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作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坚持社会契约，建立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反对专制与暴政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王国”的先进主张。《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强调公众意志的思想为现代的民主制度铺下了基石，对后来欧洲各国彻底废除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思想指导作用。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分别阐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力、政府及其运作方式、还有对几种社会组织的讨论。

第一卷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社会制度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并非自然的权利，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 社会契约的本质即是公共的意志。“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由卢梭的主张，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每一个成员都把自身以及其他所有的权利交给整个社会，每一个成员不再强调他个人的权利，而强调所谓的主权体的权利，在个人彼此将自己奉献给其他人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有别于自然状态下的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卢梭由“缔结的盟约”形成联合整体的理论方式抽象地阐述了“城邦”“共和国”“国家”“主权体”以及“人民”“公民”等概念，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否定了奴役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分析论述“第一占有者的权利”（“第一占有者对任何一块土地的权利的符合条件：一、土地尚无人居住；二、所占土地不超过生存所需；三、占有土地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与耕耘”）相比“强者的权利”强调的尊重别人的非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及“第一占有者权利”与息息相关的生活、土地、劳动之间紧密的关系。另外，他还提到，“社会契约不会摧毁自然的平等关系，相反，它还会以道德及法律规定的平等取代上天可能给人类造成的任何生理的不平等。”“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失去的是其自然的自由，以及他们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的绝对的权利；通过社会契约，他们得到的是文明的自由以及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务的法定权。” 卢梭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自然的自由，他认为道德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论奴役的章节中，卢梭由家庭到民族、国家的层次阐明了他尊重人的自由之身、反对奴役的观点，“一个人放弃了自由，就等于放弃了人格，放弃了作为人的权利，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就不可能再有补救之药了。这种放弃是违背人的天性的；若是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一个人的行为就完全没有道德意义了。”他通过契约论确立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原理，他认为平等的自由主义应被看成是政治运作的法则而不是道德乌托邦。这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启蒙运动中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卷论述了主权体被放弃与分割的荒谬性，卢梭引用了日本江湖术士的街头魔术作为比喻抨击主权体被分割肢解后又被拼集起来的荒谬滑稽来讽刺那些为君主剥削人民权利，分割主权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主权权力的局限性，主权的行为是合法的约定、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对众人都是平等的，目的是为了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它带来的公义概念，全都源自于每个人对自身的关爱，也源自于人的本性。公众意志要做到有名有实，其宗旨和实质都必须是为了公众，必须做到来自公众又为公众服务。”）同时，虽然公共意志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推理出立法者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卢梭还在此处强调立法者作为指导者其权力应该被架

空以分权来保证公众意志不会被少数人转化为个人意志。（“立法是一种特殊的、崇高的职责，与统治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治人者不该立法，立法者不该治人。”）这种分权的理念与后来被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广泛运用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如出一辙，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以前，西方的君主及东方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都集合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现代的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则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这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正是来源于卢梭以及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的民主政治思想。在论立法体系中卢梭归纳道，每一法律体系努力的目标不外乎两个重点——自由和平等。强调自由，是因为个体受到限制就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大大削弱；强调平等，则是由于没有平等，亦无自由可言。他认为权力不能演变为暴力，必须通过权威机构和法律形式权力。同时他也提出各个民族需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制定只适合于自己的法律，“使自然关系和法律在方方面面都达到和谐统一，使法律看上去仅仅是在保障、辅助和改善自然关系，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牢固和持久。”

第三卷阐述的是政府及其运作方式。卢梭在第三章中概括，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卢梭理解下的民主制需要公民具备勇气和忠诚，他还引用一位总督在波兰会议中说过的话“我宁要动荡的自由，也不要平静的奴役。”“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而贵族制具有将主权体与政府分开以及选举行政官的长处。由智者统治民众，并确保他们的统治是为了公益而非私立，那这就是最合理最自然的方式了。当然贵族制包含着某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应该让功德成为比财富更重要的资格。在对君主制的叙述中，卢梭对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地讽刺，自人类发展史看来，君主制是迟早会随着社会发展被唾弃与淘汰的，此处就不多加引用与评论。在实际中，单一形式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的形式是混合的，通过这种混合的形式在其中寻求制度的平衡点。

