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文本是一个谜。
依据学者们对于柏拉图著作的分类和次序研究，《理想国》（即《国家篇》）属于柏拉图中期对话的一篇。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已经摆脱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开始阐述成熟的自己的思想。文本连同包裹着的迷雾被流传下来，在当下阅读柏拉图的文本，笔者只是尝试在这个哑谜之中寻求自身理解中的解答。
从《理想国》一窥哲学或哲人的位置。谁的位置？柏拉图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的位置？哲学或哲人的位置？亦或“善”的位置？怎样的位置？对话中用言辞构造出的城邦中的位置？“理想国”或“乌托邦”中的位置？《理想国》的作者柏拉图自有分寸，而我却只有通过读下去来尝试寻找隐藏着的答案。
第1卷
《理想国》的第一卷一般被认为是柏拉图初期的作品，后来才完成第二至第十卷。但作为开篇的第一卷却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理想国》对话发生的位置——比雷埃夫斯港，大海与雅典城之间。将关于“政治”的讨论设置在城外，一方面，“出城”是哲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当置身“城外”，才能够更好地审视城邦生活的基础，审视“正义”和“善”本身。在另一个层面，哲学产生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哲人无须为在城外的探讨承担在城内的责任，显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因而正如篇名所暗示的，当晚的对话便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令柏拉图刻骨铭心的是，在最为民主的雅典城内，他的老师，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因而当柏拉图在他的戏剧中将苏格拉底复活，或许一个远离城邦法律和政治的“城外”的位置对于哲人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而这种“安全”却要以对话中用言辞建设的城邦的“乌托邦”的性质作为代价，正如在第九卷末尾柏拉图借格劳孔之口提到的，“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592B）。哲人的安全的位置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非位置，不是位置的位置，柏拉图的反讽这在于此。
《理想国》的对话开始于对于“正义”的追问，343B至344D，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的一段如“澡堂里的伙计”倾倒洗澡水般“劈头盖脸”的“高谈阔论”终于将讨论由一个抽象的，似乎可以事不关己的哲学概念，牵引到一个“牵涉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上去——正义的或不正义的，“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从这里可见，后文对城邦的政治的讨论，其实正是一个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话题。一个理想中的城邦的建构与每个人心灵中的正义德性的建构同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文本中通过问与答，渐渐揭示出“大”一些的城邦的相，以此来“由大见小”（368D-369），让人们逼近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不断的追问和回忆，不断的自我反思之中认识自己，于是哲学便产生了。哲学的本质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哲学。柏拉图的文本也如他的学园一样，在完成一种使人灵魂转向善的哲学的教育。
哲学涉及一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每个人切身相关，是塑造人灵魂的教育；而哲学或哲人的处境，亦并非仅仅关涉城邦中少数几个如苏格拉底一般的“疯子”，相反，或许这也正是每个人灵魂深处“善”的处境。
第2、3、4卷
关于个人正义的探讨在第2卷转向对于整个城邦的正义的探讨，于是一个言辞中的理想国开始在问与答之中建构。政治中只有意见和谎言，因而为了在放大了的城邦中寻找“正义”，这样的城邦只有被设计成为依据理性的标准。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德性和幸福，国家体制和法的目的在于为使尽量多的人为善提供条件。
理想国的公民被分为三类：赋有最高理性的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他们是理想国的立法者和监护者；赋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战的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他们是国家的卫士；只有情欲的本性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安分守己，节制情欲，忍受劳苦，他们处于最下层，为统治者及其辅助者服务。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理，护国者在被拣选出来后将接受最好的教育和最严格的训练。关于神的故事、诗歌和音乐经过严格的审查，所有不利于护国者坚毅、勇敢品格形成的部分被坚决剔除。
在理想国里，社会生活的一切是使个人完善的手段，而其本身不再是目的。政治不再是政治家的手腕。政治，这个高贵的谎言，在柏拉图那里，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为追求哲学“美好生活”服务的意义上才能够成立。
在一个由理性或哲学，而非政治意见掌管的理想国里，各种职业交由最有天赋、最适合的人来完成。于是大写的城邦的“正义”终于被经过长途跋涉的对话双方发现，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433E）。对话进行下去，小写的灵魂中的“正义”，也被找到：“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扰，起别的部分的作用”。（443D）单凭“伟大的政治”不足以解救人的灵魂。治国的政治由理性包办，正义只存在于理性或哲学所在的城邦和灵魂里。
第5、6、7卷
寻找到了“正义”，对话本该进入对于“不正义”的四类城邦的讨论，但阿得曼托斯等人“不放他走”，于是苏格拉底被迫“冒险”经受“三个浪头”。在不断被追问的“被迫”的处境下，在遭遇最大最厉害的最后一个浪头时，柏拉图终于将他在理想国中为复活了的苏格拉底安排的位置显现了出来：“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473D）。
