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亲子关系现状调查

发布时间：2010-04-12 09:17 文章来源： 作李银河 网络编辑:谢永利

调查样本情况

为了解近年来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

市家庭调查”课题组于20xx年6

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五个城市年龄在

每城市800户，五城市共4000户，

调查发现，二十多年来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化已成趋势。不过，大城市的家庭虽然已经极大地核心家庭化，但已婚子女与父母家庭往往住在同一城市，亲子关系的紧密程度非西方家庭可比。如果说西方家庭基本上是以夫妻轴为主的家庭，那么我们调查的这几个城市的核心家庭化，并没有使家庭从亲子轴为主完全转变为夫妻轴为主，而是一种夫妻轴与亲子轴并重的新模式，这一点从子女与父母的联络频率、居住距离以及大量的经济交往等可以得到验证。

■调查发现，平等模式成为亲子间的权力关系主要模式，如在选择配偶的决定权问题上，由本人决定而后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占六成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长辈与子辈之间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即统治关系，无平等可言。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有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城市家庭当中。此次调查设计了一组指标，用以度量亲子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其中选择配偶的决定权是家庭社会学经常使用的指标，因为选择配偶这样与个人生活幸福高度相关的问题，是统治模式和平等模式会发生激烈冲突的领域。

调查结果表明，在五城市家庭中，在选择配偶的决定权问题上，由本人决定而后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占六成；由本人决定但不须征求父母意见的接近两成；由本人与父母共同决定的超过一成；由父母决定而后征求本人意见的不到一成；还有

间相比，兰州是五城市中现代化程度最低的，其包办婚姻的比例最高，征求本人意见但还是由父母决定婚姻大事的比例也比较高。

■调查表明，亲子关系并没有发生松散的趋势，

按照现代化理论，伴随着以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关系向着以夫妻轴为主的家庭关系的转变，亲子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趋势，反而显得非常亲密。在调查对象与父母关系这一问题上，有近七成半的被访者回答是很亲密的；超过两成的人回答比较亲密；关系一般的近半成；较疏远和很疏远的只是个别人，在统计上几乎毫无意义。

从调查对象和父母的联络频率也可看出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总的看来，五城市的亲子联络频率是相当高的：有近三成的人几乎每天和父母联络；有近五成人每周联络一两次；有两成的人每月联络一两次；有不到一成人每年联络几次；基本不走动的是个别人，在统计上-10月期间，在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等五城市进20－4000人。最终获取样本总数为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80岁之间的市辖区居民，设计样本量为40132.4%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城市“五城4013人。 月户，近七成半的被访者认为与父母关系很亲密

可以忽略不计。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天和父母联络的26%的家庭并不都是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的只有12.3%。换言之，有13.7%的子女与父母虽然不住在一起，还能做到几乎每天联络。在不太看重亲子关系的西方社会，社会几乎已经完全核心家庭化，子女一旦结婚就脱离了父母的家庭，有的根本不住在一个城市，每周联络一两次是难以想象的。而在中国的这几个大城市中，每周与父母联络一两次的家庭占到一半。

■调查显示，传统的养老习俗已经开始受到了挑战，接近七成的城市人已经做好了靠自己的储蓄而不是靠子女养老的心理准备

在本项调查中，我们特意设计了人们对养老方式的观念问题，以期了解养老观念的状况及其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何安排年老不能自理的父母这个问题上，调查对象中有近七成回答是子女照料；有两成是子女出钱雇人照料。值得注意的是，只有8.8%的人选择了“如果父母愿意就送养老院”。这一方面表明送父母进养老院是多么不符合社会习俗的观念，从另一角度看，也反映出传统的养老习俗已经开始受到了挑战。五城市比较显示，杭州和广州人选择“如果父母愿意就送养老院”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城市，选择“父母自己雇人照料”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三个城市。应当说是城市发展程度、养老设施完善程度以及人们观念改变程度的反映。

