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人之道
诸葛亮用人，在《知人>>篇中，他叙述了知人的难度和用人的眼力，最终提出了七条用人之道：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即考察一个人的辨别是非能力和志向。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即提出尖锐的问题诘难他，看他的观点能否随机应变。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即询问他的计谋、策略，看他的见识如何。 四：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 即告诉他艰难、祸乱，看他的克服勇气。 五: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即以美酒试他的品行。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即以金钱之利看他是否廉洁。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即托付他办事看他的信用如何。
诸葛亮一生谨慎，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进行考察，选拔了不少人才，他的用人之道，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诸葛亮用人原则
论诸葛亮的用人
诸葛亮对人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贤才”对国家的重要程度。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要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材。 这里试对诸葛亮的用人特点和用人原则加以总结。
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德才皆备”的眼光来衡量人材。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忠诚则又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之人，都可以提拔之。因此，忠诚与否，是诸葛亮衡量人材是否有德的核心内容。 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人之长，对人材不责其全备。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许靖原为刘璋手下为官。刘备入蜀后，先后封其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和司徒。但其实以许靖的真才实学，并不足以当此重任。法正曾说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备本来不想用许靖，可法正却劝刘备道：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
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诸葛亮也有相类似的意思。他向刘备谏道：“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见《诸葛亮集。文集。称许靖》）许靖此人的名气很大，又与魏国名士陈纪、袁涣、华歆、王朗亲善。诸葛亮本人也“皆为之拜”。（见《许靖传》）。 再如同魏延、杨仪。魏延虽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但其“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诸葛亮驻汉中时，”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杨仪虽也“性狷狭”，但他却也有真才实学，刘备与他在谈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之时，总被杨仪的高见而大为高兴。有“规画他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的好处。因此“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军戎节度，取办于仪”（见《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诸葛亮本人在每次考虑到此二人时，也总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见《杨仪传》）。“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此外还包括法正的心胸不宽、“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见《法正传》）；何诋的“好声色、不治节俭”（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李严的“腹有鳞甲”（见《三国志。蜀书。陈震传》）；张裔的“性不公平”（见《杨洪传》），诸葛亮都能正确对待，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和原则，在于能够充分识别人材、发掘人材。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在一次的游观中，突然来到了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大醉，刘备非常生气，要加罪与蒋琬。