在论证这个看上去比让女子和男子一样赤身裸体在健身房训练、公妻制更加可笑和不可思议的“哲学王”的建议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首先谈到了哲学家的界说。“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475B）哲学家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475E），在“有知”与“无知”之间，众人只有意见，而爱智者专注于每样东西存在本身。哲学家是被挑选出来的，“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487）的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是距离真理最近、最应该占据城邦的领袖的位置的人，而这毕竟只是一个“乌托邦”，现实政治的状况往往不能给这种崇高的安排以相应的回应。
阿得曼托斯代表现实中的城邦阐述了对哲学家的指控：“他们看到热爱哲学的那些人，……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我们且不说他们变成了坏蛋），而那些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者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487B-487D）在《申辩》中的控告又一次以类似的形式出现，阿得曼托斯便是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从前的
原告”——自幼受苏格拉底的指控者影响，心中充满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虚假指控的人（《申辩》18B）。——雅典城邦中的指控甚至被带到了“城外”！阿得曼托斯虽不会玩弄政治手腕，将哲人又一次送上法庭，但指控者的谎言和蛊惑却使哲人的位置又一次遭受最严厉的挑战，哲人总是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中。
接下来的讨论就象是另一个版本的《申辩》。柏拉图在他的许多文本中为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申辩，他的确需要辩护：在一个最民主的希腊雅典城邦，苏格拉底，一个拥有最高智慧的人却找不到他的位置！哲学家无用，责任并不在哲学，而在于城邦里的人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其它政治的原因不用哲学家（489B）。“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会变得比谁都坏”（491E），无知的城邦无法给哲学家的成长提供最好的教育，因而只有极少数拥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譬如唯一的苏格拉底。可惜，受了蛊惑的城邦却抽掉了唯一的哲学家存在的位置，宣判他死刑。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将唯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复活，还赋予了他“哲学王”的位置。在“洞穴喻”中，哲学家作为受过城邦的最好的教育并最终挣脱禁锢，看见了阳光中的世界，看见了至善的人，被理想国城邦的法律要求从“上面”再下到洞穴中，履行治理国家的义务，报答政府的培育之恩。（520B-520D）现行的政治对眼睛因为离开较大的亮光而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的哲学家百般嘲笑，因而现行的政治没有一个适合于哲学，适合于哲人。未有天才之前，每个人都赋有“做土”的义务（鲁迅：《未有天才之前》）。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为哲人创造“土壤”的城邦：使哲人得以产生的最好的教育的土壤，哲人产生之后可以从洞穴外面“回来”关照城邦的土壤。只有在理想国中，天性危险的哲学家才能有他的安全的位置。只可惜，这个位置只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非位置。
第8、9、10卷
哲学是使灵魂转向善的教育。当对话再次回到对“不正义”的四种政制的讨论，话题的中心已从前面的“政治”转向“灵魂”。对五种政体的讨论，每一个都加入了关于那种政体中人的性格的分析。从王政到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的堕落是一个灵魂受了恶的蛊惑，向下转的过程。在“哲学王”缺席的城邦，政治的意见扼杀了真理，城邦离哲学的“美好生活”越发遥远。在哲学缺席的地方，灵魂不再只关注至善，而是被荣誉、钱财、欲望所迷惑，灵魂在堕落中被玷污。
重提第9卷的结尾592B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承认，在对话中所建构的理想国在地上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灵魂中的善不是看见的对象，而是思想的对象。我们只有通过心灵的眼睛，灵魂本身的反思，才能在天上看见它的原型。而理想国的存在与否也已经变得“没关系”了，因为政治的诱惑和谎言在这里已经被抹去，剩下唯一重要的只是灵魂是否有一个至善的归宿。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教育学。只有哲学的教育能使人眼睛一直盯着真理和至善，帮助人从无知的洞穴中解除禁锢，矫正迷误，转身看阴影，看倒影，最终看见太阳本身。《理想国》在最后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勇士厄洛斯在死后复活的故事，柏拉图借传说中的主人公的遭遇告诉人们，哲学使不朽的灵魂“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621C），因而当它离开躯体，到达天界等候判决的时候，转为来世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在勇士的故事中，复活的是厄洛斯；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复活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让苏格拉底重新回到城邦中，在理想国中为他寻找到了一个位置，一个“哲学王”的位置。尝试理解柏拉图文本的微言大义，或许谜底正在于，虽然这个位置最终只是一个“乌托邦”，一个不是位置的位置，但正如在勇士的故事中，神派遣厄洛斯为人类传递不朽的灵魂在天界的遭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复活，唤醒沉睡中的读者：哲学是使灵魂向善的教育，只有当我们的城邦为哲学或哲人预留了应有的位置，我们每个人才能够一直向上走，逼近美好的生活。只有这样，在苏格拉底之后，即便真正的哲学或哲人还没有出现，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能够产生天才的土壤中，静静等候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
2． 柏拉图著：《申辩》，《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xx年1月
3．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
