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政策与商业扩张
夏继果
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商业扩张，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本文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外交政策方面研究这一问题，试图说明：伊丽莎白政府外交上的成功为商业扩张创造了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商业扩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外交政策，起到了指导、扶植的作用；商业扩张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实施。
（一）
伊丽莎白一世于１５５８年即位时，英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局势。前任女王玛丽一世不遗余力地恢复天主教，造成了国内宗派林立，人心涣散。在外交上，玛丽一世孤注一掷地投靠西班牙，而且不顾英国人民的反对，介入了西班牙的对法战争，致使英国丢掉了在大陆上的唯一堡垒——加莱。伊丽莎白登基时，与法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在财政方面，早在亨利八世时期，国王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不惜发行劣币以增加收入，使英国的财政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货币进一步贬值，财政混乱不堪。玛丽一世时期的对法战争更加剧了这种局面，到玛丽去世时，英国的债务已达２００，０００镑。［①］反观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英国就愈显弱小了。除西班牙本土外，西班牙国王还统治着尼德兰、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美洲殖民地。仅西班牙本土的人口就大约是英国的２到３倍。财政上，美洲金银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英国更是望尘莫及。法国人口至少是英国的３到４倍。从地理位置上说，法国比西班牙更具威胁性。因为，从玛丽一世手中夺走加莱后，法国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上风海岸。考虑到当时的船只逆风航行还很困难，而英吉利海峡盛行西南风，英国海军时常被封锁在港内达几天或几星期这类情况，法国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危险形势，伊丽莎白政府推行了“大陆均势”政策，不但在长时间内避
免了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投入，而且实现并维护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间的和平谈判在卡托——康布雷西斯进行。谈判期间，伊丽莎白想方设法在法西间制造矛盾。结果，弱小的英国非但没有投靠法西任何一方，相反，法西却为了得到英国的友谊而争先恐后。英国虽然实际上放弃了加莱，但却为重建英格兰国教会赢得了时间。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前十年，由于法国更具威胁性，英国利用各种手段维持着与西班牙的友好。伊丽莎白重建的国教会具有明显的新教倾向，为了减少天主教西班牙的敌意，她故意掩饰，给大陆天主教徒造成了一种错觉，以致于他们在呈给罗马教皇的报告书中认为：英国人势不可挡地忠于古老信仰，宗教革命只不过是少数贪婪贵族、叛教神父和冒险家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家，但伊丽莎白本人并不仇恨教会，如果她能被解除顾问们的邪恶劝谏，也许可以引导她恢复天主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也再三劝罗马教皇忍耐，不要急于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１５６７年８月，阿尔发公爵率领西班牙军队前往尼德兰镇压叛乱。这支军队是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的主要陆军力量，它的到来意味着西班牙军事重心的重大转移。不仅如此，尼德兰与英国只有英法海峡相隔，最近的地方离伦敦只有１００海里，如果让阿尔发成为尼德兰的主人，他随时可以利用尼德兰的财富和船只进攻英国。这正如１５８６—１５８７年英国议会上议员们一致认为的：“如果低地国家被西班牙国王征服，低地国家将加封他为风和英法海峡的伊俄勒斯和尼普顿（风神和海神——作者）”。［②］这是伊丽莎白政府所不能容许的。从此，尼德兰问题成为英国外交的中心环节。１５６８年１２月，给阿尔发提供援助的西班牙运金船到英国港口避难，在以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为首的政治家推动下，英国没收了所运黄金，试图迫使西班牙从尼德兰撤军。不久，英国北方叛乱和里多尔菲阴谋相继发生，使伊丽莎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西班牙威胁的存在，从而走上了与法国友好的道路，最终于１５７２年４月签订了英法布鲁瓦条约。英国签订该条约的宗旨不在于谋取与法国的永久友好，而在于给西班牙施加压力，最终恢复与