第四卷讨论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选举方式以及各种选举方式对后世的价值所在。卢梭并没有单一阐述政治制度而是综合性地考虑了在当时具有很大权威性的宗教势力，在前面论立法者的论述中他也提到，“各国的缔造者无不求助于神力，将自己的智慧归结为神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会觉得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就像遵守自然法则一样。”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社会契约论》中用其独到而富有逻辑性与说服力的言论阐述了其社会契约理论并从法律、立法、公民、政治制度与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详尽而富有预示性地描述他对社会政治发展看法与见解。《社会契约论》是第一个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的，另外卢梭先进的思想树立了雅各宾派的旗帜，而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为后世象征性、革命性地资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为人类社会阶段性重大思想及政治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第二篇：政府论读书报告

《政府论》读书报告

一、背景简介

《政府论》，出版于1690年,是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著作。其作者约翰·洛克，生于1632年8月29日，英国哲学家，卒于1704年10月28日，终生未娶。他开创了经验主义，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哲学家， 他的政治理念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它的西方国家。

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宣告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经过了从1642到1649年的流血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于1649年宣布英国为共和国。不久，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克伦威尔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从1649年到1660年，由于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权背弃了革命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士不断地起义，农民革命运动也在增长。财政危机到了1659年已经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利用封建王朝的势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但复辟后的封建政权却恢复了旧选举和旧选区制度，从而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大土地主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詹姆士二世1685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措施，加深了对人民的奴役和迫害，因而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新的反抗浪潮。 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之外，几乎每一阶级都有他们的政治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人的主理论，形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极其激烈的争论。分别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思想家密尔顿阐释自然法，宣传人权和自由；以及为王权辩护的主要是菲尔麦。

这样，不但1688年两个阶级妥协后所奠定的资产阶级议会的统治需要一项理论的说明，而且几十年来政治思想上的论战也亟需一次廓清和总结。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政府论》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它解释了一种世俗的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的主张，提出分权说和议会权力至上；主张国王在议会之下的立宪君主制，反对君主制。直率提出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洛克的个人权利不可转让，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分权和议会政体，以及法制这些原则，不仅成了英国政体的基础，而且也成了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基础。《政府论》的思想对北美殖民地革命有直接影响。美国革命的先驱杰斐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都曾求助于这本著作。合众国宪法中的许多原则，体现了这本书中的原则主张。人们通常认为，三权分立学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贡献，但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应当说，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在洛克的分权说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而成的。他的社会契约论也同洛克的契约说有思想上的联系。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洛克的哲学成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基础。

二、感兴趣内容及观点（财产与劳动财产权）

财产这一概念在洛克全书的体系中的地位至为重要，也可以说是全书的宗旨所在。这一点从全书的布局上也显而易见，它共有27个小节，仅次于第八章“政治社会的起源”的28个小节（就中译本的篇幅，它的16页也仅次于第八章的18页）。

需要强调的是，洛克并未始终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财产这一概念。在“论财产”这一章里，他是就通常意义上使用的；但在有的地方，他又将之作为一个广义的

概念而使用，即指“人们在他们的身心和物质方面的财产”，具体则包括“生命、特权和地产”。但无论如何，即便通常意义上的财产也不能不说是他所构建的公民社会的核心目的之一。

洛克假定，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那么这里人类所共有的“世界”是否就是指“财产”呢？不是的。在洛克看来，它是“土地和其中的一切”，不过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而已。对于还没有“脱离自然所安置的状态”的这些物品，洛克从未用“财产”这一概念加以描述。可见，人类最初所共有的并非“财产”，而是“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

可见，最初的世界本是“普遍的无财产状态”，惟有当一个人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通过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时，才产生了“财产”——一个专属于这个人的财产。为什么劳动会有这么大的功效呢？因为，尽管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是由全人类共有的，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排斥其他任何人的所有权，而劳动和双手所从事的工作是个人身体的延伸，身体既是他的，其延伸也自然是他的——“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

与此同时产生的还有附在这个“财产”上的“财产权”——一个同样专属于这个人的财产权。“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在最初，只要有人愿意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与财产权”。“对于它能以他的劳动予以影响的一切东西，他都享有财产权；凡是他的勤劳所及，以改变自然使其所处原来状态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他的。” “劳动在万物之母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洛克的财产权是一种“劳动财产权”。