诸葛亮深知蒋琬其人的才干，他劝刘备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这和庞统当年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果然不出诸葛亮之料，蒋琬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大才，他后来被前后任为尚书郎、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曾经秘密地对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在诸葛亮死后，他更与费文伟等人一起，挑起了治理蜀国的重担。 何诋的情况与蒋琬也差不多。何诋字君肃，自幼寒贫，为人宽厚通济。开始时任督军从事。他也和庞统、蒋琬相类似，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亲自考察一番。其他人都为何诋捏一把汗。何诋当听说诸葛亮要亲自下来考察他的工作时，急忙连夜张灯审问犯人，解读有关诉状。在诸葛亮第二天早上来到前，何诋只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把所有案子都暗记于胸，“答对解释，无所凝滞”，诸葛亮本人对此也很惊讶。为此，他不仅未免何诋的官，而且还提拔何诋为成都县令。后来郫县县令的职位有所空缺，诸葛亮又让何诋一人兼任两职。何诋本人也没有浪费诸葛亮给他表现的机会，努力工作，正确断案。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可见，诸葛亮在识人上也是很有其独到之处的。
诸葛亮的第四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能不问资历的深浅，不以官位的高低，不以是否是降将来区别看待人材，只要有才的便用。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裨将军。王平本人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简直是一个“文盲”了。但他又非常聪明，写信时令他人代笔，自己口授，所写的内容还“皆有意理”。而且他虽不识字，但别人讲的《史记》、《汉书》，他听完后，都知道其中的大概意思。往往与别人谈论时“不失其指”。并且他由于“生长戎旅”，还很富有作战经验。街亭之战中，作为马谡的参军，他曾数次谏阻过马谡，不要“违亮节度”；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后出师表》中的“突将、无前、青羌、CONG、叟”，指的就是这种部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城人。姜维原来是魏国的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收降了他。诸葛亮也并未由于姜维是个降将，而对他有所歧视。姜维也很争气，当蜀军由于一出祁山失利后，姜维只身一人，丢下老母与蜀军一起撤往汉中。后来姜维受到他母亲的来信，“令求当时”。姜维则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诸葛亮对姜维大为器重，辟姜维为仓曹掾，加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那时姜维不过二十七岁。后来诸葛亮对张裔、蒋琬评论姜维，说姜维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还说：“须（使姜维）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见《姜维传》）。等姜维训练军士完毕后，又迁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蜀国后期的中流砥柱。
诸葛亮的第五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积极培养和锻炼人才。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蒋琬。诸葛亮为了能让蒋琬尽快地成长起来，就有意识地往蒋琬身上“加压”，使他得到应有的锻炼。诸葛亮开府时，提拔蒋琬为东曹掾，举茂才。蒋琬本人表求推辞，想要把这个位子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诸葛亮就对蒋琬说：“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见《蒋琬传》）其意为：“我本来顾忌到我与你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怕这样推举你会受到别人的非议。但这样一来，别的被举荐的人心里会感到不安，其他远近之人也会对此不解。所以你更应该接受这次推举，并用你的实际功绩，来表明这次的选举是非常公正的。”后来诸葛亮又让蒋琬与张裔统留丞相府府事。建兴八年，张裔去世后，又让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让蒋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到锻炼与提高。 还有就是费文伟和董允两人。
费文伟是江夏人。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归来后，群臣于数十里外迎接，而且大多数的年龄和地位都要高过费文伟。而诸葛亮只把费文伟叫来，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于是众人“莫不易观”。自此之后，诸葛亮让费文伟为昭信校尉，多次出使东
