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怎样做教育叙事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刘良华
一、教师研究的困难与出路：从教育思辨到教育叙事
教师在教育研究中常常会感到困难。教师之所以感到困难，主要的原因是教师误以为做研究就是以思辨的方式做价值研究或本质研究、策略研究。
教师遇到的第一思辨与第一大难题是价值研究。比如教师可能会选择类似《论自学的价值》 /《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主题。教师的论证方式可能显示为：
1. 听懂了容易忘，自学的知识记得牢
2. 自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这是典型的“价值研究”，价值研究最有价值，但也最困难。这样的论证似乎有道理，但人们对这样的论证会提出质疑：凭什么说“听懂了容易忘，自学的知识记得牢”？
教师遇到的第二思辨与第二大难题是本质研究。比如教师可能会选择类似《语文的本质》 /《论数学教育的本质》的主题。论证的方式可能显示为：
1. 语文的工具性
2. 语文的人文性
3. 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这是典型的本质研究。教师可以对语文的本质提出一大堆说法，但人们随时可以对词提出质疑：凭什么说“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教师遇到的第三思辨与第三大难题是对策研究。比如教师可能选择类似《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与对策》 /《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的主题。论证方式可能显示为：
原因： 1.工资待遇太低； 2.课业负担过重?
对策： 1.提高工资待遇； 2减轻课业负担?
这样的对策研究似乎简单，但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对策往往会被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信口开河。人们会对此提出质疑：凭什么说“减轻课业负担”就能够避免教师职业倦怠？
小结：中小学教师做研究之所以感到困难，是因为教师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陷阱，误入歧途。
陷阱 1：价值研究
陷阱 2：本质研究
陷阱 3：对策研究
第一，所有的价值、本质、对策只是“假设”而不是“结论”；把假设重复一百遍，假设依然只是假设而不是“结论”。
第二，如果没有调查或实验，所有的“假设”都是可疑的。
第三，如果某篇文章只有假设而没有调查或实验，那么，这篇文章就只做了一半而没有完成。
教师如何从一半的研究到完整的研究？教师如何从价值判断、本质追问和对策研究的信口开河转向“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尽量避免价值判断而“用事实说话”、“实证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不仅“用事实说话”而且“用有情节的事实说话”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
典型的教育叙事就是“讲故事”。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艺术化的教育叙事；一是科学化的教育叙事。
（一）典型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教育传记与教育故事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典型的教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后者是虚构的教育叙事。
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与成长小说
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教育小说。前两者 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 后者（教育小说）则完全虚构。（如下图所示）。
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包括俄国的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的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的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日记》，等等。
中国自古有的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 1899－ 1966）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 1960-19xx年）、林语堂（ 1895-1976）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 19xx年）、高玉宝（ 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 1911-1942）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 19xx年），以及张爱玲（ 1921-1995）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 19xx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
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三）科学化的教育叙事：调查的叙事研究、经验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前两者是对真实教育现象的研究，后者是对虚构的教育故事的叙事。（如下图所示）。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真实的事件。它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真实的信心（即便是故事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和关联）。
在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故事的叙事研究三者之间，故事的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它要求研究者有发达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能力，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操持。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一般选择经验的叙事研究。
也就是说，对行动者（中小学教师）而言，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经验的叙事研究。所谓经验的叙事研究，就是行动者以“教育自传”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行动研究报告或经验总结报告。
经验的叙事研究以及教育自传的方法之所以被“重用”，主要受课程变革研究、教育行动研究的推动。 在西方行动研究领域，不少研究者如英国学者埃利奥特（ J. Elliott ）、麦克尼芙（ J. McNiff ）等人就采用“自传法”来讲述行动研究的故事。在课程改革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派纳 （ W. Pinar ） 把自传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体验课程”（ currere ）和教师教育研究的途径，在美国一度掀起“传记运动”。到 20世纪 70年代，自传理论成为派纳倡导的“概念重建运动”的重要一端（另一端是政治理论）。派纳本人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试着“重新回到自传”。在派纳和他的合作者格鲁梅特（ M. Grumet ）的倡导下，自传成为课程变革、“课程概念重建”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传被用来重新发现“课程中的个体”。“许多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教师教育者，为了把‘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考察和建构教学假设和实践的一种方法，鼓励学生以自传的形式来写作或讨论。”