4． 夏可君：《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城邦的多重书写 ——灵魂转向的哲学教育 》，朝圣山之思网站20xx年
《理想国》读书报告
□ 评/ 谭嘉毅
内容提要：本文没有对大部头的《理想国》作通篇的概述，而是对《理想国》中的精华所在：“洞穴比喻”作内容上的理解。同时联系柏拉图其它的著作以及政治哲学的视角，对《理想国》的开头与结尾稍做“情节辩证法”的分析，作为《理想国》的不完全的读书笔记。
关键词： 洞穴 哲学家 情节辩证法 形而上学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经典著作，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学者对它进行阅读与研究，而且，随着每位阅读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不同，阅读时的视角也不同。《理想国》除了被认为是哲学著作外，最多的就是被看作是关于政治与法律的著作了。笔者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阅读时运用的是哲学的视角。
《理想国》被广泛的阅读与传承，学者们对其内容早以熟悉不过了。然而，《理想国》中最为人所乐道的，莫过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我们先来看看“洞穴比喻”的描述：
苏格拉底：……，让我们想像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像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1] 柏拉图这个场景的描述，就是对现实的描述。这基础在于柏拉图认为俗世中的人都是无知的，现实世界也是不真实的，我们看到的，触到的，感觉到的，只不过是影子。我们看似自由，其实是像比喻中的人一样，被绑住不能动。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意见世界的种种所迷惑，不能达到理念世界，而理念世界又不轻易直接地显现，因此，我们如同囚犯般被禁锢。 我们再看：
苏格拉底：接下来让我们想像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
用木料、石料或其它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格劳孔：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苏格拉底：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和同伴们的什么吗?……[2]
这是一个看似有趣其实严峻与悲哀的场面。为何严峻，因为“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为何悲哀，因为囚徒们所追寻的是事物的影子。我们生活的就是如此的一个世道，人人忙忙碌碌，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幻影。就因为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光亮，触不到至善的太阳。于是，有一些自觉到这样的人，挣脱掉束缚，开始走出洞外，追寻真正的光亮。然而，对于习惯了洞穴生活的人来说，至善理性的太阳无疑是刺眼的。他们还不能直接观看它，需要灵魂的转向。
苏格拉底：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3]
柏拉图还是肯定人性的，人的灵魂可以通过转向，认识真实的事物，不像其它一些哲学家那样彻底否认人性。但是，灵魂得以转向，并进入理性世界的人，是极少数的。柏拉图认为这些人，就应该管理国家，作为“哲学王”统治那些囚徒般的民众。他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无比赞赏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能够“…在看到某个灵魂发生迷盲不能看清事物时，不会不加思索就予以嘲笑，他会考察一下，灵魂的视觉是因为离开了较光明的生活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了呢，还是由于离开了无知的黑暗进入了比较光明的世界，较大的亮光使它失去了视觉的呢?于是他会认为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幸福的，另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可怜的;如果他想笑一笑的话，那么从下面到上面去的那一种是不及从上面的亮处到下面来的这一种可笑的”[4] 一个哲学家做统治者的国度，是柏拉图等哲学家梦寐以求的，因此，他才写下《理想国》，并以“洞穴比喻”突出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想做王。正是由于有如此的讨论，《理想国》被看作是关于政治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最多只是“政治哲学”的著作。按我的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著作关心具体的城邦事务，而政治哲学只关心如何处理民众，城邦与哲学家的关系。柏拉图在看到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城邦处以死刑后，深觉哲学家与民众的矛盾，于是用《理想国》为哲学家辩护，并试图早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洞穴比喻”除了是描述人从无知到有知的状况外，更多的是描述无知的人与有知的人的关系。“洞穴比喻”就是《理想国》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
对《理想国》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番阅读之后，既然我们提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无可避免的涉及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视角，下面，我们对柏拉图的“情节辩证法”作一些剖析与讨论。 对于柏拉图的辩证法，传统的观点所注重的，是柏拉图在作品里对苏格拉底不同辩论场景刻划中所表现出来的辩论技巧，然而我们将要探讨的，却不是这种柏拉图的辩证法。
柏拉图的作品，首先是文学文献，而不是哲学文献。因此，我们重视他的文学手法，了解他是“如何写”，亦即“情节辩证法”。我们先来看《理想国》的开头。
《理想国》发生的场所，是在城邦外，是在比雷埃夫斯港，是边缘地带。而整个《理想国》主要讨论的，是正义问题。如果我们要从“情节辩证法”的角度考虑，就必须十分注意柏拉图写的每个对话所发生的地点。讨论正义要在城外，可以说是因为没有城邦是正义的，除非哲学家做王。所以《理想国》所讨论的理想国家是一个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然而柏拉图还是用如此多的篇幅进行讨论，他是在反讽。反讽很多的用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反讽是自身的冒险性，反讽的人知道自己滑稽可笑，但却保有了人格与魅力。《理想国》里对灵魂进行了三分，欲望就代表政治，而柏拉图另一篇著作《会饮》，就是以欲望的讨论为基础。《会饮》开头的场景也很重要：阿波罗多洛斯说他是在“进城”的路上遇上格劳孔的（172a）。 “进城”
