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一亿总中流”社会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3/06 作者：张可喜
二战后，日本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使日本社会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经过与要点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美国通过与日本结成“安保体系”而把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作为东亚的“反共防波堤”。日本广大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19xx年达到高潮，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计划、岸信介内阁辞职。
当时有学者提出，培育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他们要改革，不要革命；要平和，不要暴力。因此，也有人把这个阶级形容为“驯服的羔羊”。
政治家池田勇人的思想带有民主色彩。19xx年他就提出了“月薪倍增”主张。19xx年7月取代岸信介出任内阁首相后，池田勇人便接受下村治的经济发展理论，决定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代替此前的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日本社会由此从“政治季节”进入“经济季节”。这个计划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对日本经济和未来充满希望。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2月27日在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其中说：“必须以迅速实现国民总产值倍增，通过增加就业达到完全就
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特别要努力缩小存在于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收入阶层之间在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实现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均衡发展”。因此，在经济政策上，该计划把“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的现代化”、“促进后进地区的开发”、“推进产业的合理布局和重新研究公共投资的地区分配”等作为重点。
这项计划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十年（1961—1970）间，国民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8.8%，国民收入的年增加幅度达到7.8%，国民总产值从19xx年的13.6万亿日元增加到19xx年的26万亿日元。 这一计划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竞争力以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因此，强调要实行强有力的振兴出口措施与增加观光、海运及贸易外收入的措施，即继续推进“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工资提高得最快
受益于低汇率、低物价（工业原材料）、低油价等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加之日本国民的勤奋劳动、企业大力采用新技术，实际上，国民总产值只用了6年，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只用了7年，就提前实现了这个“倍增计划”。
到19xx年，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达到的水平如下：国民总产值为40.5812万亿日元（原定目标为26万亿日元），增加了2倍以上，年增长率为11.6%；国民收入为32.8516万亿日元（原定目标为21.3232万亿），年增长率为11.5%；人均国民收入为317678日元（原
定目标208601日元），年增长率为10.4%；工矿业生产指数年增长率达到13.9%，农林业生产指数增年长率为2%；出口额达到202.5亿美元（原定目标为93.2亿），年增长率为16.8%（原定目标为10%）。 从19xx年开始，到19xx年第一次“石油冲击”发生，日本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被世界认为创造了“东洋奇迹”。在这个期间，工资提高得也最快。如大学毕业生的“初任工资”在19xx年为15700日元，19xx年为26200日元，19xx年增加到57000日元，19xx年与19xx年相比，提高了将近4倍。
提高工资是二战后日本的工会组织开展“春季斗争”的最主要内容。首先是钢铁、电机等行业的工会组织与相关经济团体以及大企业内的工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进行所谓的“团体交涉”，达成劳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工资增长幅度，并由当时的厚生劳动省发表《民间主要企业春季斗争提高工资的要求与谈判结果》，其他行业和企业据此决定各自的工资提高幅度。如19xx年“春季斗争”中达成一致的工资增加幅度为13.8%，19xx年为12.5%，19xx年为24.1%。在执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仅从春季斗争的结果看，日本的工资增加幅度每年都在10%以上。
在日本，奖金是劳动者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此外的收入来源还有加班工资），每年夏季和年底各发放一次，也叫做“特别薪金”。在上世纪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20多年来，日本劳动者（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的工资和奖金，都没有明显增加，实际上呈现下降趋势。如20xx年大学毕业生的“初任工资”平均为199600日元（男子为
201800日元），高中毕业生的“初任工资”为157900日元（男子为160100日元）等，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的水平。 日本的收入分配，特别是“泡沫经济”之前，企业管理者与一般员工、行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公务员与民间企业之间，按工资计算，虽然有差距，但不是特别大，呈现平均主义倾向。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一亿总中流”社会
国民总产值翻了两番，国民收入的增幅也大大超过原定目标，但是，这一经济发展计划不仅没有解决收入差别问题，而且使之进一步扩大了。此外，由于只顾发展经济，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在日本全国各工业发达地区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公害”问题。不过，经济毕竟是迅速发展起来了，到19xx年，日本超过西德而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国民生活也“水涨船高”，以城市工薪阶层为主体，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
据日本总理府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统计》，19xx年，有72.4%的人具有“中流意识”，19xx年以后，回答自己是“中流”的人达到为90%。从19xx年到20xx年，在历次民意调查中，回答自己的生活为“下等水平”的人都在10%以下。
19xx年，日本的总人口（包括美国尚未把施政权给日本的琉球群岛的人口在内），突破1亿，达到1.04665171亿人。可以说，日本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建成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 二战后，日本人以认真、努力、守法、守时、讲卫生、有礼貌等闻名于世，被认为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在日本，上世
纪，除四五十年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外，60年代至90年代初，虽然也发生过东京大学的大礼堂被学生占领之类的学潮，杀人、放火、强盗等犯罪案件也时有发生，有游行示威活动，但是没有群体性暴力事件，也少有大规模工潮，更没有江户幕府时代那样的农民暴动，社会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安定的状态。除了重视教育、加强警察等国家机器之外，这与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经济的繁荣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也由于美国施压，日本开始积极地采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国民的“相对贫困率”增高，一向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日本从内部开始发生变化。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