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8日召开的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中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力争“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倍增”。而此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即增长7%以上，达到10年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翻番，这也被不少学者解读为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
两个版本尽管在时间和增速上有所不同，但着眼点都是要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段内，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三个背景
有三个方面的背景，推动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一倍增计划。
背景一：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职工收入的裹足不前已成为诱发社会问题的要因。一方面是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速，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数据显示，2006~20xx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4%，同期财政收入增速则达21.48%，但过去5年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9.7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8.86%。剔除年均2.96%的物价上涨幅度，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仅为6.76%和5.9%。经济快速增长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改革分配制度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成为政府必须考虑的要素。
背景二：希望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通过工资倍增以缓解或稀释泡沫。目前中国经济备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但另一方面，在20xx年经济刺激政策指导下大上项目和基建造成的债务快速积累，两者的矛盾使得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在紧缩还是宽松方面投鼠忌器，缩手缩脚。出于对经济增长滑坡和金融风险的担忧，政府对于折中的通过提高职工工资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缓解通胀造成的民怨，一方面又希望资产泡沫能慢慢消除。从央行近期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央行对于利率工具的使用十分谨慎，担心过高利率会捅破资产泡沫和加大国有部门债务压力，以至于负利率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随着通胀压力愈来愈大，在通过发改委行政干预价格的同时，政府不得不希望通过提高居民名义收入以减缓通胀造成的社会压力。
背景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迫使中国将目光转向内需。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尽管短期内避免了经济的快速滑坡，但却造成两个更严重的后果：一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进一步被压缩；一是过度投资造成今后几年的产能过剩。因此局势造成了中国不得不通过提振内需消化过剩产能。
条件与挑战
从经济总量的增长和政府减负的潜力上，中国具备增加居民工资的经济实力。
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政府与劳动者的分配、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分配失衡问题制约着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中国沉重的个人和企业税赋如果能得到改革，将为增加劳动者工资提供客观上的保障。目前，中国17%的增值税严重制约了企业提高劳动力工资的能力，高额增值税的结果是把收入转移到了政府，从而削减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如果财税政策通过对民营中小企业实施大规模减税，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业投资功能和就业安置功能，则为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劳动者收入提供了政策支撑。
再次，中国在降低行政成本上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但是，从政治和经济管理架构上看，“倍增”计划短期内却不具备可行性。
首先，从工资增长机制上，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交织混合的特点，政府难以对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如同国企和政府机构那样提出强制要求。其次，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下，如果重新分割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的蛋糕，牵涉到庞大的政府体制改革问题，难度极大。再次，中国较高的宏观税负，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除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外，广大中小企业生存尚存在问题，不具备大幅增加工资的能力。最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体系，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劳动者工资缺乏生产效率提升上的保障。
国际分工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如果中国继续走世界工厂的路径，就必须走劳动者低收入的“比较优势”的路径，这条路径走得越久越难以实现转型。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分工，在中国成功实现产业链升级前，如果劳动者成本大幅提高，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向资本高回报和劳动低回报的洼地流动，外商投资会逐步萎缩。由于中国工业制造业盈利水平不高，且过多依赖于低廉的劳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工资翻番无异于纸上谈兵。
不公平的“倍增”更有害
首先，在部门分配差距未改善前，推行该计划将进一步加大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xx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20759元和37147元，同比分别增长14.1% 和13.5%。仅就平均水平来看，20xx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的 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
就同行业的工资水平来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差距更大，非私营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单位。以金融业为例，非私营单位20xx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80772元，而私营单位为31226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再如，同样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私营单位20xx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900 元，而非私营单位为39329元，后者为前者的4.4倍。
其次，由于分配制度的扭曲和政府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倍增”将加剧分配不公格局，甚至加剧阶层冲突。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政府行为，
没有什么难度。而数量更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就市，且以效益定收入，政府不能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预，故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的目的难以达成。
如果“职工工资增长翻番”最终异化为某一部分人的特权，而与广大企业职工无关，不但制度设计者的良好愿望便会落空，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
最后，长期而言，没有实质经济增长支撑的工资倍增只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
2月8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规划称，“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按此计算，未来5年内中国最低工资有望“倍增”，人均工资亦有望成倍提升。经过30年发展，中国是否已临近“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谓见仁见智。瑞穗综研的统计显示，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在提升。刚加入WTO的20xx年，中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9万日元，日本为454万日元，收入差距达28.5倍；但到了20xx年，中日GDP总量逆转，中国城市地区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45万日元，日本降至412万日元，收入差距缩至9.2倍。20xx年至20xx年，中国城市地区工资年增长率为13.8%，5年内正好增长了约一倍。不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万日元）与北京（78.6万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冲绳县（323万日元）、青森县（338万日元）之间仍差距明显。
