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特别指明了“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创造历史活动的人。联系到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若从“现实的人”出发，就会把今天的十几亿中国人正在想什么、正在干什么、正在追求什么，作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就会真正懂得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了解国情、分析国情、把握国情”的深刻道理所在。

其次，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头足倒置，用范畴和意识来演绎现实人的存在和生活。实际上，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总是不断地把生活实践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新的生活实践会不顾原来的思想意识而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突破原有的观念，依据社会生活的新经验，不断地发展理论。

再次，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贫穷的普遍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着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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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使中国的贫穷现象有了根本改观，这一切恰恰来自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现实人的普遍交往，可以带来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转变。两位导师认为，古代的落后民族由于受到狭隘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制约，人与人的交往只是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其生存空间只能是狭隘的地域性存在。近代社会随着人的普遍交往的扩大，欧洲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高涨，地域性市场逐渐向世界市场过渡，“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狭隘地域性的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世界历史的眼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交往和社会开放意识，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就很可能停滞在落后、封闭、狭隘的社会生存空间中，我们民族历史的发展就永远达不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新道路，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著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阅读完这本著作，我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下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联系我国发展实际，我充实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加的了解自己，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加理解和相信祖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篇：《语言论》读后感

《语言论》读后感

《语言论》是爱德华·萨丕尔的一部代表作。全书共分11章，主要论述语言的性质、形式、结构、演变以及它跟思维、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萨丕尔作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显然对“什么是语言”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全书的第一章就阐述了其对于语言本质的看法。

对于语言，我们太过熟悉，正因为如此，对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容易。首先，萨丕尔将走路与说话进行比较，以此来说明“语言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论》第４页）。在这里，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功能，即将语言的本质属性放到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考虑，加强了言语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也是萨丕尔作为人类学家与众不同的着眼点。作者认为更改一个人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全能够改变这个人的言语，他的言语的形成有赖于周围人们的言语，“正象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习俗、艺术都有差别一样”，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参杂了大量的人的因素，以及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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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语言的“非本能性”，作者又将语言中的象声词和感叹词抽出来进一步说明语言是“人脑的创作，想象力的发展”（第7页）。这个观点当然无可厚非，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将象声词定位在对于自然声音的“摹拟”上，象声词，顾名思义，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它是对自然界固有声音的模仿；但是作者认为感叹词同样也是“自然声音的习俗的定型”（第５页），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说我们惯用的感叹词，例如：“啊”，“噢”，“哇”等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那么它们又是对自然界中哪些声音的模仿呐？不能否认感叹词的来源与其他语言成分一样来自于自然所启发的、人脑的创作，但既然肯定了其与自然声音的联系，我认为为了确保论证的严密，就应该加上相关的例证，使得结论更加的可信。

在说明了语言不是什么之后，作者为语言下了一个可用的定义：“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这个定义概括了前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两种观点，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从文中可以发现，萨丕尔并不否认心理—物理基础对于语言的必需性，但是，他认为，语言的研究决不是对于作为语言基础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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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而应当是讨论语言——“这个任意性符号系统的功能和形式”。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把习惯的、自觉发出的声音（或是声音的等价物）分派到各种经验成分上去”（第10页）。萨丕尔还特别点明，这里的“经验”并不是各个的、个别的经验，而是人们所共有的简化了的抽象出来的概念符号，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思维”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框架内，萨丕尔开始着手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者认为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的。思维活动，尤其是抽象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不能离开语言而单独进行。乍一看这一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观念是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的”，但细究一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并不总与概念有关，一个个单个概念的联合可能并不具有概念的意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为个别印象所占据的东西，在更高的水平面上，譬如焦点中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它仍然和意识的内在内容平行。因此，从语言的观点发出，按照萨丕尔德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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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第13页）。

作者将语言界定在符号的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的思维的外表，认为思维将语言的内容精炼的解释了之后，便能从语言中看出思维。因此语言决不是“贴在了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在这一层面上，萨丕尔区分了语言与思维。

对于语言与思维，作者还认为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语言的成长要充分依赖思维的发展，当原有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人类的思维时，人们便借助想象等方法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语言成分。另一方面，思维的运作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或者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运用才有存在的意义，当人脑在进行想象或推理的时候，就已经默默念出了一连串的语言成分。萨丕尔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道明了语言与思维的这种相互作用：“工具使产品成为可能，产品又改良了工具”（第15页）。

作者对于语言与思维的论述看似十分辨证，与马克思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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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语言决定思维”的片面强调，以及对“语言先于思维”的强烈暗示。萨丕尔说：“正象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作者本人颇以为许多人觉得能不用语言来思想，甚至推理，只是一种错觉”（第14页）。在第一章文末，作者甚至明确地表示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这无疑脱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带上了作者鲜明的个人印记。

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是什么”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类学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为我们在课程讲义之外，明晰语言的本质打开了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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