意味着他们是在城外，但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却是谈论城邦里的事的。我认为它的意思是说，谈论城邦是危险的，会与城邦里的一些人产生冲突，所以，要在外进行。所以，柏拉图的辩证法不仅体现在一篇作品中，同时体现在各作品之间。“城外”在这两个作品中，就同为讨论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解释为什么可以谈论危险的城邦里的事。人出城还意味着对自身的反省，因为你不先跳出你要思索的那个环境，是不能得到什么新的见地的。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也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吗？所以说边缘地带一直以来都是思想争斗与变革的起点，从这一点上来看当今中国的改革，也不失其意味。
《理想国》的最后是要将诗人赶出城邦。这是一个困境，而更大的困境是，柏拉图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诗歌是广泛流传的，是供一般人吟诵的，流传本身就意味着可以教授，所以诗是可以用来教育广大民众的。那柏拉图是否要利用诗歌进行哲学教育呢？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
柏拉图最为关注的，是真理是否可教的问题。柏拉图意义上的真理，是形而上学。一般的哲学，柏拉图认为是显白公开的，而形而上学则是隐秘的，是要秘传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并不是所有人，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少数人接受形而上学，而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如果将形而上学公开，必将引起哲人与民众的冲突，结果很有可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刘小枫老师在一篇关于诺斯替派的名为《真理为何要秘传》的文章中，将哲学家（或者是接受了真理要秘传的哲学家）分为三类：关心民众生活的；关心与民众关系的；激进，离世的。柏拉图就是属于关心与民众关系的，他要将哲人与形而上学保存下来，就不能公开地与民众冲突，这一点是柏拉图的情节辩证法里最为意义深远的。
对柏拉图情节辩证法作深入的理解与分析，需要大量的阅读与良好的哲学功底，笔者在目前是远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上面的对《理想国》一小段的分析，是建立在柏拉图课程学习与老师传授的阅读视角上的。在承认这种源于斯特劳斯的柏拉图式的阅读以后，在此想脱离大量阅读作一小小的猜想。柏拉图的一系列讨论“什么什么本身”的作品，如讨论勇敢的《拉凯斯》、讨论知识的《美诺》以及讨论友谊的《吕西斯》，都运用了繁复的辩论，到最后却都是没有得出答案。这可能让以追寻答案为阅读目的的人不得以满足。我认为这也是柏拉图一贯的“高贵的谎言”。这些关于“本身”的询问，其实是形而上学。柏拉图不给出答案，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对人们进行筛选。哲学是种冒险，同时也需要有耐性。柏拉图这样做是让那些心智不高的人自然地放弃形而上学，而让形而上学继续秘传下去。当然，这样的猜想是否“郢书燕读”，还需要长时间的阅读与研究。
柏拉图的著作就是有如此的魅力。很多关于哲学与哲人本身的问题，都不能从文本的内容上直接得到，而需要进行情节分析。学习柏拉图的作品，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一种阅读方法，意识到秘传的是什么。
注释：
[1][2][3][4]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xx年，272，272，277～278，277 参考文献：
《理想国》 柏拉图 著 商务印书馆
《刺猬的温顺》 刘小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真理为何要秘传》 刘小枫 著 网上下载
《柏拉图的<会饮>》 刘小枫 等译 华夏出版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朱光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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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理想国 作者 柏拉图译者 郭斌和 张竹明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xx年8月 内容
概要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由探讨正义的本质出发，描述了其心中理想国度的情形。其中包括国家的组成，成员的分工，管理者的职责，组织形式，青少年教育，男女平等，哲人做王的主张及哲人王的标准和培养等等方面。同时还穿插论述了柏拉图的一些哲学思想，诸如洞穴比喻和理念论等。作为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一书“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译者引言）对研究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 分章节内容概要第一卷 苏格拉底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祭奠，遇见几位友人，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与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讨论时，苏格拉底运用了典型的“精神助产术”，推翻了“正义是欠债还债”，“正义就是助友害敌”等错误主张。在接下来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辩中，他通过讨论利益和德性的问题，反驳了对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同时在论辩过程中涉及到了城邦的管理者。第二卷 格劳孔进一步向苏格拉底发难，他与其弟阿得曼托斯提出深入讨论正义本质。为了应答二人的质问，苏格拉底“由大见小”，将个人的正义问题暂时搁置，开始阐述城邦的正义。理想国的命题就此展开。国家中的社会分工问题首先被涉及到，接着话题从关于“护卫者”的讨论转到了教育上。苏格拉底在此提出了诗歌和音乐不可亵神的观点，并引用荷马史诗中的人性化描写神的片断来说明其不是。第三卷 继续教育的话题。苏格拉底进一步表达了文艺作品中不应展示假恶丑的主张，音乐也是一样。通过讨论“模仿”的问题，他还毫不掩饰的显露了对戏剧的厌恶。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诉讼或就医之类的事情上。