吴。让他在与东吴的外交工作中，努力发挥和锻炼其才干。后来，又迁他为侍中、参军。建兴八年，又转为右护军，后又为司马之职。随诸葛亮进入汉中，参与北伐之事。（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董允字休昭，是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上书《出师表》。上面写道：“侍中郭攸之、费文伟、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到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被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费文伟任参军后，诸葛亮又马上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在诸葛亮的细心培养下，蒋琬、费文伟、董允很快都生长了起来，担起了治理蜀国的重任。后来蜀人么诸葛亮、蒋琬、费文伟、董允四人为四相，一号“四英”（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第六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在于能对人材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批评和帮助。 张裔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点我已在上文中讲到过。但张裔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宽，好忌恨人。他本来与杨洪和关系很好，但后来却因为几件小事，而反目成仇，而且责任还出在他本人身上。再有，他与岑述的关系也很不好，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对此，诸葛亮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张裔。诸葛亮说：“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害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见《杨洪传》）其大意为：“你过去在陌下被我军打败，我当时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吃饭也吃不香。后来你又在南方流浪，我又很为你的的处境而悲叹，睡觉也睡不安稳。你一回来，就马上委你以重，共同参与国政。我还自以为与你的交情坚如磐石。既然交情坚如磐石，举荐对方的仇人以获取帮助，举荐对方的至亲以明大公无私，这些都不用向对方解释，取得对方的理解。更何况我现在只是重视岑述，你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再有，如刘巴。刘巴字子初，零陵人。他为人高傲不群。刘表接连几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就。曹操定荆州后，刘巴“北诣曹公，被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后来刘备夺得此三郡和占有益州后，刘巴一开始都不愿仕刘备。刘备以“若有害巴者，诛及三族。”的命令（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以及诸葛亮的数次极力推荐，终于使刘巴感动，被刘备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称汉中王后，又以刘巴为尚书，法正亡后再代法正为尚书令。刘巴总是很自负，有些看不起人。他与张飞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刘巴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诸葛亮就帮助刘巴道：“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由以上六点可见，诸葛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高明的。在以上提到的这些人中，许多都成了蜀国后期的栋梁之材，中流砥柱。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用人的不拘一格，才会使只拥有一州之地的弱蜀，在与强魏与东吴的较量中，没有因为土地缺乏的原因，而人材太过缺乏。对于这一点，诸葛亮本人是功不可没的！
我只找到六条。不好意思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启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时间：2010-11-18 来源：人力资源管理 点击量：1446 编辑：中国陶瓷人才网
诸葛亮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政治家，他年轻时代就“每自比管、乐”，立志要成为出将如乐毅、入相如管仲的杰出人物，而且必须是兼而有之。他选择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盖如易中天所言，因为只有在刘备那里他才有可能找到充分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场所。至于兴复汉室，笔者认为并不见得是他真正的人生第一理想，成就一番可以与管仲、乐毅相媲美的丰功伟绩才是他最根本的追求。然而，怎样才能实现“管乐之梦”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取得丞相和最高军事统帅的职务，集内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正是在这种根本追求的驱动之下，他开始了在刘备公司的成长之旅，同时实践着自己的选人、用人之道。