单纯从收入水准上比较，中国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当时出现了“刘易斯拐点”。19xx年，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首相，上台后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增长计划目标为7.8%，但实际增长高达11.6%，国民收入年增长达11.5%，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xx年，日本GDP提前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19xx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从19xx年到19xx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维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写道，“这些成就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中日两国“似是而非”，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日本无疑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实践说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所谓的“中国梦”就将永远只是梦。在经济还持续高增长阶段，尤其是“国富民穷”、中央财政盈余过剩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本应主要由谁负担。如果将之过多转嫁给企业，大多竞争力不强、且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将雪上加霜，中国自主产业的培育将更加困难。对外企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将成为新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这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寻求规避这种风险。
进一步讲，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源于成功地实施了配套改革。除“收入倍增计划”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完善了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且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此后抗衡漫长经济停滞的力量。
中国急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
到20xx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xx年翻一番，首次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而备受关注。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同于以前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更不同于历史上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标，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衡、稳定、协调发展的综合计划。正确地理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角度来诠释和解读：
其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如果到20xx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比20xx年翻一番的目标，保守估计，那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80%以上，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要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就可以实现。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事实上，20xx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内需上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中国之前走的是投资拉动型的道路，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而投资长期维持在如此高的比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内需严重不足，近10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在20xx年降至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且将其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努力实现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重要嬗变。
其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不是仅仅靠GDP总量的翻番就可以实现，而是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同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可以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收入分配改革是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两翼”，缺一不可。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言，必须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又必须建立在改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加快城镇化的基础上。以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中国必须提升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但是，我国服务业在三产中的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因此，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改变中国的
收入结构。服务业以及“利润”比较高的产业比重的提升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够达到倍增的目标。
就此而言，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绝非一个简单的数字工程，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收入分配的逐渐均衡和城镇化的加速以及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真正步入现代化的战略性工程。如果预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尽管千呼万唤的工资条例难以出来，但党的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是，到20xx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xx年翻一番。
这就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它使“小康目标”变得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使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因此有人评论说，从十八大开始，民富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对此当然充满美好期待。
其实，对于收入倍增，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历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工资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电，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为节点，进行数字对比，大家都曾“倍增过”，而且是实实在在毫不掺水的倍增。只不过改革开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长没有跑过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烦恼。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永远的直升飞机式上升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经历了30年快速增长，中国航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亟待解决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积累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历某种艰涩阵痛，但这也是为了积蓄更多能量，让明天的发展步伐更快一点、收入增长更强劲一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十八大报告中对未来的描绘、所明确的下一步改革要点，其目标正指向民心热望之处，即让大家能够实现收入高增长，使工资涨幅能够跑过GDP增幅。
当然，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等来的，而是奋斗而来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只有亿万人凝心聚力按照十八大所描绘蓝图去奋进，经济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最终才会在更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战分秒、抢机遇、谋发展。
第二篇：我对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看法
江西中医药大学《形势与政策课》
课 程 论 文
学 生 姓 名 潘向阳
所 在 院 系 临床医学院
专 业 10中医文科1班
学 号 201001001073
成 绩