教育之后自然是考察。腓尼基人关于人是不同金属的传说在此引入，带出了“护卫者”的选拔问题。第四卷 护卫者是本卷的核心。护卫者的责任，护卫者的标准及其教育培养方法都由苏格拉底在此作了详细地阐述。其中提到了“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的看法。紧接着，他提出了国家的四种品质；节制、勇敢、智慧、正义；而且正如国家由三等人――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组成一样，灵魂也有三部分：欲望、激情和理智。也就是说，城邦的品质与其居民的品质是一致的。从而“有五种政体，也有五种灵魂”。第五卷 在论述不同政体之前，苏格拉底应众人要求讲述了妇女儿童的问题。其主要观点为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在工作方面男女平等；优生优育和幼儿教育也在其讨论范围之列。在士兵的行动准则之后，苏格拉底说出了哲人做王的观点。在关于哲人的标准的讨论中，理念论得以引入，并与所谓“意见”作了对比。第六卷 紧接上一卷的话题，判别了哲学家的天性和非哲学家的天性。又用航海的譬喻，论证了“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的论断。下面研究了哲学家天性的败坏问题；并用画家来比喻治理国家的哲学家。在“什么是善”的问题上再一次引入了理念论。“太阳比喻”（“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象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也是在这里提出的。之后又论述了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是想象（后两者可综之为意见）第七卷 为比较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著名的“洞穴比喻”在此提出；受教育的过程就是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即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由此引出对哲人王的教育方法。四门学科的重
要性在此得到论述，即算学，几何，天文和辩证法。具体的教育步骤也同时被提出。第八卷 回到第四卷末尾的问题，既不同的政体的各自特点。除最完美的王政或贵族政体外，尚有四种较差的政体，依次为：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的弊端是本章的重点。在末尾讨论了由民主制是如何产生出僭主政制的，以及僭主政制的本质：“僭主是杀父之徒，是老人的凶恶的照料者”。在论述过程中着重与前文的理想国度作了鲜明对比。第九卷 “僭主个人的问题”是本卷的开始，包括僭主的成长，其性格及其生活。由此引出了对欲望和幸福的讨论。关于幸福，讨论的结论是“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人。他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他
又最有暴君气质，不仅对自己实行暴政而且对他的国家实行暴政；不论他们的品性是否为神人所知，善与恶、幸与不幸的结论不变。”灵魂的三部分重新被提起（上次是在第四章），用以说明人的基本类型有三：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快乐也相应有三个等级，而且只有哲人王才能体验最上等的快乐，从而才有资格建立理想之国。第十卷 再一次提出理念论，论述了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回到前面模仿的问题上，重新对诗人提出了批评。接下来，灵魂不朽和靠理性认识灵魂真相的观点被提出。而这都是为了“论述至善所能赢得的最大报酬和奖励”――苏格拉底马上讲了一个颇似启示录的厄洛斯游地府的故事，阐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最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了他对正义和善的结论： “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
“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象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分析与评价正如译者在引言中所说，“《理想国》一书，震古铄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谓无可替代。因为“第一个乌托邦”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哲人王的理想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投身哲学研究，也不知在多少个国家的独立解放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柏拉图为何要创造这样一个乌托邦呢？我们要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去寻找答案。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即伯利克里的统治已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开始的时代。贵族出身的柏拉图自然关心如何治理城邦之类的政治问题；而当时当仁不让的希腊霸主――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无疑深深影响了柏拉图。和其他希腊城邦内乱、革命不断，民主派和僭主党争不休的局面相比，稳定而又强大的斯巴达是大部分希腊人赞颂的对象。而柏拉图可以说是其中最坚定的追随者。他的理想国的很多制度，很明显是脱胎于斯巴达的；诸如优生优育政策，妇女要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张，以及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方法，根本就是当时斯巴达的制度；至于妇女公有和不组成固定家庭，则是斯巴达军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根据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说法，哲人王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传说中为斯巴达立法的莱库格斯。据记载，莱库格斯“规定了商人、匠人和劳作者各守其分，于是他就建立起一个高贵的国家。”这正是柏拉图关于理想国中社会分工的主张。然而莱库格斯其人却无法在正史中找到根据，他是被神化了的；斯巴达的律法，可以确信是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然而柏拉图却深信哲人王的作用无可替代。他游历叙拉古城邦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孔子。