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海县家庭内部暴力犯罪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xx年12月至20xx年3月
调查地点：长海县小长山派出所
调查对象：长海县小长山派出所民警
调查内容：长海县家庭内部暴力犯罪情况
20xx年11月25日，是世界第七个国际反家庭暴力日。而在中国，根据调查显示，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对夫妻动过手。与此同时，夫妻间的伤害构成刑事案件的近几年也有增加趋势，并渐渐进入我们的视线。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婵娟”。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组建家庭是莫大的缘分。可是，为什么千年修得的“缘分”成为了“孽缘”呢？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我将针对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长海县婚姻家庭情况进行论证分析。
通过对犯罪个体的文化素养、年龄、性别比及户籍的调查显示，家庭内部的暴力犯罪与其他的暴力犯罪有着一些共同之处：首先是犯罪者的文化水平低。在统计中，犯罪人中小学学历的占了30%，初中学历的占了40%，文盲的占了10%，诸多犯罪人的文化程度都是不很高。其次，犯罪者年龄大都集中在30----50岁的轻壮年期。再次，男性犯罪高于女性犯罪，特别在家庭内部暴力犯罪中，高出40个百分点。
家庭内部暴力案件与其他同类案件一个最大的区别点就在于：家庭内部的暴力案件，女性犯罪者比例高于其他同类犯罪。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家庭内部虐待现象的存在。在居多的家庭虐待导致的恶性犯罪案件中，社会的优势地位和更多资源被男性所占有，男性的强势地位加上生理特点，自然的攻击性比较强烈，家庭中的女性就成为被虐待的对象，而家庭中的女性对长期打骂虐待的容忍往往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极端的解脱办法：弑夫。
据不完全统计，长海县公安局就05年一年之内办理的“弑夫”案件就有2起之多。最典型的就是王某杀夫案件。王某是小长山乡农村妇女，也是一个长期饱受丈夫百般虐待的受害者。王的家庭悲剧从开始到结束都极有典型性。 1
王某22岁那年嫁给了丈夫。19xx年第一个女孩出生后，一心想要男孩的丈
夫很失望。19xx年第二个孩出世了，仍然是个女孩。这时已经为超生受罚的丈
夫彻底绝望了，并且他把所有的怨恨都归结到她头上。从此后，王的丈夫开始折
磨、摧残她，噩梦开始了。
王某的身上从来就是旧伤未好，又添新痕。丈夫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她；喝
醉了酒，更是变态的折磨。性格暴戾、酗酒的丈夫根本就不管王某和孩子的生活，有了点钱就去赌、去喝酒。整个家庭的维持就靠王某捡海菜，给渔家做工。王某的丈夫喝醉了酒就把她捆起来打，皮带、棍棒、铁锨都是丈夫用来折磨她的工具。他的家里，常常传出王某的哭嚎和惨叫。王某和孩子们的无数次跪地求饶，从未改变过丈夫的变态折磨心理。不但如此，王某还是丈夫发泄兽欲的工具。丈夫往往是在暴打她之后，还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继续折磨、摧残她。
刚开始，丈夫打的王某到处躲藏，躲到谁家，丈夫就带着刀去那家闹。王某
回娘家，丈夫追到娘家，用刀逼她回去。后来王某为了不连累别人，丈夫打她，她就跑到玉米地里躲起来。
饱受变态折磨的王某找过村妇联，村妇联也就是教育和调解，这种工作对暴
戾成性的丈夫又有多大的用处呢？王某又想到了离婚，20xx年9月离婚判决下
来了，刚回到娘家的她又被丈夫挟持回了去。回去后，她的前夫更加频繁、残暴的虐待她。王某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只要丈夫还活着，她就永远都摆脱不了这种折磨和阴影。
20xx年的6月，终于在丈夫的连续几天次狂暴折磨后，她举起了家里的大
铁锤，照着睡着的丈夫砸下去??