西班牙的友好关系。１５７２年尼德兰革命高潮的到来改变了英国的对西班牙政策。布鲁瓦条约本来就是为了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而签订，现在西班牙在尼德兰取胜的可能性减小了，与西班牙的关系自然也要改善。同时，布鲁瓦条约作为有益但无害的工具保存了下来。既然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以尼德兰为中心而展开，随着时间推移，伊丽莎白政府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对尼德兰政策：恢复尼德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半独立地位，防止法国人染指尼德兰各省，特别是沿海地区；既要实现这些目的，又不至于使英国陷入战争或难以负担的花费。１５８５年之前，伊丽莎白政府始终推行这一政策，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保护了英国的独立与安全，为英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二）
伊丽莎白政府殚精竭虑地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英国。威廉·塞西尔的言论可资证明。他崇拜这句名言：“一个国家在一年和平中的所得大于战争中的十年。并坚信：如果战争最终不可避免，拖一年就增加一份对英国的有利因素，英国的国力将不断增强，军备将日益改善，而西班牙的国力则会由于应付镇压尼德兰反叛和与土耳其的战争而日益枯竭。［③］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在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
１６世纪前期，英国呢绒的海外销售额持续上升。但是，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因为海外销售市场过于集中在安特卫普。到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的对外贸易仍有２／３与安特卫普进行，另有１／３主要集中在法国和西班牙。与安特卫普的贸易被英国的贸易组织冒险商人公司垄断。对于这种贸易状况，威廉·塞西尔有形象的比喻：“这就等于把过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英国的贸易繁荣建立在西班牙国王仁慈的基础上，一旦发生战争，整篮子的鸡蛋都会打破。”［④］
正如塞西尔所担心的，１５６３—１５６４年，英尼发生冲突，贸易中止。在这次冲突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政府和冒险商人开始了寻找新市场。他们首先把
目标转向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１４世纪到１５世纪前期，这一地区的贸易为汉撒同盟垄断。但从１５世纪后期开始，由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兴起、尼德兰的竞争以及其它非汉撒同盟的德国城市的嫉妒，汉撒同盟衰落了。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城市正努力取得与海外商人的联系。伊丽莎白政府和商人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使英国商业扩张到了这一地区。
最先开辟的是埃姆登市场。埃姆登不是汉撒同盟的成员，是一新崛起的城市。它地处德国北部的东弗里斯兰省，毗邻低地国家，但政治上不受低地国家控制。１５６０年在苏格兰与法国作战时，英国政府曾在北部德国安置一代理人，监督法国人在那里的行动，维持德国小诸候对英国的友好态度。此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埃姆登，直到１５６１年８月。在埃姆登市场开辟中有直接贡献的是厄顿霍夫。按出身来说，他是佛来米人。作为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他在爱德华六世时长居英国。爱德华死后，他逃出英国，来到埃姆登。伊丽莎白继位不久，他回到英国，建立了英国与东弗里斯兰的联系。１５６３年３月，在塞西尔的鼓动下，他充当了东弗里斯兰伯爵夫人与英国政府间的中介人。按照他１５６３年３月２２日写给塞西尔的信件，伯爵夫人准备派一代理人去英国讨论“某项事务”。４月，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夸德拉声称，英国商人图谋在埃姆登建立一呢绒贸易中心。无论如何，有资料表明，到１５６３年底，塞西尔已正式请求厄顿霍夫帮助在伯爵夫人与冒险商人之间达成协议，在埃姆登建立英国呢绒的销售市场。［⑤］１５６４年２月，协议正式达成。３月２３日，冒险商人的船队抵达埃姆登，运来７５，０００匹呢绒。埃姆登市场开通了。埃姆登市场的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英国历史学家Ｇ．Ｄ．拉姆齐所说：“如果说英国商业史上有一转折点的话，这一转折点现在出现了。事实上，英国人正有意识地拒绝重新回到安特卫普市场的请求，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在其它地方寻找贸易市场。”［⑥］