二人都以哲学与伦理为研究对象，以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平生所系。柏拉图对叙拉古僭主小狄奥尼修斯教授几何学，以期其成长为哲人王的尝试，和孔子周游列国的做法又何其相似！前者认为在世风日下的条件下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是不可能的，而统治者却可以成为哲学家，于是在一个以商业闻名的城邦进行着不可能的努力；后者干脆认定了“世不我用”，“知其不可而为之”了。二人的政治观点也颇为相似，前面提到的柏拉图社会分工的主张，就是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里一句“上好礼，易使也”，也不过是哲人王主张的东方表述罢了。其实柏拉图与孔子的相似之处远不止这些。在教育上，东西两位大家也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罗素语）；那“威严、礼仪和勇敢”不就是君子处事为人的标准么？而柏拉图排斥戏剧、厌恶反映假恶丑的史诗等行为，又和“子不语怪力乱神”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两位大家失败的遭遇不幸也一致了。柏拉图对小狄奥尼修斯的教育终归无效；孔子周游列国也一无所获。究其原因，在于两位大家的思想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孔子的大同之世和仁政，与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现实相距太远，正如困于陈蔡之间时颜回的一番话：“夫子之道之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柏拉图的理想国制度的部分内容，虽然已在斯巴达实行，但是不久以后斯巴达在马其顿大军前的表现说明了一切。正如罗素评
价的那样：“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
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由于它的僵硬，它差
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像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
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曾经经
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
高成就。”这段话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生活在马其顿帝国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把斯巴达
体制批判的体无完肤了（见《政治学》卷二，据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已经发现，史上
“第一个乌托邦”的命运如同其无数后继者一样，那就是失败；那么，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
部分――哲学思想又当如何呢？我们说，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是划时代的，可视为西方理性
主义的源头所在。美本身是“一”，正义本身是“一”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巴门尼德；知识与
意见的对立也可以在巴门尼德那里找到相似的观点，即“真理之道”和“意见之道”的对立。
但是理念论相对于巴门尼德的理论是大大进步了的。因为在巴门尼德那里，对世界本原的探
讨还限于语言层面；而柏拉图却把本原直接抽象为一个概念。哲学在世界本原问题上从此摆
脱了具体事物的桎梏，进入了抽象的理性的时代。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更是闻名于世。当初他
做这个比喻是或许仅仅是为了便于说明哲人王的教育，但是这个比喻的意义显然超越了这个
初衷，那就是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分离。这个分离在学界所造成的影响，从圣奥古斯丁的
《上帝之城》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竟绵延千年而不绝；而这个分离所带来的困难，
也着实困扰了无数杰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克复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的尝试，便是柏拉
图的思想在哲学领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闪光了。 在阐述其理念论的过程
中，柏拉图不止一次的运用了繁复的算术演算，这可以看作是对毕达格拉斯思想的继承；在
说明意见的不可靠时，他那确定个体事物都是无常的口气又颇似赫拉克里特在说“我们既踏
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他对“善”――这最高形态的理念的无比崇敬，又显然是师承
于苏格拉底的结果。至于末尾的那段启示录式的灵魂不朽说，除受毕达格拉斯影响之外，还
透着东方的神秘主义的味道。总之，柏拉图可谓是雅典唯心思想的集大成者。正如拉斐尔在
其传世名画《雅典学园》里所表现的那样，以手指天的柏拉图与以掌向地的其弟子亚里士多
德一起，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大支柱。 《理想国》虽然永远不能实现，但是它字里行间
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对真理、正义和善良的不懈追求的精神，必将与其作者柏拉图一起，长存
于人世间。 参考书目 西方哲学史 [英]罗素 著 何兆武 李约瑟 译 商务印书馆
19xx年9月 生生和谐――重读孔子 李翔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xx年3
月 中国圣贤启智语典 鲁越 李淑捷 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10月 西语系02级
3班 学号 ######## 20xx年4月10日
内容概要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由探讨正义的本质出发，描述了其心中理想国度的情
形。其中包括国家的组成，成员的分工，管理者的职责，组织形式，青少年教育，男女平等，
哲人做王的主张及哲人王的标准和培养等等方面。同时还穿插论述了柏拉图的一些哲学思
想，诸如洞穴比喻和理念论等。作为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一书“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
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译者引言）对研究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
治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