王某用这种极端的手段结束了丈夫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噩梦。在她寻求
了各种救济手段都没有用之后，这种了断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此，别人又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建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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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内部暴力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不是一个原因发生作用的结果，往往有几种因素在同时起作用。一个家庭内部恶性案件的发生，也不是单纯一个原因导致的。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长时间矛盾的结果。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夫妻间发生自相残杀的恶性犯罪案件往往是矛盾逐渐积聚、积怨加深，而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为谋求解脱而走向极端，才导致悲剧发生的。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系统，它的存在、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是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发生也是一个系统，孤立地认为某一原因造成了婚姻恶性犯罪案件，就有失偏颇。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发生是由经济、感情以及夫妻生活过程中的矛盾处理等问题构成的一个系统。
首先，经济，婚姻生活的隐含的前提。“贫贱夫妻百事哀”，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婚姻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一方无生活来源需要照顾往往成为一个家庭潜在的危机。例如，某案犯王某因嫌弃妻子李某长期患病瘫痪在床，又因对其将自家房屋抵押给他人不满，故起意放火烧毁房屋并将李杀死。
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个下岗工人戴某杀妻弑子案也很典型的说明“贫困，是家庭矛盾的根源”。下岗工人戴某与在客船上做售票员的妻子经济条件都不太好。结婚后，二人的经济一直都很拮据，经常因为经济问题和孩子的教育问题吵架，并因此离了婚。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戴某抚养。从学校毕业的儿子没有工作，身体又有病，本来生活就拮据的戴某常常陷入经济的困境。戴某只好和孩子一起在当地居委会申请了低保，父子俩就靠这每人每月的330元生活。20xx年5月的一天，戴某叫来前妻和儿子，商量再给儿子申请低保的事。前妻要戴某出去打工挣钱，这时儿子的手机响了，戴某看了特别生气，对儿子说：“你吃低保还打手机干什么？”说着，他一把夺过手机扔在地上。他儿子没说话转身就出门了，过了一会，就拿着一个大铁棍进屋就给戴某头部一下。戴某抢过来铁棍就把儿子打倒在沙发上，又把过来帮孩子的妻子打死了。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家庭矛盾越来越深，在特定的事件催化下，就成为家庭悲剧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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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虐待，婚姻生活中的不和谐的音调。婚姻不仅有甜蜜的生活，小波澜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夫妻生活中想完全消除矛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问题不在于消除矛盾，而在于减少矛盾，或防止矛盾激化。虐待是处理夫妻矛盾过程中的一种不恰当的手段，它严重损害了双方的感情，也伤害了对方的身心健康。虐待有时候容易激化矛盾，成为女性铤而走险、杀人解脱的原因。虐待，是婚姻生活中的潜伏的危机，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增加了成为了血溅家中的凶手的可能性。在统计过程中，虐待导致婚姻恶性犯罪的发生，占到此类案件的三成。以上提到的王某杀夫案是最为典型的家庭虐待案件。
再次，婚外情，美满婚姻的杀手，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主犯。婚外情是指有配偶的人与配偶以外的第三者所建立的恋情关系或情人关系。婚外情，必然会伤害原配偶的感情，恶化夫妻关系，危及家庭生活，甚至使婚姻破裂，家庭解体。婚外情是将近50%的此类案件发生的原因。婚姻恶性犯罪的发生是一个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张军，男，长海县某建材销售中心经理；张某，女，农民。张某因长期被丈夫虐待，多次到张军的父家调解，与张军关系逐渐密切，二人开始有秘密往来。有一次被张某的丈夫刘某当场发现，当时刘某让张军写了一张12万元的欠条。后来刘某又扬言杀死张军、剁张某的手，并多次持菜刀到张军家大闹。同时刘某对张某的虐待日益加剧。张某与张军于是合计杀害刘某。一天夜晚，张军持斧子、尖刀进入张某留门的屋内，捅死了熟睡的刘某，并将刘某的尸体沉于水坑内。惊慌失措张某赶紧收拾了杀人现场，并对外谎称刘某走失。大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军死刑，张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最新的统计表明，家庭暴力呈现扩大化趋势。按照学术界的观点，夫妻间的“冷战”、使劲摔门、侮辱谩骂、破坏对方心爱的物品等行为属于精神暴力范畴，这种家庭暴力形式往往存在于知识分子家庭。精神暴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会使对方产生自卑、自责等情绪，最后导致一方的精神失常或自杀。所以精神暴力的杀伤力一点都不比身体暴力弱。但是，这样所导致的血淋淋案例，在现实中却难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因为目前我国的刑法典中没有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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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预防与启示