一、权臣之路
任何一个领导人的选人、用人策略都受制于自身认识、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对诸葛亮来说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先从五个方面来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权臣之路，以次探究诸葛亮的选人、用人之道。
1、痴心要行隆中对。历史上，人们对有没有隆中对存在争议。但是，笔者认为，即使没有《三国志》中记载的那一段相当缜密的战略方案，至少在刘备驻扎樊口期间，诸葛亮应该与刘备探讨过这一方案的雏形，而且这一方案逐步成熟完善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对一个当时手上兵少将寡、寄人篱下的刘备来说，这个愿景太遥远了，也太不现实了。毕竟刘备已经46岁了，荆州是刘表的，而益州，刘备还没有去过。
由于张松、法正的出现，刘备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获得了益州这一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具备了三国鼎立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检验了诸葛亮当年所作的战略规划的正确性。这肯定会增加刘备对诸葛亮的赏识度，也会进一步激起诸葛亮自命不凡的虚荣心。后来刘备东征，大部分人都反对，而诸葛亮却选择了沉默。王大健先生对于刘备东征诸葛亮的态度给出了一种新解释，认为诸葛亮是不想阻谏，因为在他的战略规划里，荆州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但很遗憾，这次东征，刘备还是没有带上他。正是在军事上的压抑，他只能选择韬光养晦，先把内政工作做好再说，也就是说，先检验一下自己的“管仲之梦”。应该说，诸葛亮在内政上秉承法家思想，力求法度严明，鼓励农耕养殖，蜀国经济实力、人口状况出现了很大好转。
2、出头要等刘备死。刘备虽然一生坎坷，但最终还是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与他看人很准十分不开的。或许是他早就看出了诸葛亮的指挥作战能力，在诸葛亮出山后，直至刘备去世，刘备就没有让诸葛亮直接指挥过军队。
刘备去世之前，诸葛亮一直扮演着外交大臣、参谋、赋税官员等角色，应该说这离诸葛亮的人生目标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他要想实现“乐毅之梦”，看样子只能等刘备去世之后，毕竟，他比刘备年轻整整20岁。诸葛亮应该感到幸运，刘备去世的前后几年里，关羽、法正、张飞、马超等一批权臣都相继去世，这为诸葛亮成为头号辅命大臣创造了条件。
章太炎提出了是诸葛亮的不作为害死关羽的观点，笔者认为不是没有道理。这种不作为再次发生到刘备身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呢？王大健先生虽然给出了诸葛亮不谏阻东征的几种解释，但笔者再从诸葛亮谋求“管乐之梦”理想来分析一下诸葛亮有没有其它的动机。如果刘备胜了，夺回荆州，那么隆中对的战略方案还是可以继续实施的；如果刘备败了，必定会抱恨而终，诸葛亮登上权力顶峰的时间会大大提前。所以说，不管刘备胜负如何，诸葛亮都是一个受益者，那为什么还要死死阻谏呢？静观其变是他最好的选择。读到这，会有人很愤怒，因为我怀疑了诸葛亮对刘备和蜀汉政权的忠心。其实不必生气，诸葛亮兴复汉室只是一个口号，他真正的出山动机是实现自己“管乐之梦”的人生理想。他不修史书，至少他所做的不利于自己形象的事情只能凭后人去推测，而不会留下文字证据。
3、强龙要压地头蛇。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听从了法正的建议，人才使用上倾向于本地化，所以许靖、刘巴、黄权、吴壹、廖立、彭羕等人得到重用，但是这部分人对诸葛亮没有什么个人感情，甚至还有警惕之处。有人撰文，蜀汉政权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派系：一是东州派系，也有人称为原从派系，包括关羽、张飞、赵云、简雍、糜竺等，当诸葛亮掌权时，这批人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二是荆州派系，因为荆州是刘备的发家地，也是诸葛亮的生长地，该派系人多势众，与诸葛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巴蜀派系，法正、李严（虽然籍贯是荆州南阳）、黄权等人是其代表人物，该派系与地方联系紧密，后备力量非常强大；四是归降派系，以马超、马岱、王平、姜维等为代表人物，这部分人没有根基，只能归顺权力最大的其它派系。
刘备在攻占益州之后，巴蜀派系势力最大，诸葛亮的地位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体上，这一时期东州、荆州和巴蜀三派力量分布相对比较均衡。但是，刘备去世前后，东州派系的关羽、张飞相继被害，巴蜀派系的几位重要人物也都去世了，如法正、许靖、刘巴等，黄权又投靠了魏国，荆州派系便一派独大，原先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了。
诸葛亮成为头号辅命大臣之后，成立了丞相府，兼任了唯一的省长职务（益州牧），权力已经非常大了，这时他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地豪强和官僚势力的洗牌行动，荆州派系迅速壮大。首先，他便除掉了廖立、彭羕两个重要人物。