本次调查还询问了调查对象在自己年老生活不能自理时将作怎样的安排，发现这一安排与对父母安排的回答差异巨大：只有不到三成的人选择让子女照料；自己雇人照料的有一成半；而选择进养老院的高达五成。设想要进养老院的比例如此之高，反映出人们认为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已经难以承担老有所养的功能。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目前中年以下的父母进入老年之际，“四二一”家庭会成为中国城市的主流模式，有一半的老年夫妇不可能与子女同住，不可能得到日常的照料，传统的由子女在家侍奉老人的家庭养老模式势必要改变。所以有接近七成的城市人已经做好了靠自己的储蓄而不是靠子女养老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都市化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也是城市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一个新局面。它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生活史中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作为社会变迁的结果（都市化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和原因（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其改变社会的实际意义和反映社会变迁的象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阅读延伸

家庭结构的四种类型

单亲家庭：父母中的一方与子女一起生活。

联合家庭：父母与多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或已婚同辈联合组成的家庭。

核心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家庭。

丁克家庭：不准备要孩子的夫妇组成的家庭。

第二篇：管窥中国当代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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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城市的家庭中，亲子关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关键的因素在于婚后新居制的出现。在人们（尤其是外文化研究者）的心目中，典型的中国大家庭应当是有一个大家长，下面有几“房”已经结婚生子的儿子，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其实，这种几代同堂的超大型家庭即使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只散见于社会上层的少量家庭中。到了现代，不要说几个已婚的儿子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已经绝迹，就连一个儿子和儿媳与父母同住的家庭比例也越来越小——这种现象的一个标志就是主干家庭比例下降，核心家庭比例上升。尽管如此，传统的亲情纽带却仍然维系着一个个社会的细胞——家庭。

亲子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缪勒利尔所描述的权威与屈从的亲子关系，向平等的情感关系转变；第二，亲子关系相对于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下降，退居第二位。以下的几个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这种变迁。

林联富家的亲的亲子关系是很有

代表性的，可以从中看出除了感情因素外，在亲子关系中还有哪些法律和伦理上的权利与义务。联富有三个儿子，老大小群、老二小震和老三小亮。老大和老三都已成家立业，不再让父母费心，但就像社会学统计资料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个家庭的几个孩子里，老二总是最不成功，最能惹是生非的。小震原来念书念得不错，上中学还是保送的。但是后来由

于谈恋爱失败，自信心大大受挫，

管 窥中国当代亲子关系

■ 李银河

半夜拿着刀子在女朋友回家的路上拦截人家。从此就开始了他那让父母家人心惊肉跳的日子。

小震开始小偷小摸，联富总是被学校找去领他犯了错误的老二。为此，父亲没少打他，可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一年，他终于因为溜门撬锁被判五年徒刑，并被开除公职。小震刑满释放后，为了他的生计和前途，父亲操碎了心。先从家里微薄的积蓄中挤出500元钱让他学调酒，学出来之后却找不到酒店愿意要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父亲拿出2600元让他学了司机，拿到驾照后，家里又投资两万元给他买了一辆旧卡车。可惜小震天生不是开车的材料，开车半年多时撞了一个小孩，好不容易花了一笔钱才私了这件事，小震又接二连三出事。不是跟别的车蹭了，就是跑长途让人骗了。最后，由于疲劳驾驶，终于出了大祸，小震的卡车与一辆大客车迎头相撞，造成车毁人重伤的惨剧。家里倾其所有，为他还了11万元的赔偿金。幸亏保险公司赔了9万元，不然，全家的积蓄

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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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赔光。

现在，联富要么完全不理小震，要么见到他就斥责他吃闲饭。他说，我管过他的事了，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呀，该做的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还能怎么着啊。的确，他已经做了“子债父还”这样的事，按说这已经完全是出于亲子之情的帮助了。从法律上说，儿子的债务父亲并没有责任来还的，也只有在中国的家庭中，父亲才认为自己有责任这样做。联富的工资不高，妻子没有工作，靠扫大街一分一分地攒。他家一般不吃肉，就吃粮食咸菜，从牙缝里攒的这点钱，拿出来为闯祸的儿子还债，其中的家庭文化和行为规范的底蕴，真是耐人寻味。