在社会生活模式日趋自由和开放的今天，更多的人讲求的是自己的隐私如何不被暴露，自己的家庭生活怎样不被干扰。但是在个人权利被充分彰显的今天，也使得社会整体控制力下降。对婚姻恶性犯罪来说，社会控制力降低导致了家庭中的家庭暴力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导致家庭的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得不到相应的及时维护，从而埋下了恶性犯罪案件的种子。婚姻恶性犯罪案件本质上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病态表现。要消除这一践踏法律的丑恶现象，需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社区保障体系，确立当事人对法律的忠诚，提高婚姻当事人的素质，使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这是预防和消除婚姻暴力的主要途径。
同时作为家庭成员，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对法律的忠诚，选择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从个人角度对此类案件发生的预防。妇女在家庭里要正确定位，在思想上抵制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树立自主意识。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婚姻当事人能感觉到法律比自己的私力报复更有价值，更合理。法律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是调整人们固有行为的一种有效强制手段。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刑法》等法律法规对婚姻暴力犯罪都有禁止性规定，但存在着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等一些缺点。例如婚姻双方之间的轻微与轻伤害案件以及虐待案件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但婚姻恶性犯罪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存在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担心，或是有惧怕施暴者报复的顾虑，不愿告诉，为更加恶性案件的发生埋下了定时炸弹。国外的通常做法是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立法”，至今已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44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婚姻暴力制定了明确的法律处罚条例。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有了完善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的是履行法律的足够力量和手段。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家庭暴力”在村民的眼中仍是“两口子打架的家务事”，不仅别人这么认为，就连受害者本人也有这种认识。这种“家务事”的认 5
识导致的结果就是受害者“想要逃而无处逃”的困境。所以从受害者到执法者都要转变一种观念：家庭暴力决不是“家务事”，受害者要勇于揭露，敢于投诉；执法者要提供法律援助，能够让受害者有一个容身之处，真正帮助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得到最需要的帮助。
长海县公安局有关工作人员建议：应该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反家庭暴力网络”，就是要把医疗、鉴定、妇联、公安及心理康复机构共同参与进来，对施暴者进行强制性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从心理上让施暴者学会处理夫妻间的人际冲突，从而阻止他们的施暴行为。
经过调查，我认为在发生家庭暴力的以上诸多情况下，能够使得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方得到有效的救济和保障是体现人文关怀的主要措施，这样才能使海岛社区更加和谐稳定，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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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家庭暴力读书报告
《家庭暴力》读书报告
书名：《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
作者：荣维毅 黄列
作者简介：荣维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研究专家，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中国警察学会特约研究员等职务。主要从事妇女参政需求研究、村委会直选与妇女参政研究、基层妇女参政能力建设、社会性别倡导和培训、妇女人权与权益保障、社会性别与警察执法等方向的研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从国际的视角收集了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家庭暴力相关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无论是从理论部分来说还是对策干预来说，都是多样化的。