因为诸葛亮成立了丞相府，群臣就不用天天到刘禅那里上朝了，因此丞相府的用人显得非常关键。蒋琬、费祎、郭攸之、杨仪、董允等后诸葛亮时代的权臣都有过丞相府的职业生涯经历，而这些人的主体是荆州人士。在用人策略上，诸葛亮首选荆州派系，次选东州派系和归降派系，压制巴蜀派系。随着北伐的深入，李严为首的巴蜀派系再次受到重创，李严本人也遭流放。至此，巴蜀派系基本退出蜀汉政权的核心圈子，荆州派系一支独秀。不过在后诸葛亮时代，巴蜀派系又逐步抬头，那时候的派别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
4、少壮要打老资格。诸葛亮虽然年轻时代就跟随刘备，但在刘备的核心圈子里，他资格不算很老，而且没有军功。他要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需要把老资格、军功大而且能够对自己形成较大威胁的人一一拔掉才行。
第一个是关羽。自章太炎首提诸葛亮借吴国除掉关羽为自己以后的道路扫除障碍的说法之后，朱子彦教授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中再次进行了深度推测，应该说这种推测站得住脚。首先，关羽难以驾驭是一个事实；其次，诸葛亮也有这个动机，因为诸葛亮劝杀刘封的原因就是今后难以驾驭，这种心理应用于关羽身上也是可能的；第三，《三国志》等重要史书不见记载蜀国有任何增援关羽的史料，这似乎无法解释，这段历史的真实很有可能
被诸葛亮不修史书所掩埋，也就是说，诸葛亮很有可能扮演了不作为的角色。但是，关羽是否是诸葛亮故意不作为害死的，也许只能停留在推测层面上，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还原历史的真相。总之，关羽被杀，对诸葛亮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第二个是刘封。刘备到荆州之后，因为没有儿子，便以刘封为养子。据《三国志》记载，刘封武艺高强、气力过人，在入川之后的多场战役中有战功。刘备认养刘封时，刘禅还未出生，刘备应该有传为继嗣的想法。但是207年，刘禅出生了，日后的蜀汉江山也必然是他的。后来因为不救关羽、未能防住孟达造反事件，诸葛亮进言刘备赐死刘封，理由是“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三国志。刘封传》）。那么，“终难制御”这句话，诸葛亮到底是为刘禅考虑的呢，还是为自己独揽大权考虑的呢？根据蜀国政治后来的发展状况，应该是诸葛亮为自己登上权力顶峰扫除障碍。从这个角度上讲，诸葛亮的心理并不光明磊落，甚至说比较阴暗，他比较善于借人之力除去妨碍自己实现“管乐之梦”的人。
第三个是法正。法正的出现，使得诸葛亮在刘备面前多少有些落寞。刘备取成都后，“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其地位已经显著超越了诸葛亮。诸葛亮对这个最有威胁的政治竞争对手，虽然口中欣赏，但在实际行动上还是略施小计，削弱法正权力所涉及的范围。法正跟从刘备攻打汉中的时候，诸葛亮乘机上表推荐杨洪承办从蜀郡增援发兵之事，为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务埋下伏笔，同时自己也从夺取汉中的战争中分到一份功劳。诸葛亮此举，使法正“外统都畿”的权力受到削弱。但是法正在刘备称汉中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说，他们二人真正的政治角力并未发生。法正去世，使得诸葛亮的前途一片光明，蜀汉政权中再也没有在职权上可以与之平起平坐、在政治手段上可以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了，刘备称帝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
第四个是魏延。《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作为刘备的部曲进入益州，不过他是怎么加入到刘备阵营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时间很有可能早于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的时间，至少这两个时间比较相近。从这个角度上讲，刘备死后，能够与诸葛亮比一比资格的高层领导就只有赵云和魏延了。而赵云一向行事低调，对诸葛亮态度上也非常恭敬，所以诸葛亮并没有把赵云看得很重，不过仍旧在赵云兵败箕谷之后把他贬为镇军将军。赵云于230年去世，据有人考证已经70多岁了。
但是另一个老资格魏延就不一样了，它是镇北将军、汉中太守，即蜀汉政权的北方军区司令员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不仅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思路不一致，而且总喜欢分兵作战、会师潼关。诸葛亮控制魏延的办法就是给魏延培养一个对立面，这个人就是丞相府长史、绥军将军杨仪，通过两人的争斗使自己高高在上地处于调停的领导位置。应该说，在现代社会也是有很多领导喜欢使用让下属内斗而控制全局这一比较阴损的管理方式的。
在考虑狙击张郃部队的人选时，他也没有选择魏延，意图是希望培养马谡，让自己身边人获得更多军功，从而不断排挤魏延。如果说从锻炼人才的角度上讲，诸葛亮让马谡带兵并不为过，但他把这么一个关键的军事指挥权交到了一个没有作战指挥经验的人手里，就显得过于鲁莽了。
最后，诸葛亮在临死的时候还要想着如何在自己去世之后不让军事指挥权落在魏延手里。魏延是当时军队里面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人物，诸葛亮对身后的军事安排竟然不与魏延商量，而是找了个办公室主任杨仪统率军队（当然也可能是像其它史书记载的那样，杨仪效法赵高篡改诸葛亮遗嘱），难怪魏延无法服从这种安排（我们不能用大局观的思想来苛求