稍后，英国与汉堡建立了商业联系。１５６７年３月，冒险商人致函汉堡，声称已派两名伦敦商人前去谈判，开拓在那里的贸易市场。与此同时，伊丽莎白
女王也致函汉堡，表达了建立商业往来的愿望。拉丁文是当时英国与汉撒外交的官方语言，所有这些信函都是由伊丽莎白的拉丁文秘书罗杰·阿夏姆拟定的。［⑦］这说明这些信件首先经过了女王的审阅，充分显示了女王在汉堡市场开拓中的指导作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１５６７年７月１９日，冒险商人公司与汉堡签订了十年的贸易合同。１５６９年，合同开始生效。在１５６９—１５７３年的英尼冲突中，阿尔发曾试图抢夺去汉堡途中的英国船队，伊丽莎白和枢密院及时组织了护航舰队，保证了贸易的畅通。
在冒险商人公司与汉撒同盟争夺德国市场的同时，以伦敦富商为首的英国商人大批渗入波罗的海地区，并集中到波兰城市埃尔平。随着在埃尔平的英国商人人数的增加，他们日益感到需要一个组织，以保护共同的商业利益，并在必要时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从伊丽莎白女王１５７９年５月２２日写给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的信中可以看出，在那时，英国政府已开始与一伙商人协商组建东地公司的问题。［⑧］两个月后，在波罗的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英国商人通过枢密院正式向女王提出了组建贸易公司的请求。１５７９年８月１７日，伊丽莎白女王批准成立东地公司，并向公司颁发了特许证书，明确宣布由该公司垄断英国对丹麦、挪威、瑞典、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一个月后，乔治·鲁赫斯等人作为公司的代表前往埃尔平，与市议会商讨给英国商人的贸易优惠问题。埃尔平市议会在１５７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沃尔星干的信中明确表示，愿意给英国商人贸易自由，免除一切新税。１５８０年１月２７日，英国枢密院发布命令：从伦敦、赫尔、纽卡斯尔、伊普斯威奇和林恩出发驶向波罗的海的英国船只只能在埃尔平卸货。［⑨］从此，埃尔平成为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唯一货物集散地。８０年代，东地公司迅速繁荣起来。虽然它的贸易额明显低于冒险商人公司，但它有许多独到之处。比如，它出口的呢绒一般是成品，而冒险商人出口的呢绒大部分是半成品；它的进口主要是造船材料，有助于英国海上事业的发展。
英国贸易由安特卫普向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转移为英国呢绒找到了新的
销路。但是，与安特卫普不同，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缺乏地中海地区的产品，如豪华织物、酒、水果等，也缺乏由葡萄牙船只贩运的东方产品。因此，贸易转移后，伦敦奇缺地中海商品和东方商品，诱使英国商人去开拓地中海市场。
１５７３年开始，在托斯卡那大公的邀请下，满载呢绒、铅、锡的英国船只定期前往里窝那。从此，他们成为西部和中部地中海的固定贸易商，并在女王的特许下于１５８３年成立了威尼斯公司。［⑩］与此同时，英国正努力建立与土耳其帝国的直接贸易联系，以获取得到东方奢侈品的途径。１５７８年１０月，伦敦大商人爱德华·奥斯伯内爵士和理查得·斯泰普派代理商威廉·哈伯内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见土耳其索丹穆拉德三世。１５８０年，穆拉德三世同意给英国商人２１条贸易优惠。正当哈伯内等人着手开通这一贸易的时候，国务大臣沃尔星干于１５８０年起草了一文件，题目是“关于与土耳其的贸易”，全面透彻地分析了这一贸易的好处及应注意的问题。［①①］沃尔星干首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贸易将带来的好处，“相当数量的大船将派上用场，由此，海军将得到维持，否则就可能衰败下去。”他还列举了更直接的好处，指出，英国此前在土耳其出卖的商品由外国商人经营，开通直接贸易可以减掉这些外国中介人，并把外国人从前赚的那部分钱装进英国人的腰包。沃尔星干接着指出了英国与土耳其贸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垄断这一贸易的外国商人不会轻易同意英国竞争者加入。在这些外商中，沃尔星干提到了威尼斯人、拉克萨人、马赛的法国商人。其次，西班牙国王肯定会反对这一贸易，因为他的宿敌土耳其人将从中获取好处，特别是得到铅、锡等制造武器的原料。因此，沃尔星干提醒英国商人准备好应付来自各方的“以手腕和暴力形式”出现的敌对行为。“手腕”指的是外交阴谋，这些外商将通过在君士坦丁堡的常驻大使竭力阻止英国商人。“暴力”指的是在地中海直接袭击英国船只，这可能来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而西班牙也可能在直布罗陀海峡进行阻截。如何对付呢？沃尔星干指出，应派一“聪慧之人”常驻君士坦丁堡，以彻底揭露敌对国家的阴谋，并且，派遣应当是秘密的，以免
