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被告山杠爷》有感

影片名为《被告山杠爷》，“山杠爷”？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镜头的转换，我们知道了这位“山杠爷”就是堆堆坪村的支书。县里来的调查员说有人举报山杠爷在村子里的一些事情，并说山杠爷的这写做法是犯法的。为了了解真相，县里的同志留在村里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们了解到这位山杠爷是位为村民着想的好干部，也即“动机是好的，社会效果也不错，可是方法却触犯了法律”。结尾有一幕是一些村民拿着一篮子鸡蛋请求公安同志不要拘留山杠爷，这时我哭了，但是“法律无情”，山杠爷还是被带上了那个他以为只抓悍夫泼妇的车，影片以行走的警车和“山杠爷”这一呼喊的背景音为结尾。影片结束了，但是这件事就画上了句号了吗？

从影片名中我们就能知道影片会涉及法律，也能知道这种影片惯用的方法就是回忆插叙。从这些角度来看，这部影片并没有好莱坞大片那样的蒙太奇的切换和视觉震撼，也没有日本影片的细腻表现和冷清之感，而是给我们展现了一方水土养育下的一方人们的质朴。看完这部影片，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碧罗雪山”这四个字。《碧罗雪山》是一部描写西南少数民族在现代文明下的生活状态的改变。现在细细想来这两部电影还真有一定的相似性呢。

模范村堆堆坪的最高领导人山杠爷，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实事，深受村民爱戴，为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乡种责任田，山杠爷命令私拆他给妻子的信件；拒交公粮者被山杠爷派民兵捆绑关押；为惩治歪风邪气，山杠爷将虐待婆婆的强英游街示众，倔强的强英悬梁自尽??只懂村规，不懂国法的山杠爷终于被送上了审判台。杠爷被带上手铐时，衣着整洁地走出祠堂。堆堆坪的村民都来为他送行。在一声声“杠爷!”的呼喊声中，村民齐齐的全跪下了。杠爷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看到这，好多女生都流泪了。

一部好的电影不仅仅要让我们热泪盈眶，更要让我们觉得其中蕴含着一股哲学意味。就像是《海洋天堂》的导演薛晓路所说的：“我希望，观众不仅仅是在电影院里抹眼泪，更要去思考，这才是电影工作者所希望的。”（４月２号，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的确，电影是一种视觉文学，它不应该仅仅给人以一种视觉器官上的冲击，更应该给我们一种人生、社会的思考。

《西游记》中的唐僧相信自己的善心和佛祖的慈悲能感化那些已经失去人性的强盗——将自己的妻子杀害，对自己的爹娘不孝的人，使得他们向善，但是他错了，有些人是可以教化的，但有些人非得动用强力。记得影片中有这么一幕：山杠爷问县里来的公安同志“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大致意思）公安同志回答说：“尽量教育”（大致意思）。看到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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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那教育不管用怎么办啊？虽然当地的村民并不是像《西游记》中的那些强盗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教育的对象的情况，想想他们会不会接受，他们的“前结构”如何。在我看来若是不了解这些，教化的工作是没法进行的，是无本之木。从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山杠爷也给过那些村民教育，但是他们不听，为了村民，为了村子发展，没办法的山杠爷最终因不懂法而走上了犯法的道路。看到好心的，两袖清风的山杠爷被警车带走，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山杠爷是个悲剧性人物吗？这一悲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

现在想来，山杠爷的悲剧是注定的，是必然的，这悲剧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个村子造成的，而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法律和宗法社会中的人情的对立造成的，法不容情啊。影片中的人物一直在找寻着那个写举报信的人，他们都很气愤，到影片结尾，我们知道了那个写匿名信的人就是山杠爷的孙子，他想弄清楚是爷爷对还是法律对。最终爷爷的悲剧结局告诉了孩子爷爷做错了。山杠爷将自己的职位让给别人的时候，还强调要多学学法律知识。从这些情节中我们看到了以山杠爷为象征的宗法社会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影片最后的那一声凄厉的“山杠爷”更是宗法社会的一曲挽歌。