魏延）。按今天的话来说，诸葛亮在军队管理方面没有创建一个“四好”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尤其是团结协作方面。
虽然魏延的行为算不上谋反，准确的说应该是内讧，但是魏延还是带着反贼的骂名遗臭了两千年。杨仪除掉了魏延，但杨仪显然也是被诸葛亮利用了，他回到成都之后仅被任命为中军师，是一个不带兵的军队闲职。最后，杨仪被诸葛亮的继承人费祎流放，最终自杀。
5、文臣要抓司令部。刘备留给诸葛亮的任务是总理国事，但不包括军事，并留下李严牵制诸葛亮，应该说，诸葛亮和李严的分工是很明显的，刘备至死都没有要诸葛亮染指军队的意图。但这是与诸葛亮“管乐之梦”格格不入的，诸葛亮专权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控制军队。 而诸葛亮要控制军队，他首要的武器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制造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而把李严、魏延等人的部队纳入帐下，进而取得全部的军事指挥权。
通过平定南中的战争，诸葛亮牛刀小试，自信心自然不断增强。一年多以后，即227年，诸葛亮便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出师表》，开始了连续五次的北伐战争。
这其中又要探究几个问题，一是诸葛亮怎样剪除李严、魏延这两个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军事竞争对手，二是如何培养军事人才。
第一个问题，在此再详细介绍一下李严的情况。李严是第二号辅命大臣，统领军事，其本人驻扎永安，职位是中都护，相当于总司令。但是，他这个职务只是名义上的，还无法直接管辖魏延的部队以及其它地方部队，这说明刘备并没有给诸葛亮足够的权力制衡力量。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进兵汉中，诸葛亮再一次通过“奉天子”的手段把李严及其2万人马调到汉中前线，剥夺了李严的军事指挥权。次年，便找了个督运粮草不利的理由将李严流放到梓潼郡。至此，诸葛亮权力达到顶峰，刘备托孤框架和攻防战略彻底失败。
第二个问题，诸葛亮非常注意培养能够与李严、魏延相抗衡的军事将领，进一步削弱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他试图通过让马谡走出参谋部直接指挥作战的方式培养马谡，但失败了。后来他选择了姜维，并培养了马岱、王平、邓芝、廖化等人。同时，诸葛亮还在军队中大量使用文职官员，杨仪、向朗等人在诸葛亮的北伐班子中占有重要地位。
6、权臣架空董事长。历史在鞭挞曹操摆弄权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同时，却把诸葛亮同样的行为看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矛盾不能不说这是历史学家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公元223年，刘禅登基。前文讲过，诸葛亮当年就成立了丞相府，还兼任了唯一的省长职务（益州牧），这种迫不及待的架势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现代公司发展理论，诸葛亮的思路倒是非常符合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经营是CEO（诸葛亮）的事，董事长刘禅只用管“大事”，实现所有人和经营者的分离。然而，诸葛亮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多半不是。 现在分析一下《出师表》。首先态度不端，摆出一副大人教育小孩的架势出来，完全不是臣子建言献策的口气，“扶不起的阿斗”主要是诸葛亮造舆论造出来的。其次，北伐的理由仅仅是政治理由，而经济理由“益州疲弊”的要求是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而不是马上北伐，所以说北伐的理由并不充分。第三，诸葛亮把当时形势说成“危急存亡之秋”，其实
形势没那么严重，魏国根本就没有南下消灭蜀国的战争准备。第四，不忘推介荆州派人士，其口气其实不能称为推介，用告诫、示威、吓唬可能更贴切。第五，居功自傲，向刘禅说明能够三分天下，完全是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起作用，从而把自己塑造成股肱之臣的光辉形象。第六，蜀国那么多重要文献、史料都不复存在，按照封建社会标准能够美化诸葛亮形象的《出师表》和“三顾茅庐”的私人谈话——隆中对怎么就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呢？这不能不让笔者认为其完整流传下来是基于诸葛亮追求美名的内心需求和刻意为之。
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不顾“益州疲弊”这一国力空虚的显示，屡次穷兵黩武，给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诸葛亮选人、用人特点归纳分析
根据诸葛亮的权臣之路，诸葛亮选人、用人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唯派是举。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是将主要权力放在外籍人士手中，而长期发展下来，他们发现，领导人员本地化才是真正的归宿，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那么，诸葛亮是怎样对待本地化呢？