分章节内容概要
第一卷 苏格拉底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祭奠，遇见几位友人，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
在与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讨论时，苏格拉底运用了典型的“精神助产术”，推翻了“正义是
欠债还债”，“正义就是助友害敌”等错误主张。在接下来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辩中，他通过
讨论利益和德性的问题，反驳了对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同时在论辩过程中涉及到
了城邦的管理者。
第二卷 格劳孔进一步向苏格拉底发难，他与其弟阿得曼托斯提出深入讨论正义本质。为了应答二人的质问，苏格拉底“由大见小”，将个人的正义问题暂时搁置，开始阐述城邦的正义。理想国的命题就此展开。国家中的社会分工问题首先被涉及到，接着话题从关于“护卫者”的讨论转到了教育上。苏格拉底在此提出了诗歌和音乐不可亵神的观点，并引用荷马史诗中的人性化描写神的片断来说明其不是。
第三卷 继续教育的话题。苏格拉底进一步表达了文艺作品中不应展示假恶丑的主张，音乐也是一样。通过讨论“模仿”的问题，他还毫不掩饰的显露了对戏剧的厌恶。这一切都是因为“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诉讼或就医之类的事情上。教育之后自然是考察。腓尼基人关于人是不同金属的传说在此引入，带出了“护卫者”的选拔问题。
第四卷 护卫者是本卷的核心。护卫者的责任，护卫者的标准及其教育培养方法都由苏格拉底在此作了详细地阐述。其中提到了“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的看法。紧接着，他提出了国家的四种品质；节制、勇敢、智慧、正义；而且正如国家由三等人——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组成一样，灵魂也有三部分：欲望、激情和理智。也就是说，城邦的品质与其居民的品质是一致的。从而“有五种政体，也有五种灵魂”。
第五卷 在论述不同政体之前，苏格拉底应众人要求讲述了妇女儿童的问题。其主要观点为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在工作方面男女平等；优生优育和幼儿教育也在其讨论范围之列。在士兵的行动准则之后，苏格拉底说出了哲人做王的观点。在关于哲人的标准的讨论中，理念论得以引入，并与所谓“意见”作了对比。
第六卷 紧接上一卷的话题，判别了哲学家的天性和非哲学家的天性。又用航海的譬喻，论证了“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的论断。下面研究了哲学家天性的败坏问题；并用画家来比喻治理国家的哲学家。在“什么是善”的问题上再一次引入了理念论。“太阳比喻”（“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象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也是在这里提出的。之后又论述了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是想象（后两者可综之为意见）
第七卷 为比较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著名的“洞穴比喻”在此提出；受教育的过程就是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即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由此引出对哲人王的教育方法。四门学科的重要性在此得到论述，即算学，几何，天文和辩证法。具体的教育步骤也同时被提出。
第八卷 回到第四卷末尾的问题，既不同的政体的各自特点。除最完美的王政或贵族政体外，尚有四种较差的政体，依次为：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的弊端是本章的重点。在末尾讨论了由民主制是如何产生出僭主政制的，以及僭主政制的本质：“僭主是杀父之徒，是老人的凶恶的照料者”。在论述过程中着重与前文的理想国度作了鲜明对比。
第九卷 “僭主个人的问题”是本卷的开始，包括僭主的成长，其性格及其生活。由此引出了对欲望和幸福的讨论。关于幸福，讨论的结论是“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人。他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他又最有暴君气质，不仅对自己实行暴政而且对他的国家实行暴政；不论他们的品性是否为神人所知，善与恶、幸与不幸的结论不变。”灵魂的三部分重新被提起（上次是在第四章），用以说明人的基本类型有三：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快乐也相应有三个等级，而且只有哲人王才能体验最上等的快乐，从而才有资格建立理想之国。
第十卷 再一次提出理念论，论述了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
的技术。回到前面模仿的问题上，重新对诗人提出了批评。接下来，灵魂不朽和靠理性认识灵魂真相的观点被提出。而这都是为了“论述至善所能赢得的最大报酬和奖励”——苏格拉底马上讲了一个颇似启示录的厄洛斯游地府的故事，阐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最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了他对正义和善的结论：
“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
“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象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分析与评价
正如译者在引言中所说，“《理想国》一书，震古铄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谓无可替代。因为“第一个乌托邦”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哲人王的理想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投身哲学研究，也不知在多少个国家的独立解放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柏拉图为何要创造这样一个乌托邦呢？我们要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去寻找答案。