在看《碧罗雪山》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正是对生命的纯朴的理解和面对现代文明的无所适从的生命形态让我们明白了结局为什么那样安排。其中，那位象征着宗法的爷爷不愿意搬离村子是因为当地的人们面对现代文明中的时间和金钱无所适从，在这场竞争中，他并没有把握能获胜，也是对原来生活状态的一种不自觉的留恋。而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村民们经过索道搬离那个曾经刻写族人历史的地方，走向了柏油马路，走向了机动汽车，最终还是要面对现代文明，接受时间和金钱对他们的考验，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一种东西。可以想见，外来事物的不断冲击足以摧毁一切旧文明，外来人的存在与出现也会把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完全改变，一种强势文化的存在正是以不断吞并和瓦解其他文化为代价的。显然，两部电影中的这种情况是人类生活中一种长久的困境，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美好的值得珍贵的东西——一种别样的生命状态。

通过调查，也就是影片为我们展示的那些人物的回忆，我们能看出山杠爷的功还是远远大于过的，那些受过山杠爷别样教育的人，一开始可能是很不满的，但是后来我们都听到从他们口中说出“杠爷是为我们好，是为村子好，我们不怪杠爷”。这就好比高中的时候，我们对严格的老师充满了各种埋怨，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看到这的时候，我想村民们的这种朴质的肯定比那挂满墙壁的红色锦旗和奖状都激励人，温暖人心。确实，一个党员干部的政绩并不表现在那面面没有生气的锦旗上，也不表现在那张张御笔亲授的奖状上，而是表现在国民的口碑上，人民的心中。影片的结尾出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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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我以为杠爷不会被带走，但是还是随着那一声悲戚的“山杠爷”被警车带走了。难道真的是“法”不容“情”吗？山杠爷作为村子的支书，符合国家号召为村子修水库；公粮可以顺利上交，这是其他村子所没有的效率和效果；还为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设备操心等等。将山杠爷为村民的幸福着想、为村子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对国家的贡献来看，那些所谓的犯法行为已经微不足道了，就像那位公安同志所说的“尽量教育”，那何不将山杠爷也列入教育的行列呢？

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我们都承认，其中，法律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打击不法分子的依据。但是，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异化”。我觉得，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却不能很好地维护我们的利益，也不能很好地打击不法分子。我们将法律看作是金科玉律，不能越雷池半步，即使是人情，人性方面应该做的事情也畏首畏尾地，生怕触犯了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被法律所控制着，没有人内心的自由，成为法律的奴隶。就像这部影片中的山杠爷，在原本那种以道德，以人情为法的宗法社会中是一位成功的，为人们着想的领导，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损害人们权益的有罪之人。调查员完全是按照文本上的法律条例和知识来解决这件事情，宗法社会中的人情和道德被还不是很完善的法律掩埋了，发不出声音。

写到这，我想澄清的是，我的这些观点并不代表我是赞同回到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完全依靠暴力甚至是蛮力或者是依靠道德力量来治理的社会中，但是我们应该是努力探索到一条法律和人情道德能和谐相处的道路，最终做到“法也容情”，若这样，那么影片中的山杠爷就不会被带有。其实警车带走的不仅仅是山杠爷，而且带走了村子的象征和支撑。

堆堆坪这个法律管不到的偏远村庄，正是山杠爷这样一个做出违法行为的人，维持住了善良风俗。在法律到来之前，这里是如此的和谐，所有的一切都由山杠爷处理妥当，而正是法律，这个我们现代社会正义、公正的象征，破坏了一切。法治权威的建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堆堆坪，原有的和谐被打破了，而新的和谐显然不可能立即形成。如果一个社会的生活完全不需要法律，那么我们能肯定地说法治一定优于礼治吗？山杠爷不懂法有错吗？在他生活、工作的环境，处处都有礼俗道德指导，法律只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可有可无，对堆堆坪的村民们来说没多大影响。而且，当法律禁止村民们按原有习俗办事时，法律似乎更是起着唱反调的作用。不能按老规矩办事了，新来的法律又管不了那些事情，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事谁能来管呢？传统的习俗遭到了冲击，我们知道，硬控制终将替代软控制，法治终将替代礼治。然而，要乡土社会摒弃适合实际需要的习俗道德去遵循国家法律，这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村民们一时无法接受山杠爷竟然犯法了，正如传统的乡土社会一时不可能适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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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突然的到来。