选人方面，籍贯显得非常重要，说“唯派是举”虽然有点过头，但也基本属实。据有人考证，诸葛亮提拔启用过七十多位干部，其中二十八位都是荆楚人士，而且都是重要官职。蜀汉政权的三代权臣诸葛亮、蒋琬、费祎都是荆楚人士，军界的权臣姜维、王平则都是来自魏国的降将。诸葛亮基本按照荆楚、归降、东州、益州四个从高到底档次任用官员。前文讲过，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做，与他面临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刘备为什么就没有采取这种门户之见呢？刘备时期各个派别的人士不也相处得不错吗？那么，是不是诸葛亮有一种狭隘的地域主义观念呢？“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基本是中国从古到今用人制度的一个不上台面的主流思想或者说是潜规则，因为本地的和尚往往在利益关系和社会背景上非常复杂，任用他们经常会带来很多负面效果。不过，诸葛亮为了打击蜀中豪强，唯一的用人策略难道就是用“外来的和尚”吗？
事实上，中国还有两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说，人才发现能力和机制历来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门户之见显然是不利于人才发现的，这与曹操“唯才是举”、刘备的“既来之，则安之”的选人政策形成了有力对比，也为蜀国后继无人埋下了隐患。
应该说，蜀中不是没有大将，也不是没有良将，马忠、李恢、张翼等人是非常出色的将领，但始终不能进入诸葛亮北伐大军的主力阵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门户之见的结果是，蜀中人才得不到重用，荆州人才非常有限，诸葛亮就只能非常重视降将，例如姜维、马岱、王平等人。
2、唯喏是举。用人方面，注重执行力超过创造力，笔者总结为“唯喏是举”，也就是说重用那些比较听话的，主见较多的不予重用。诸葛亮事必躬亲，看起来鞠躬尽瘁，其实这是对下属不放心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用人传统一向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另外，如果一个领导者对下属不放心的话，一定要事必躬亲吗？也许诸葛亮应该向司马昭学习一下，司马昭不放心钟会、邓艾，就任用卫瓘作为监军，既有合理授权又有监督保障。
同时，事必躬亲的做法导致下属无法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锻炼成长受到阻碍，通过战争发现军事指挥人才的通道也被堵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诸葛亮事必躬亲、偏重执行力的做法。前文讲过，马谡街亭之役失败的结果只能是开刀问斩这一极刑，那么还有那个中层干部敢“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呢”？马谡的罪名是“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在诸葛亮看来，该考虑的他都考虑到位了，将领们只需依“亮节度”行事即可。马谡被斩形成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将领们不敢灵活变通，因为即使失败了，至少自己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在事必躬亲和严厉问责的管理体制之下，只能培养出一批“喏喏族”，而不能培养出创造力强、主动性强的员工队伍。
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严厉问责与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和司马昭的适度授权、宽容地对待失败再一次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教训值得我们在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上引以为戒。
3、唯好是举。文臣武用的特点非常浓郁，针对这一点，笔者概括为“唯好是举”，即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选用什么样的人。蒋琬、费祎、杨仪等人都应该算作是文臣，姜 维、马谡学问渊博，都是熟读兵书、深谙兵法的年轻才俊，虽然他们比赵括强一点，但总体上还是理论知识丰富、实战技能不足类型的文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众所周知，诸葛亮本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也是一个军事理论家（笔者不认为诸葛亮能够称为军事家，因为若干场经典的胜战战例是成为军事家的必要条件，赤壁之战应归功于周瑜，平定南中还不足以使他成为军事家，北伐战争全都失败了），只有文臣才能有足够的知识和口才与诸葛亮谈论国事，而大多数武将往往刚烈与计谋有余而理论和口才不佳，所以一般的武将是很难打入诸葛亮的文化圈子的，文人惺惺相惜也是难免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内政建设上应该说启用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才干的文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在内政上的作为还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而在军队建设上，继续沿用这种思路将会使军队指挥走向教条。很遗憾，诸葛亮并没有脱离文人治军的窠臼，他要用文人的理想去管理军队，这也是蜀国后期缺乏出色军事指挥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提倡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并将其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进而发挥最大的人力资源价值，这就要我们突破个人喜好，最大限度地把各式各样的人员放到最能发挥其才能和潜能的地方去。
