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于1762年写成。其中的平等自由、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进而也给世界范围内寻求真理幸福的人们送去了福音。也许今天的我们已经对“自由”、“平等”、“人民主权”、“公共利益”这些概念耳熟能详甚至是不以为然，但对于18世纪饱受饱受君主、贵族和教士重重压迫的人民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无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猛然觉醒，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追求平等民主，反抗王权暴政时代洪潮之中。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卢梭的代表著作《社会契约论》被视为西方资本阶级革命的福音书，而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对卢梭则有这样的评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则开始了一个时代。”
《社会契约论》全书共四卷，其本是“一部长篇著作的摘要”。这部长篇著作系作者原计划写的《政治制度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卢梭就抽出了其中部分他认为还有些价值的篇章形成本书，其余则付之一炬。其中，第一卷主要探讨了人类是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及公约（社会契约）的在这一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第二卷主要论述了如为主权及其运行；第三、四卷主要讨论了政府形式的构建（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和若干社会组织的作用。
针对这四个紧密相连的主题，卢梭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开篇时，卢梭就着重指出：“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其驳斥了有关权威的几种错误理论，并进而提出：“要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得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第二卷中，卢梭阐明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绝对不可侵犯的。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是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保证。”继而卢梭论述了有关法律和立法者的问题：“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调节。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
进而卢梭分析了各种政府组织形式并提出了自己认为的好政府的标准。最后就选举、宗教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不同于霍布斯强调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的契约说，即人民与君主订立契约，把所有权利让渡给他，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成为十足的集权者；也不同于洛克的为君主立宪制服务的契约学说，在此契约中，人民只是让渡一部分惩罚不公正之事的权利交给君主，君主或国王只不过是一个“仲裁者”，如果他行事不公正的话，人们可以反对他。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身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由于社会契约丧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但却收获了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卢梭认为政治社会之所以取代自然状态，是由于一系列最堪瞩目的变化导致。人们在自然状态中遇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于是正义代替了本能，行动具有了空前的道德性；义务的呼唤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
欲。人们不得不订立一种契约，通过它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而该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在论述其成立具体方式，卢梭提到三个方面：第一转让，如此才可以做到对于所有的人的条件是同等的；第二，毫无保留地转让，这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如果一些人转让全部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只转让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会或者国家变成另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第三，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人们可以从社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并增加社会的力量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
卢梭虽然赞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但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基于契约的政治社会，从而复归自由平等的人性。
的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无论是美利坚合众国精心构架的三权分立还是法兰西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社会契约论的光辉身影。但这却并不能掩盖其理论自身的缺陷。“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这或许可以看做是一种为了论证需要而进行的必要厘清，但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于现实的解释说服力，因此不断地有人对其提出挑战。其自身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
一、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先验的。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其推导的前提是正确真实的。
首先，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或许应该认为“生而自由平等”这一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进步，是人类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现实的世界里，人的自由和平等至今仍是我们难以企及但依旧抗争奋斗的目标。
其次，所谓绝境的出现导致国家的形成也难于证明。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组成一个国家（团体）就成为了人类自救的唯一途径呢？所谓人类诞生之初真的是自然松散状态吗？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灵长类动物（我们祖宗的同宗）都是以固定、严密的组织形式生存在这个星球上。那么从原始组织到政治国家的转变究竟动因何在？
就此而言，卢梭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虽然在逻辑上严密，但并不能弥补他前提的可能性错误的不足。因此我们无法完全相信一个建立在虚幻假设之上仅仅是内部圆满的理论。
二、卢梭对于公意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人权保护。
公意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卢梭在该书中曾多次提及公意，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将它和众益进行了区分。二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注重公共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后者注重私人利益，简单地将个人意志相加。卢梭认为，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永远是公正的，同时其又是不可摧毁、稳固不变的。
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毫无疑问，卢梭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虽然卢梭建构的公意学说体系较为完备，但确显得过于抽象。公意表面看来是对民主的肯定，实则未必如此。现实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卢梭对于公意的前提假设无法得到满足，甚至是完全违背现今各国的政治现实的：“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如果一切都由公意决断，但对公意没有一个过滤和提炼的过程，公意很容易走向极端，从而演化为暴民政治，为极权政治留下了缺口。德国纳粹的阴霾以及苏俄大清洗的恐怖已经让人们对所有打着“人民”、“公共”旗帜的一切心怀戒意。
尽管存在着许多的空想思想和阶级偏见，但《社会契约论》全书依然闪耀着光辉的民主思想和辩证法因素。其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广大民众和革命先驱产生过重大思想影响。对于未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缺乏民主人权思想传统的我们而言，依旧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启迪意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全面把握。
第二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人民主权论
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有众多的学者论证过主权学说，而卢梭是人民主权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主权学说主要有四点：（1）主权至高无上，并属于人民,；（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能被代表；（4）主权不可转让。我主要就第一点主权至高无上并属于人民即人民主权学说进行分析。
卢梭也像霍布斯等人一样，假定人类曾经处于一个依据自然法和理性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需求的扩大，原来的各种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逐渐陷入了一个紧缺的状态，另外，自然界的各种诸如：洪水、火灾、猛兽等祸患也时刻威胁着每个自由、理性的个人。于是，人类为了生存，为了达到公共的幸福而达成一定的契约。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而实现这样的结合，就必需要体现和维护每个人的意志即公意。在他看来，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就是说，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当社会公约赋予政治共同体的支配其成员的绝对权力是处于公意的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在卢梭看来，主权只能是“公意的运用”，所以，主权者的行为也只能是人民的公共意志的表达，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的善。主权行为是人民的意愿的公正外化，人民的公意肯定是也只能是主权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卢梭郑重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绝对性、至高无上性和不可侵犯性时，是辨正的、客观的阐述的，他指出：“主权权力虽然是完全绝对的、完全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却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且人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财富和自由。”
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主权是属于人民的并且只能属于人民。
二、政府是主权者委托的产物。三、人民拥有革命权。由这几方面可以看出，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比洛克、霍布斯等人都要激进，对于反抗对推翻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独裁王朝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法国大革命期间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缺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维护的是共同利益，但是他的公意是祛除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属性的，而这种超越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实际是不存在的，把公意变成了抽象虚幻的、超阶级的东西，同时也就不可能完全把握和理解主权和国家政治体的阶级性质⑤。其次，卢梭把代表公意的立法者神圣化、模糊化。在他看来，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需要的是这样的立法者：“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智慧；它与我们得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里，他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②可见，卢梭心目中的这个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是超越现实、超于社会之上的神明。
宗教同主权国家的关系
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为法国大革命及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他的其他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政治生活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下面我就其宗教思想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卢梭不否认宗教的价值，甚至他设想宗教可以成为促进人们道德高尚的法。 卢梭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对国家是有重要的关系的。但这种宗教的教条，却只有当它涉及到道德与责任的时候，才与国家及其成员有关。此外，每个人便都可以有他自己所喜欢的意见，而主权者对于他们的意见是不可能过问的。
其次，卢梭坚持信仰自由，要求宗教具有宽容的思想，如果人民因为不信仰某种教义而遭到惩罚，这就势必在主权力之外再有一个宗教的世俗权利同主权力抗衡。这样一来的话，主权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卢梭对宗教问题的论证就是要否定宗教对国家主权的控制。 总之，卢梭利用两方面的措施应对现实缺陷，一方面他继承古典政治思想的传统，视自然状态为人类最好的状态，不放弃公民宗教的慰藉。另一方面他用人民主权和公意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且人人自由的现世天国。卢梭的宗教思想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整个思维方式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讲，他的学说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