多么尴尬、多么无奈的现实，看着山杠爷的两行泪水，难道山杠爷真的错了吗？法律来了，原先的道德习俗被否定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将成为人们的基本准则，法治取代了礼治。但是，新的法律又真的能立即担起维持中国乡土社会平静善良的风俗重任吗？相信在这之前，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还得先有一番改革。这条漫漫长路，还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下去。

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谈不到底的”。虽然这部影片不是完美无瑕，但是它的蕴含的角度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化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想这部影片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会只从一个窗口向我们展示它的风景，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这不同的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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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被告山杠爷

《被告山杠爷》观后有感 被告山杠爷》——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情理东方学院 08 软件一班蔡月姣“杠爷我不怕你杠。 ” 一场闹剧，可笑可悲可怜可叹，万般皆是可，无奈不由人。 旺平乡里有个堆堆平，堆堆平里有个山杠爷。山杠爷，便是这堆堆平的天，是这堆堆平 的地，是这堆堆平的统治者。在杠爷的心里， ”国家村子”说是极为正确的，国家缩小了就 是一个村子，村子往大了说便是一个国家。国法就等于村规，村规就是国法。乍一看也的确 是有道理，可国家，永远是超越村子的存在。就像国家永远大于地区一样。 可笑的是，那些剧中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粗鄙；可笑的是，道德观上有缺陷的人 知错不改，好像自己做的那些自私事儿完全不应该得到惩罚；可笑的是，这剧中那么多与现 实矛盾之处产生的摩擦火花……太可笑， 并不仅仅是那些乡野村人， 便是那下乡来调查的检 察官也让人觉得发笑。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山杠爷的做法的确是可以促进堆堆平 的发展，然而，法不容情，即使他们再敬佩山杠爷的种种，仍旧是避免不了对山杠爷的罪责 进行处罚。而虎娃，那个学堂里的学童，也是山杠爷的孙子，作为这场闹剧的伏笔，的确是 真的可笑了。没有人会想到，写信揭发山杠爷的人居然是那个可爱的小虎娃，没想到这份所 谓的无名揭发信， 不过是虎娃想要弄清楚自己爷爷的各种处罚到底犯不犯法。 而山杠爷他们 绞尽脑汁思来想去，怀疑的那么许多人，都是徒劳，谁会想到，是那个学没上多久还是个半 大孩子的虎娃呢？！ 可悲的是，不论怎么说，一条人命的代价，让村子再也无法平静下去，山杠爷统治时期 也逐渐远去。那些盼着山杠爷定罪的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个酒鬼是希望自己 能够喝上酒，山杠爷再也不能多管闲事。所以才会在检察官的耳边嚼舌头，不断地挑唆。而 那个曾经因为抗粮不交而被山杠爷处罚的兄妹俩， 兄长显然是记仇之人，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 了检察官不过是为了报私仇。然而那时候，若不是他妹妹给他求情，照着山杠爷说一便是一 说二便是二的性格， 哪会这般轻易放过他？可悲的是， 山杠爷从头至尾都是为了这堆堆平能 更好的发展，为了不给上头添麻烦，一个人撑起了堆堆平这片天，可结果呢？ 可怜的是，那些一辈子在山杠爷的领导下活着的村里人，包括山杠爷的儿子儿媳。虽然 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离开了谁就停止了前进。但一向依赖山杠爷活着的那些人，离了山杠 爷，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大多是推崇山杠爷，信仰山杠