他在到达之前就遭到诋毁。至于如何应付直接的袭击，沃尔星干建议英国商人选择精良的船只，船队至少由２０艘帆船组成。从上述文件足以看出英国政府对土耳其贸易的重视。与土耳其的贸易开通后，英土友好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但有时也发生冲突。１５８１年，一艘英国船只运货物到希腊的赞特岛，空船而归。归途中，它抢劫了两艘满载货物的土耳其船只。得知这一消息，伊丽莎白女王马上于６月２６日致函穆拉德三世。她首先就这一事件的发生深表歉意，“最诚挚地恳请皇帝陛下??不要收回对我们的友好情谊”，不要中止正在建立起的贸易。她最后表示，“我们以后将特别注意，谨防臣民再出现类似的冒犯行为”。［①②］１５８１年９月１１日，伊丽莎白女王批准与土耳其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组建土耳其公司，并颁发特许状，允许他们垄断对土耳其的贸易。土耳其公司建立初期是一个合股公司，上自女王、枢密院的高级官吏，下至地方议员和大商人，都广泛支持公司的活动。其中许多人向公司投资，女王本人贷款白银１万磅，折合英币４万镑，分５年偿还。土耳其公司成立后迅速繁荣起来。１５９２年，它与威尼斯公司合并，组成利凡特公司，势力更加强大，到１５９９年，它仅仅在意大利水域就有２０艘船只。利凡特公司的英商并不以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为满足，他们企图通过更直接的手段得到东方产品，组织了对南亚、东南亚的考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从以上分析完全可以看出，在英国商业扩张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起到了指导、扶植的作用。在政府的作用中，历史学家们又特别强调威廉·塞西尔的功劳，正如乔治·昂温所说：“一系列的全国性公司得到了他慈父般的关怀。正是他使得英国国家为商人们服务，正是他设法使商人们成为王国政府的代理人。这样，不列颠的商业繁荣和不列颠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基础奠定了。”［①③］
（三）
在伊丽莎白政府的关怀下，英国对外贸易成功地转移到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
区、地中海地区，组建了东地公司和利凡特公司。同一时期，５０年代开通的与俄罗斯、北非的贸易依旧保持繁荣，并为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商业扩张与外交政策相辅相承。商业扩张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对外贸易的转移与扩大为英国呢绒找到了新的贸易市场，保证了女王的收入，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前提。羊毛纺织业是英国的民族工业，倘若呢绒找不到销路，肯定会导致许多人失业，破坏社会稳定，而一个“后院失火”的国家在外交上必然陷于被动。另外，呢绒出口的关税是伊丽莎白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制定外交政策的经济基础。由于新的贸易市场的开拓，英国１６世纪后半期的呢绒出口在安特卫普市场关闭的情况下维持了稳中有增的势头。［①④］
第二，减少了对西班牙、汉撒同盟的依赖，甚至具备了主动打击它们的能力。长期以来，西班牙企图利用英国对安特卫普市场的依赖把英国纳入其政策的轨道，而汉撒同盟则企图凭借对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的垄断夺回在英国失去的贸易优惠。英国新的海外市场使它们的这些打算成为空想。不仅如此，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英国的海外同盟者增多了。贸易一般由外交相随，贸易伙伴往往是政治上的同盟者。英国商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长期的贸易活动，进一步破坏了已在衰落中的汉撒同盟的凝聚力，使英国与德国的某些城市、丹麦和瑞典、波兰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有了新的贸易伙伴与政治同盟者，伊丽莎白政府更加大胆地打击西班牙和汉撒同盟的势力，在英吉利海峡上实行封锁，切断了西班牙从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粮食和造船物资的通道。
第三，商业活动为英国外交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物质帮助。伊丽莎白时期，在欧洲，临时性地派遣使节已不能适应国际政治交往的需要，互派大使在各国成为必要。但是，在英国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要寻找一个受过训练的自愿者作为大使派遣国外还相当困难，因为他们在那里将面临语言、气候、食物、宗教等方