在书中采用了社会排挤论来解释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社会排挤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被隔离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纬度特点，同时涉及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的长期匮乏。石彤指出由于不能得到资源、利益和参与再分配带来的经济形式的不公平而产生贫困和由于不能得到认同、身份和尊重引起的文化形式的不公平而产生的歧视，这两个层面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正是这两个层面的互动构成了受虐妇女被排挤的本质。长期的被排挤就会导致受虐妇女拒绝被接纳，而选择自我排挤，也就是否自己的地位，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排挤，陷入了循环排挤之中。消除自我排挤和社会排挤，建立正向接纳机制，也就是从制度上、政策上接纳受虐妇女真正融入社会。
佟新则用了生活世界学来分析家庭暴力问题。他认为，在女性没有权利的父权秩序下，妇女经验是一系列他们所感受的现实与“正式”知识之间对应的联系，妇女们生活在一个双重的、经验与知识相互分离的知识体系中。“统治”关系或父权统治已经被组织化。女性被剥夺的经历是因为他们深深地陷入父权秩序，男性权利通过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来实现其统治。因此，中国的“打老婆”现象得以存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已经深入到每个男女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因此家庭暴力成为父权文化的明显体现。
由于本书是从国际视角来研究家庭暴力问题，在具体的研究上都是用国界来分别论述的。20##年在日本全国开设了配偶暴力咨询援助中心，家庭暴力ＤＶ法的实施全面展开。ＤＶ法又超党派女性议员进行的议员立法，立法过程以民间避难所、律师、被害人援助团体以及专家学者等众多非政府组织参与进行立法活动为特征。ＤＶ法目的在于防止来自配偶的暴力以及对被害人进行的紧急保护。尽管该ＤＶ法对家庭暴力起到了一定的防止作用，但是ＤＶ法的对象范围狭窄，不包括情人和订婚者，对身体暴力的限定无法反映受到多种复合型家暴力的实际情况，把离婚后、孩子以及其他家属除外的保护命令制度的缺陷，没有规定综合性的援助保护体制，妇女自立援助措施不足等问题。
在丹麦，对受虐待的妇女儿童则采取一种庇护所的方式。庇护所早在40年前由来自工人阶级的单身和未婚妇女组织而成的，开办的目标是为了给受虐妇女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住所，到现今庇护所已经成为一种选择或由公众资助的基层机构。庇护所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来负责并由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在庇护所里，运行着几个原则：一是保密地址，庇护所的地址不对外公开，只有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当地公益工作者，警察才知道具体的庇护所地址，这样是避免为企图找到妻子和孩子的暴力丈夫的捣乱。二是男人不得入内，即使丈夫想探访孩子，也要按照妇女的意愿，在特殊的房间里进行探访工作。三是“帮助你自己”庇护所非常强调”姐妹互助”，平等的人帮助平等的人。四是匿名，庇护所里的妇女足以负担其在庇护所里的生活而不需要政府资助的话，妇女可以不告诉他人他的真实名字。五是资助庇护所，虽然庇护所常接受到私人的捐赠和基金，但是居住在庇护所的人也要收取部分的费用。
在中国，调解一直都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但是陈敏表示解决家庭暴力纠纷不应使用调解。首先调解要求双方平等地协商一项规范双方未有约定，而施暴人和受害人都不具备着能力。长期的施暴经历，已使施暴人习惯用与暴力来赢得受害人对自己的绝对服从，施暴人不会轻易地放弃这种全力;而长期的受暴经历，使受害人对施暴人产生了恐惧，在调解过程中，施暴人的一个眼神或一句话对受害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因而不敢向施暴人主张自己权利的勇气。其次，调解更多的是维护施暴人的利益，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调解的目的主要是调和，而大多数施暴人施暴的目的就是维持暴力婚姻，维持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现状，而受害人希望能以分手的方式彻底摆脱暴力和恐惧，在通常情况下，在施暴人和调解人员的“引导”下，受害人最后只好妥协。所以，综合来说，家庭暴力是不应通过调解来解决的。
在文章中，朱东武则提出用社区工作者来介入家庭暴力的方法。从社区层面的介入方法：一协调，通过居委和有关方面进行调解。二是社区宣传，通过图片、电影、讲座等方式来宣传反对家庭暴力的相关知识。三是社区多机构合作，利用各种行政网络，包括政府机关、社区居委、公检法司等网络系统，全方位地构建社区网络来为受虐妇女服务。四是工作制度化，把反对家庭暴力工作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家庭建设结合起来，制定相关的制度化介入程序，把介入方法规范化。而从个人层面介入，朱东武提出要在工作中运用调解的方法去帮助发生婚姻暴力的夫妻，在介入事件时，可适当地运用批评教育的方法，甚至向施暴者施加压力，例如组织社区积极分子上门 ，或运用舆论压力等，另外可开展心理咨询和婚姻辅导工作。
目前，家庭暴力问题是各个国家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容易产生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妇女利益受损问题、老人及儿童的养育问题等，也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全社会应该全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婚姻家庭暴力问题，促进家庭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