要注意的是，在自然状态下，劳动使得自然物品所脱离的状态是共同状态，其劳动对象是“自然所供应给大家的那些好东西”[33]，此时可以说“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是同等地属于所有的人的。”[34]；劳动能在其所及的范围内确立财产权，是以劳动对象处于全人类范围的共有状态为前提的。一旦劳动对象不再处于共有状态，劳动将不再具有单独确立财产权的效力。当人类的某一部分进入公民社会后，“那些好东西”就被相对地被限定到了这个共同体范围内，此时共同体外的人便不能通过其劳动主张财产权了。比如英国的公有土地仅是对英国的共有财产，对此共同体外的人来说则是不可侵犯的。“这是契约、即国家的法律留给公有的，是不可侵犯的。”

洛克提到：“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有的情况下”，“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也就是说当自然给予了每个人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其劳动获得排他的财产所有权。从这个角度，可以将洛克的“这种原始宣告理解为对机会平等的诉求”，也即对机会均等原则的宣告。而这一点对于洛克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无疑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机会均等，资本的发展对社会其余部分的发展就不构成障碍，也就没有必要限制它的发展了。

那么，劳动财产权是否意味着财产将因劳动多少而就有多少呢？洛克给予了一个辩证的答案：“财产的幅度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而很好地规定的。”前者是财产的积极范围，即有多少劳动就应有多少财产；后者则是财产的消极范围，财产的主张应限于生活所需。最终现实的财产范围就是二者的交集。所以，洛克说：“我以为可以很容易而任何困难地看出，劳动最初如何能在自然的共有物中开始确立财产权，以及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消费财产这一点

又如何限制了财产权”。

洛克是通过其“腐烂规则”而最终诉诸自然法则来论证他对财产的消极限制的。“超过他的政党财产的范围与否，不在于他占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一无用处地毁坏掉。” “如果它们在他手里为净适当利用即告毁坏；在他未能消费以前果子腐烂或者鹿肉败坏，他就违反了自然的共同法则，就会受到惩处；他侵犯了他的邻人的应享部分，因为当这些东西超过他的必要用途和可能提供给他的生活需要的限度时，他就不再享有权利。”

但是，这一限制显然与洛克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相悖，于是他又提出了货币的作用，从而通过货币突破了“腐烂规则”限制。“货币的使用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这是一种人们可以保存而不至于损坏的东西，他们基于相互同意，用它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败坏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作为个人就可以通过保存不易毁坏掉的货币来实现不断扩大财产的机会——最终导向了资本主义的积累。

洛克还提到：“每人都有能使用多少就拥有多少的权利”。“能使用多少（x）就拥有多少（x）”这一论断必须以x是充足的为前提。所以，这里其实暗含了他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是以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条件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是相对于在人类社会初期少量的人口，这一论断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洛克又何以说“世界现在似乎有人满为患，但是同样的限度仍可被采用而不损及任何人。” 这个矛盾其实正好可以通过上文提及的积累来解决。“只要一个人在他邻人中间发现可以用作货币和具有货币价值的东西，你将看到这同一个人立即开始扩大他的地产。”扩大地产的手段就是劳动，而劳动所能创造的产品要远远多于自然所提供的东西。当财富的增加不再因“腐烂规则”而受限时，资源的有限性至少也获得了相对地突破。

通过以上阐述，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已得到较全面的展现。可是，这种劳动财产权必然会由于 “不同程度的勤劳”而导致人们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即带来了财产的不平等。尽管这种建基于机会平等上的财产不平等是劳动财产权理论的当然逻辑结果，但是在没有拥有权力的共同裁判者的自然状态下，这种权利的保障将不再稳固。“自然的主权已解体，人们不得不自己指定并实施新形式的规章去取而代之。保护自己财产的欲望迫使人们很快地进入社会状态。”

总之《，政府论》下篇中所阐述的关于政府的性质、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运行原则和政府权力结构的观点和思想,对人类现代民主政府的构建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洛克的政府理论与政府原则仍然是现代民主政府建立和运行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