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中国是否能够实施

19xx年，日本新上台的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了公共投资，从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xx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再者，政府也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①充实社会资本。

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

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xx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xx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19xx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 、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初受到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认为此举将加重通胀压力。一般日本民众也认为，他们收入“倍增”的效用将被通胀抵消。

然而，这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日本至19xx年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19xx年到19xx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在很大意义上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其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那么，在当今这个类似50年代日本的中国社会，这样的经济调节方式是否也适用呢？

当今中国工业快速发展，但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是以出口来弥补内需（消费）的不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锐减，内需不足的问题更突出；加上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中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两方面都面对风险。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借鉴之处，却不能完全照搬。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水平的，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增长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为提高收入源，建立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关系、运行体系。就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涉及的领域、采取的措施以及最终

结果来看，它其实是一次整体经济的大转型，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此，日本跃升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正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一员。

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来，即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提高国民收入虽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但其前提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为此，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事实上，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收入倍增计划中的这一系列保障国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可以说，企业设备投资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凭借积极的设备投资，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化为以高附加值生产领域为核心的结构形式。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民生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正如人保部官员所说，中国的ＧＤＰ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换句话说，国家在整体经济实力上，已具备了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的条件。因此，政府有责任让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然而，笔者以为，在现有的分配机制下，实行工资倍增计划，将会碰上三只“拦路虎”，需过“三关”。

第一关，民营企业关。民营企业，资本属私人所有，其生产经营的根本宗旨是逐利的最大化，是以低价劳动力赚取更多的企业利润。从现实情况看，民营企业涨工资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中。几年前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许多民营企业形同虚设。同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民营企业都可以以效益不好为借口，拒绝实施政府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至于外商投资企业，给员工涨工资，难度很高。

第二关，垄断企业关。通过资源垄断等非劳动因素获得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其员工的平均工资早已大大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有数据表明，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垄断企业若执行工资倍增计划，必然用足用活政策，最终也许会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

第三关，物价关。现实生活中，物价上涨过快，已使不少低收入者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工薪收入家庭面临着看病贵、子女入托贵、上学贵以及日常生活开支不断加大的问题。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房价，年年攀升，不少城市的房价不断在“倍涨”。因此，即使大部分人实现了工资倍增，如果衣食住行的基本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实行工资倍增计划，如何踢开上述三只“拦路虎”，顺利闯过“三关”，是个至为艰巨的考验。

经济的高增长也带来了高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提高国民收入与增加就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因为企业为规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冲击，通常会采取裁员的方式削减人力资本。日本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高速增长，就不怕失业问题。这也是日本把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原因。这就需要给企业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正由于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以下。

这就提醒我们，要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要着眼于分配本身，改革收入分配体系，更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兼顾企业发展与劳动者薪酬方面，必须通盘考虑，不仅赋予劳动者博弈的工具，即制定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经济转型期，善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所以，对中国来说，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外，还要求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行政垄断的行业，给予各类企业平等的市场发展空间，以促进经济繁荣。同时，鉴于各级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非常之强，有必要收缩政府财政在GDP中过大的比重，还利于企业从而最终还利于民。

日本实施倍增计划显然与当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情况吻合，我们不宜照搬照抄。但是掌握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解决问题的政策思维，计划列出的重点，具体操作方式等成熟经验，灵活运用于我国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的政策建议书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的政策建议书

最近，中央已经明确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战略部署从调整收入分配发力，开启了新一轮利益格局和制度红利的调整分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其根源于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为现实的战略意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为应对日本国内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在19xx年12月宣布宣布启动以“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措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日本的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国民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面临的

实际情况，我们在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时，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通过产业改造与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投入多、产出少，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大量地浪费资源，劳动生产率相当低下，过分强调GDP的结果，是导致我国GDP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的、无用的。上述问题不解决，后面的分配问题当然也很难以从根上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比重较大，国际上经济形势一有转向，我们的外向型经济企业就受到重大的冲击，相应的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要改变上述不合理之处，就必须要求国家通过大规模研发投入，推广科技创新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把收入增长计划和经理发展计划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首先是通过产业改造，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改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提升革命。其次在国家不断鼓励科技创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后，应从产业改造转向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

二、坚决地、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是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

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因此，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缩小贫富差距联系起来，坚决地、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倍增计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农民、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高收入人群，应通过政策和税收安排，如中央通过对国有企业高管与一般职工的薪酬倍数关系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地方根据中央精神和自身情况，制定出台本地区的相关政策规范国有企业高管收入。同时，进一步的改进完善税收调节作用。一是个人所得税由分项增收向分项增收与综合增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除了工薪收入以外，把一些财产性收入等等都囊括进来，发挥税收对于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二是个人所得税制度应建立根据家庭人均生活负担的情况给予税收费用扣除的制度，对收入不多，家庭负担又重的人，就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过上述税收安排，既保底提低，又控高，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三、制定工资增长指标，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居民工资增长。

中央可以对工资收入增长确定一个量化的指导目标，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增长计划。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引导劳资双方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争取工资按照相关的指标安排来合理地增长。同时，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根据倍增计划的相关指标做出适当的、适时的、适度的调整和提高，从而促进低收入者工资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当然，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如果他们给劳动者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政府就应该以这个为依据，相应地对这

些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的扶持，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增长机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国有企业，按照相关的增长计划的安排，合理地安排国企员工的工资增长。另外，对于公务员，要建立公务员与企业可比较人员的工资进行调查、分析、比较的制度，把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安排在根据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动的情况作为一个充分的依据。当然，倍增不是说确保所有的每个人都翻倍地增长，关键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政府拿多少，企业拿多少，居民拿多少，把这个关系分配好，使居民的收入和劳动报酬这两个比重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明显的提高。

四、倍增计划的实施要能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据媒体报道，最近陈静多时的深圳中英街香港一方的百货商店出现了深圳市民抢购的局面，原因是香港的多数日用品价格已经低于深圳的价格，有些甚至便宜30%以上。上述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再考虑到房价、学费、医疗费用等问题，居民生活成本的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必须成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大力进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加大公共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投入，使老百姓住得起、病得起、养得起。同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另外，进一步降低国民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民众生存成本。

五、汲取日本教训，避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加大通胀压力。 国民收入倍增，看上去很美。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带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更须真正落到实处，避免“通胀与工资齐飞”导致“收入翻番，物价翻番”的尴尬局面。国民收入倍增是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把政府、企业手中的一部分钱调整到老百姓手中来，因此计划的实施不能简单的增加货币的发行总量，要保持货币总量相对稳定，处理调整好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把政府的一部分钱、企业手里面的一部分钱调整给老百姓，不要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19xx年，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实现国家发达的“三步走”战略；今天，结合新形势，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战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国民收入的倍增，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我衷心希望通过成功实行这个计划，可以使我国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