爷的人，离了山杠爷，他们会怎么样？看着那些泪流满面，呼唤着山杠爷的人们，我真真觉 得他们可怜。那些孤苦的老人，仰仗着山杠爷而活，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呢？我最看不得的便 是不孝顺的人，可是，他们再可怜，我们在同情又能如何呢？ 可叹的是， 这场闹剧究竟给我们这些人带来的是什么？那些山旮旯里活着的人们， 他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法律观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还带着浓厚的未开化的气息。山杠爷错了么？是的，他错了。可是究其他错的原因，总是出于好意，而一向两袖清风的他，若是能够 知法懂法，定然是极好的一个官员。这错的又何止是山杠爷？我从来都不反对以暴制暴，只 要是能达到我们所期待想要的结果。 如果说， 现在的我们能够以最轻微的手段得到最好的惩 治人的效果，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太平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间惨剧发生了！可是，温柔 的手真的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么？我看不见得，最起码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暴政与严刑，看起来似乎都是藐视人权，不尊重生命的存在。然而法不严则礼不正。正 如正义女神手中的利剑一般， 若是这把剑变得温柔不锋利了， 那还可以称之为利剑么？对于 那些知法犯法者， 对于那些本身便不尊重生命的人， 我们还要温柔劝慰之？怎么做才能最大 范围地肃清不法行为，怎么样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美好，更为和平？ 从剧中各方面的矛盾体现看， 中国的情理与法律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撞。 法与情、 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流传于今的成语或熟语，诸如 表示行为属性时所用的”合理合法”、”合法合理”、”合情合理合法”，标示着情理与法的可能 的一致性；甚至标明情理与法律在实践中不一致的熟语，如”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 、 理” ，也在昭示着情理与法的错位与背离情形的普遍性。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 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 “论情”、”量情”、”原情”而立法，将法律与人事、人情勾连了起来。这样一种由对法 律依据、法律精神的理解，而到立法之贯彻，如前所述，确实是中国古代立法中的一个引人 注目的现象。 唐代立法时已考虑到”事理”、”情状”等的不同，因而予以差别对待。 唐太宗时，谋反罪连坐的法律在涉及祖孙、兄弟连坐时，出现了矛盾。一方面， “兄弟 分后，荫不相及” ，而“连坐俱死” ，明显过重；另一方面，孙荫庇祖，祖荫庇孙，法律上却 “祖孙配没” ，明显过轻。当时有个“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

谋反伏诛，强当从 坐” 。太宗在录囚徒时， “悯其将死，为之动容” ，对侍臣说： “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 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 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 犯法。 轻重有差， 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于是命令百僚详议。房玄龄等人议定说： 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作 者注： “流”当为“没”，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 ） “祖孙与兄弟缘坐，俱 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 ”从之。 这次改法，实际上是回到了利害一致原则上。原来的法律显然是利害不一致，或利大害 小，或利小害大。唐太宗所谓“事理” ，要求区分谋反罪的不同情节；朝臣的“据礼论情” ， “礼”也即“理”“情”为亲情，情理也就是亲属关系“轻”或“重”之“理” ， ，亲情大小 之“情” 。所谓情理的发掘，到头来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利害一致原则” 。 实际上， 唐律中情理之说与情理之考虑非常较多， 甚至在行文上也直接使用 “情” 、 “理” 二字。这里重点以较典型的“不应得为”罪的有关规定，作集中说明。 《唐律疏议》卷 27 断 狱：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 ；事理重者，杖八十。疏议 曰： “……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缺，故立此条。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其“理 不可为”“事理重者”“量情为罪”“情轻者”等说明，表明“情”“理”二字可以互训。 、 、 、 、 “事理重者”也即“情重者”“情轻者”也即“事理轻者” ， ，二者均属“理不可为”者，法 律上都要“量情为罪” 。在唐律的各分篇中，这样的精神也是贯彻一致的。 类似的规定，直 至大清律都是从情理上作解释的。 唐律中的“原情” ，为推原其“本情” ，与前相同，也是 指推原其“本心” 。卷 23 诬告谋反大逆条： “若事不容审，原情非诬者，上请。疏议曰：或 奉别敕阅兵，或欲修葺宗庙，见阅兵疑是欲反，见修宗庙疑为大逆之类，本情非是诬告者。 ” 同样， “情理”也是“原情及理” ，即推原其“本情”及“事理”《唐律疏议》卷 10 职制： 。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 ；非切害者，徒二年。疏 议曰：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注云”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 上请”，谓论国家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