20xx年 04 月 13 日
1
我对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看法
[摘 要] 收入倍增计划,意在为人民谋福利,这样的规划离我们的生活貌似还很遥远,在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下,恐怕也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关键词] 收入倍增 购买力 先富 制度
[正 文]
十八大报告，据说是又感动了千千万万人。有的人，一会功夫哭了五次，也有人，拍巴掌拍得手都麻了，云云。如今你打开各大网站，关于十八大的跟帖，几乎百分百全是一片赞美，什么伟大啊，幸福啊，生活在这个国家真自豪之类，全是，几乎全是。唉，别的我都不想说，我只想说，干什么都是一边倒地赞美，而几乎没有另外的声音的国家，全世界还能有多少个？都是一些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因为什么声音会一边倒？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一个字，好？毛主席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分五类，地分五色。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本来是很正常、极自然的事情。然而呢，为什么偏偏我们这里就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允许出现一种声音呢？这种过于和谐的和谐，难道是正常的？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地不正常呢？
不说闲篇儿了。说正题。胡总在报告中，据说首次提出了国民收入增长倍增计划。好象说是要在20xx年（八年抗战的工夫），让咱们国家国民的收入，实现倍增，也就是翻番。很多人，当然要为此而欢欣鼓舞，看来，一些人激动得直哭，也不是完全地没有道理。也有些人提醒说，这个目标的实现，其实是极大难度的。因为这个倍增，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数字的倍增。比如，我现在挣五千，到那个时候我挣一万。不是这样的。因为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只需要印钞票，根本用不着到2112，也许明天就可以实现了。所以专家说，这个收入倍增，应该是扣除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等因素的。这样一来，我的理解就是，不光是我的收入要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而且是我的购买力，也要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这确实是叫人欢欣鼓舞的。说实话，我们国家的GDP，虽然目前已经是世界老二了，而且许多人，还认为用不了几年，我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老大。许多脑袋里缺了很多根弦的人，就虚妄地以为，GDP第一了，就各方面都世界第一了，就可以万邦来朝，对世界说不，甚至对世界发号施令了。其实这都是非常扯蛋、白痴的想法。中国现在GDP世界第二，多年以前，我们肯定不是老二，可能还很下游。但你说，我们真的就比那些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更“打腰”（东北话，有地位的意思），更说了算，更受人重视嘛？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说，怎么不受重视，你没看那么多国家，动不动都要管中国借钱，希望中国出手吗？问题是，现在人们都说，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阶段。他们遇到了危机，自然就会向那些暂时还没有遇到危机的国家，来寻求解决办法。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所谓的经济地位，是不是某种程度，是因为危机的衬托呢？一旦人家危机过去，那么，我们的经济地位还会不会保持目前的这种虚荣虚胖呢？我看还是很难说清楚的事情。更何况，一个国家的总体地位，是否体面有尊严，还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尤其不取决于经济总量。听说，中国在清朝的时候，GDP不但曾经总量第一，甚至连人均也 2
极其靠前。但那个GDP，有没有让全世界都敬畏我们呢？好象没有。反倒是，连荷兰这样的弹丸小国，都敢加入到侵略中国的阵营中来，来羞辱我们一把。所以说，一个真正强大、有尊严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国民，政治与经济上的富裕，而不是当官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富裕。其实，咱们国家，到20xx年即便真的实现了收入倍增，这个看起来很宏伟，也许很难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国民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能排老几呢？可以肯定地说，恐怕还是连中游都未必能算得上。而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总收入在世界，连中游都排不上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很难说得上有尊严。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理论很多人会否定，会不承认。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很现实地摆在那里。这叫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这一段的宗旨说，实现收入倍增，确实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富裕，就很难说，会有尊严。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足够的尊严，那么，其他谈起来，其实都非常困难。所以，虽然收入倍增，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但增总比不增好。
不过，坦白地说，我对这个收入倍增计划，还是很难产生信心。所以我提醒说，这会不会，又是一张画在纸上的大饼？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远的和近的教训，已经让我受够了。咱们这样的国家，总喜欢制定远景与近期规划，以此来鼓舞百姓。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这些规划与计划，化为泡影的多，真正实现的少。
从国家层面上讲，共和国甫一成立，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国民，多少年多少年，我们就可以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后来更加具体化了，叫赶英超美。据说毛老人家，还说过这样听起来很提气，给力的话。什么，听说你搞了社会主义，还有优越性，那么，多少多少年以后，你要是再不能赶英超美，那么，就要开出你的球籍。这话今天想来，根本就是一句屁话。因为，不赶英不超美，人家就要开出我们的球籍？谁会开出我们的球籍？一直到毛老人家死，我们和美英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急剧扩大。那么，有谁开除了我们的球籍呢？再往回来说，后来毛死了，赶英超美也不提了。再提说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什么时候实现小康之类。而实际上，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小康，到现在有没有实现，好象都很难说。
再说个人层面吧。比如说教师。几乎在近三十年前，国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承诺，几乎就是海誓山盟，指天画地，说是，要让教师这个职业，成为人人都眼红的职业。又说，起码要保证教师的收入，超出、最起码不低于公务员。此说法甚至还立了法，写进了《教师法》。然而喊了三十年，实际情况却是，三十年前，教师与公务员的收入，还真差不多。在我老家河南，教师甚至还真比公务员略高出一些。但教师法推行了近三十年，结果却是，现在我家那边的老师，比公务员的工资，低了近一千块钱。全国的情况，估计也都大同小异。在比如医生,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着就想读医,实际医生的工资高吗?当然一些灰色收入是要除外的,何况现在的医疗纠纷什么的,医生的人身安全也是一大问题!
看了时寒冰先生的分析文章。他说造成中国国民收入非常不近人意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想让国家先富起来以后，再反过来带动拉动老百姓 3
的富裕。西方发动国家，往往要拿出利润、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来给老百姓发工资。而据说统计结果，中国的情况，却往往是，连百分之五都未必能到。当然，时寒冰先生，对这种思路是否定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摒弃这种用国家的先富然后来推动百姓富裕的思路，他认为，起码应该让国家和百姓一起富裕。我一向欣赏时先生的观点，但对此，我和时先生有一点不同意见的是，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百姓收入偏低、增长迟缓的原因，不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思路，是让国家先富而让百姓后富。而是我认为，其实，西方国家的那些领导人，凡事都把老百姓摆在前头，而不管摆在后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就天生地多么高尚。而是因为，老百姓手中有选票，他们时刻面临着下台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如同进了贾府的林黛玉，不敢错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然而在我们这头，因为没有选票的压力，所以相对而言，老百姓的事，就可以只挂在嘴上，而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落实到行动上。而且，在主事时，决策上，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插嘴、置喙的地方，所以，什么事，用东北那边的一句脏话，叫吃屎你都赶不上热乎。结果就是，无论分配什么，就都是他们吃干，咱老百姓吃稀。他们拿多咱们拿少。这还得说是你遇到了仁慈的。要是赶倒霉，让你遇上那贪点的，我的妈啊，那你干脆就连跟毛都碰不着。什么都被他们纳为囊中之物。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来说去，还是要得有民主，要有制度保证。保括胡的这个工资倍增计划，听上去确实很美，可是，要是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八年以后，实现不了，到时候，我们找谁说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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