4、滥用绩效考核。尽管绩效管理作为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已经实践了很多年，但是现代企业中没有几家敢于宣布其绩效管理非常成功，那为什么绩效管理会落到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绩效管理过于严厉并且经常被人滥用。
诸葛亮多次出战都要求下属立下军令状，以示决心。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立军令状说明诸葛亮不能接受失败，同时这也是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是却要下属为自己制定的作战计划的失败来付出生命代价，这算什么逻辑呢！
其实，马谡死得很冤枉，他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按照诸葛亮打了败仗就要处罚甚至处死的逻辑，那么诸葛亮五次伐魏全部失败，是否也要被刘禅问斩五次呢？诸葛亮虽然自贬三级，并总结了自己用人的不当之处，但依然没有改正，自贬三级完全是在作秀，毫无诚
意可言。赵云、邓芝在箕谷因兵力悬殊而失利，赵云作为老资格人员被贬，而荆州老乡邓芝未见处罚。李严因督运粮草不利而被流放，这很有可能是诸葛亮把军事失利的责任推卸给李严督运粮草不利的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在诸葛亮手下的将领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即使错了，至少可以规避责任。在诸葛亮的管理之下，没有人能够失败得起。
诸葛亮秉承法家思想，从法治角度上讲，这并没有错。但是“苛政猛于虎”，过于严厉而且还会被滥用的绩效考核一旦被用于推卸责任、打击政敌等领域时，其对下属的心理打击将是非常沉重的，这往往会使下属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追求短期目标。所以说，一个具有很强主见或者喜欢主动思考并解决问题的人是不适合在诸葛亮手下工作的，否则一定会很痛苦，这样的人倒是适合在刘备这样能够以人为本、考核适度的领导手下工作。当然，到曹操、孙权处工作也不错，基本不会因为战败一次而被处以极刑。
5、对下属居心不良。《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故事：诸葛亮派遣魏延引司马懿进入上方谷，然后要放火烧死司马懿。那么魏延是不是会被一起烧死呢？难道诸葛亮成了坑害下属的小人？当然，这毕竟是演义，罗贯中可能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不过，诸葛亮算计魏延倒是史实。杨仪、魏延都是诸葛亮所看不上眼的人物，因为他们都有一技之长，诸葛亮都用但又保持压制，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临终遗嘱，诸葛亮巧妙利用这种关系使杨仪除掉魏延，而后再通过费祎等人除掉了杨仪。可以说，杨仪、魏延都是被利用的牺牲品，谁都没有成为诸葛亮的军事继承人。
很多人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标准是“深肖朕躬”，也就是说行为方式与自己有类似之处。诸葛亮选的军事继承人是姜维，应该说，这两人确实有很多类似之处。临死之前，为继承人顺利成长、即位扫平障碍很有可能是诸葛亮算计魏延的重要原因，魏延跟诸葛亮在性格、治军和攻战思路上差异毕竟太大了。同样，曹操杀掉杨修表面的原因是杨修泄露军机，真正原因也可能如众人所说是为了给曹丕铺平道路吧。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提倡领导人员对下属体现人文关怀，打造凝聚力和团队合力。而对下属居心不良或者不能处理好下属之间的矛盾，甚至是给下属“穿小鞋”、算计下属，滥用权力整人，都会人为地制造不和谐，从而导致团队战斗力降低，甚至使团队成为一盘散沙。 结束语
要想在诸葛亮手下脱颖而出，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户籍，争取进入荆州同乡会；其次要博览群书，有一定文凭，能够进入诸葛亮的文化圈子；第三是要听话，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命令，千万不能过多地表达自己的主见；第四是坚决不能出差错，以免被抓住把柄。这四个条件一旦放到一起，出现交集，并且成为主要的选人、用人标准时，其结果必然是培养出一批守成思想强于进取意识、执行力强于创造力、被动性强于主动性、理论知识强于实践技能的管理者和员工队伍。一个领导者需要率领一支团队，让这支团队高效运转，选拔人才、培育人才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让给每一个人才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最大的潜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其实领导者不一定要成为内可入相、外可出将的绝对强者，而要让各个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为自己有效工作，打造出一支互补性强、梯队合理、团结奋进的团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每个人的巨大潜能，从而促成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