面的问题。大贵族或许愿意到外国处理一些特别事务，但他们不会停留太长的时间，至于那些地位较低的绅士，他们或许愿意前往，但女王要为他们付出庞大的开支。适逢此时，对外贸易活动培养了一批干练的外交家，他们长居海外，逐渐承担起英国驻外大使的职位，最具代表性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威廉·哈伯内。不仅如此，这些人的开支大部分由商业组织负担。同时，海外的贸易网络还可以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及时把外交信息传回国内。不仅英国商人，外国商人也派上了用场。比如，热那亚商人霍雷肖·帕拉米西诺就曾充当伊丽莎白女王在欧洲大陆的财政甚至政治代理人。［①⑤］
第四，对外贸易刺激了英国造船业和海运业的发展，英国的海上力量得以壮大，外交事务中的威慑力增强。在与安特卫普的贸易中，甚至在与汉堡的贸易中，所使用的都是一些５０吨至１００吨的小船，其船员也没有太多的海上经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利凡特公司的贸易中，由于航程远，又需要在地中海应付穆斯林海盗，所有船只排水量较大，武装精良，其中最大的船“王家商人”号（４００吨）并不太逊色于女王的“复仇”号（４５０吨）。由于这种远洋贸易的刺激，加上政府的鼓励，英国出现了民间造船热潮，许多贵族和乡绅视造船为最好的投资方式。１５７１年到１５７６年，英国建造了适于远洋的百吨以上的船只５１艘。到１６０１—１６０２年，进入伦敦港的船只几乎一半属于英国。１５６２—１５６３年，运往波罗的海地区的呢绒有２／３是使用的英国船只，而在１５９９—１６００年，这一比例提高到９９．９％。在地中海，英国船只不仅运送英国货物，而且在外国之间运送货物。［①⑥］这支庞大的商船队伍成为真正的“王家海军后备队”，在１５８８年与女王的战船并肩作战，是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与商业扩张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政策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注：
①弗里德里克．Ｃ．迪茨：《英国公共财政，１５５８—１６４１》，伦敦１９３２年版，第７页。
②Ｊ．Ｅ．尼尔：《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议会，１５８４—１６０１》，伦敦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８０页。
③Ａ．Ｄ．英尼斯：《十位都铎政治家》，伦敦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３１页。 ④Ｒ．Ｈ．托尼等编：《都铎经济文献》，朗曼１９２４年版，第４５页。 ⑤Ｃ．里德：《国务大臣塞西尔先生与伊丽莎白女王》，伦敦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９１页。
⑥Ｇ．Ｄ．拉姆齐：《伊丽莎白·都铎即位时国际政治中的伦敦城》，曼彻斯特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０页。
⑦Ｇ．Ｄ．拉姆齐：《女王的商人与尼德兰反叛》，曼彻斯特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５页。
⑧、⑨Ｈ．津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波罗的海》，曼彻斯特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６、６７页。
⑩、①⑥Ｄ．Ｍ．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朗曼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８９、２９７页。
①①Ｃ．里德：《国务大臣沃尔星干先生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牛津１９２５年版，第三卷，第３７３—３７５页。
①②Ｓ．Ａ．斯基里特《威廉·哈伯内与土耳其贸易》，伦敦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①③昂温：“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冒险商人公司”，引自Ｒ．Ｈ．托尼编《经济史研究，乔治·昂温选集》，麦克米伦１９２７年版，第２１５页。
①④Ｐ．Ｓ．克劳森：《都铎外交政策》，纽约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４８页。 ①⑤Ｇ．Ｄ．拉姆齐：“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政策”，引自Ｃ．黑格编《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麦克米伦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