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即伯利克里的统治已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开始的时代。贵族出身的柏拉图自然关心如何治理城邦之类的政治问题；而当时当仁不让的希腊霸主——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无疑深深影响了柏拉图。和其他希腊城邦内乱、革命不断，民主派和僭主党争不休的局面相比，稳定而又强大的斯巴达是大部分希腊人赞颂的对象。而柏拉图可以说是其中最坚定的追随者。他的理想国的很多制度，很明显是脱胎于斯巴达的；诸如优生优育政策，妇女要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张，以及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方法，根本就是当时斯巴达的制度；至于妇女公有和不组成固定家庭，则是斯巴达军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根据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说法，哲人王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传说中为斯巴达立法的莱库格斯。据记载，莱库格斯“规定了商人、匠人和劳作者各守其分，于是他就建立起一个高贵的国家。”这正是柏拉图关于理想国中社会分工的主张。然而莱库格斯其人却无法在正史中找到根据，他是被神化了的；斯巴达的律法，可以确信是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然而柏拉图却深信哲人王的作用无可替代。他游历叙拉古城邦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孔子。二人都以哲学与伦理为研究对象，以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平生所系。柏拉图对叙拉古僭主小狄奥尼修斯教授几何学，以期其成长为哲人王的尝试，和孔子周游列国的做法又何其相似！前者认为在世风日下的条件下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是不可能的，而统治者却可以成为哲学家，于是在一个以商业闻名的城邦进行着不可能的努力；后者干脆认定了“世不我用”，“知其不可而为之”了。二人的政治观点也颇为相似，前面提到的柏拉图社会分工的主张，就是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里一句“上好礼，易使也”，也不过是哲人王主张的东方表述罢了。
其实柏拉图与孔子的相似之处远不止这些。在教育上，东西两位大家也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罗素语）；那“威严、礼仪和勇敢”不就是君子处事为人的标准么？而柏拉图排斥戏剧、厌恶反映假恶丑的史诗等行为，又和“子不语怪力乱神”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两位大家失败的遭遇不幸也一致了。柏拉图对小狄奥尼修斯的教育终归无效；孔子周游列国也一无所获。究其原因，在于两位大家的思想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孔子的大同之世和仁政，与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现实相距太远，正如困于陈蔡之间时颜回的一番话：“夫子之道之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柏拉图的理想国制度的部分内容，虽然已在斯巴达实行，但是不久以后斯巴达在马其顿大军前的表现说明了一切。正如罗素评价的那样：
“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由于它的僵硬，它差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像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
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这段话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生活在马其顿帝国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把斯巴达体制批判的体无完肤了（见《政治学》卷二，据罗素《西方哲学史》）。
我们已经发现，史上“第一个乌托邦”的命运如同其无数后继者一样，那就是失败；那么，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哲学思想又当如何呢？
我们说，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是划时代的，可视为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所在。美本身是“一”，正义本身是“一”
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巴门尼德；知识与意见的对立也可以在巴门尼德那里找到相似的观点，即“真理之道”和“意见之道”的对立。但是理念论相对于巴门尼德的理论是大大进步了的。因为在巴门尼德那里，对世界本原的探讨还限于语言层面；而柏拉图却把本原直接抽象为一个概念。哲学在世界本原问题上从此摆脱了具体事物的桎梏，进入了抽象的理性的时代。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更是闻名于世。当初他做这个比喻是或许仅仅是为了便于说明哲人王的教育，但是这个比喻的意义显然超越了这个初衷，那就是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分离。这个分离在学界所造成的影响，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竟绵延千年而不绝；而这个分离所带来的困难，也着实困扰了无数杰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克复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的尝试，便是柏拉图的思想在哲学领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闪光了。
在阐述其理念论的过程中，柏拉图不止一次的运用了繁复的算术演算，这可以看作是对毕达格拉斯思想的继承；在说明意见的不可靠时，他那确定个体事物都是无常的口气又颇似赫拉克里特在说“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他对“善”——这最高形态的理念的无比崇敬，又显然是师承于苏格拉底的结果。至于末尾的那段启示录式的灵魂不朽说，除受毕达格拉斯影响之外，还透着东方的神秘主义的味道。总之，柏拉图可谓是雅典唯心思想的集大成者。正如拉斐尔在其传世名画《雅典学园》里所表现的那样，以手指天的柏拉图与以掌向地的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一起，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大支柱。
《理想国》虽然永远不能实现，但是它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对真理、正义和善良的不懈追求的精神，必将与其作者柏拉图一起，长存于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