林宝清家的邓洪才从小被卖给别人家。19xx年洪才找到了亲生母亲和几个哥哥，对母亲特别好。他见母亲年迈，没有收入，常常瞒着老婆给母亲钱。母亲在亲子感情之外，对洪才还有着一份内疚之情，觉得从小把他卖给别人，对不起他。

洪才与母亲的亲子关系是这样，他与自己儿女的亲子关系也是这样。他是一个以儿孙的幸福为自己生活目的的人。他一生劳累，才58岁就因肝病去世了。大家都说他是生生累死的。他为了帮助两儿两女成家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自己平时却节俭得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长期以来吃不下饭都不去医院看，只是随便吃点药就算了。结果他一进医院就再没出来，仅18天就去世了。他的肝病已经到了肝坏死的程度还浑然不知，他对自己的身体忽视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他的生命全都是为儿女付出，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更谈不上自己的享受。

孩子们对洪才很在乎，一到

休息日，他们都会去洪才那里聚会，看望父母。每到洪才的生日，儿女们就会举家前去为父亲祝寿，他们给洪才买烟买酒，买各种礼物，孙辈们还会把写着歪七扭八的字的贺卡送给洪才。洪才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每当这时，他的两个哥哥联富和联强都羡慕他们家人丁兴旺。这种儿孙满堂的情景，在他们的家里是见不到的。

林宝章的小女儿兰英长住在父亲家里。其实，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有自己独立的家和独立的住房。他们的家都装修得比父亲的家还好。但是，80多岁高龄的父母需要有人照顾。宝章点名要小女儿兰英来与他同住，这是开了家庭会后决定的。虽然兰英的爱人为此不得不长期睡沙发，但为了照顾父亲，小两口感到义不容辞。女婿人特别好，他伺候老岳父的细心劲连儿子都做不到。比如，老人每天要吃苹果，他会把苹果削好，切成块，上面插好牙签。宝章老人说：对这个傻姑爷我特知足，他特别的忠厚老实。二哥树功对妹妹兰英说：“照顾父母本来应当是儿子的事，现在你伺候得好，我们都放心了。”兰英说：“有一本书，标题是《面对两个男人》，我想写一本《面对三个男人》，爸爸、丈夫和儿子。”

兰英有一次问儿子：你将来长大能对我们好吗？儿子哭了。兰英很诧异问：你怎么哭了？儿子说：你对爷爷奶奶那么好，我能对你们不好吗？兰英感到很欣慰。在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的行为规范就是在这种日常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树立的。

林惠芳家的亲子关系十分和谐，她说：“别人都说我好福气，我觉得这和我的努力分不开。老

人为什么奔？就是为儿女。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身体健康，将来自自然然地走了，不打扰孩子们。我对儿子说,你最大的幸福不是你有多少财产，而是你的父母身体健康。你的同事中是不是常有人接到这样的电话：父亲病了，母亲病了，你得请假去照顾他们。我给你们的最大支持就是我的身体健康。”

惠芳的女婿因车祸不幸去世，女儿搬回家来与她同住。她尽自己所能安慰女儿，照顾女儿。她说：“一个家和睦不和睦，母亲起最大的作用。我女婿出事后，女儿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就加倍理解她，尽量多干点活。我是母亲，还能干得动，为什么不多干一些呢？”

她的想法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她认为父母的人生目的就是儿女。这是颇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第二，她认定儿女必须以父母为其人生的目的。他个人的财富和生活质量都不能使他获得幸福。使他幸福或者说使他避免灾难的是父母的状况。这位母亲的亲子互为目的论是对中国文化中亲子关系的最好注解。

由于西方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familism 又译家庭至上主义）的社会，因此，在中国，即使是夫妻轴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亲子轴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的亲密度还是西方社会中的亲子关系所难以企及的。换言之，在中国，亲子关系拥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亲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伦理纽带甚至涉及人生目的的纽带都十分强韧；而西方的亲子关系其内涵相比之下要简单得多，亲子之间的关系纽带也要脆弱得多。

【责任编辑】代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