除了作为课程变革和教育行动研究的“自传法”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总结教育经验的教育自传。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教育家成长丛书”系列作品中，每一本书的开篇都显示为“教育自传”。 除了教育自传之外，也有家长 以自传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家庭教育的经验。另有学者沿着胡适当年期待的“给史家做材料”的思路，从名人传记中整理“童年”经验或“求学”经验。 有研究者则从他人的自传中研究当时的教育历史。比如，张倩仪利用中国近代 150 多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在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 。
二、叙事的行动研究的操作策略（含案例分析）
（一）从行动研究到叙事的行动研究
由于教育实验一般为“准实验”，任何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教育行动研究。因此，教育实验研究报告也可以写成教育行动研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不仅突显教育实验的“准实验”特征，而且在研究报告的撰写上更倾向于“质的研究”的风格。这种质化的研究报告更重视以“教育事件”而不是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分析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影响和变化，也因此，人们直接称之为“叙事研究”报告。
严格说来，叙事研究并非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写作方式。在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实证研究这边。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质的研究这边。也就是说，叙事研究是质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写作方式。如果将实证研究进一步分化为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么，叙事研究既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历史研究（也可称之为历史的叙事研究），也可能显示为叙事的调查研究（也可称之为调查的叙事研究），还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实验研究（可称之为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
问题在于，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行动研究并将行动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行动研究也一度被自我降格为低级的、随意的问题解决而不丧失研究的资格。殊不知，所谓的行动研究，它不过是实验研究的变式和变形。它的前身是实验研究。它的身份乃是准实验研究。也因此，中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行动研究，就需要先做实验研究，然后以叙事的方式提交行动研究报告。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出色的行动研究报告总是接近或类似实验研究报告。维护和拯救行动研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把行动研究做成准实验研究。如果不拿出做实验研究的精神，就不会发生真实的行动研究。
同样，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叙事研究并将叙事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泛化为“四不象”的研究。殊不知，所谓的叙事研究只是一种撰写“质化的实证研究”报告的写作方法。中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叙事研究，就需要先有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的“做法”，然后才以叙事的方式提交实验研究的“说法”（报告）。如果既不做调查，又不做实验，如何叙事？维护叙事研究的地位的唯一途径是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然后以叙述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关键事件的方式提交研究报告。
当然，叙事研究除了开发出一种新的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的写作方式之外，叙事研究本身也给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元素：第一，它使调查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传记”，它是讲述他人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第二，它使叙事的实
验研究报告（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自传”，它是讲述研究者自己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是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与之相应，科学化的叙事研究是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和叙事的调查研究报告。
除了为实证研究增加新的元素之外，叙事研究还凭借它对人的情感“体验”的“描述”而获得某种“现象学的效应”。实证研究一直乐观地以调查或实验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乐观地在事物之间的“寻找关系”，但是，教育领域中的人（学生、教师）的情感“体验”很难被调查被实验，于是，叙事研究凭借其“描述”（尤其是诗化的语言）而直抵人性的深处并因此而给读者带来人性的共鸣与感动。
也就是说，如果舍弃了叙事研究与实证研究（尤其与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体验的描述”的内在缘分，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沉降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碎片或者乐观的教育喜剧。遗憾的是，总是有那么多的研究者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在这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的背后看不出任何人性的美好或人性的悲壮。另外的研究者则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乐观的“教育喜剧”：教师如何遇到某个“问题学生”，经过一阵子的努力之后，这个“问题学生”如何成功地被改造成为新人。这个学生性格变好了，成绩变好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其实，这只是愚人的教育童话，如何算得上教育研究？
如果教育叙事既不借助实证研究给人带来科学的信任，也不凭借“体验描述”而给人带来人性的美好与感动，这样的教育叙事就不止令人遗憾，很可能令人厌恶。
（二）叙事的行动研究的策略
对中学教师而言，所谓行动研究或实验研究，就是在自己的课堂或班级发起一场个人化的教育改革。如果教育实验被理解为“准实验”而不是在实验室操办的严格控制与测量比较的科学实验，那么，教育实验研究、教育行动研究与教育改革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名词。将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连接思考的效益在于：以教育改革作为教育实验的核心精神。教育实验和教育行动研究的核心精神就是面对真实的教育问题，引发真实的教育变革。没有教育变革就没有教育实验。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教育实验不仅引起某种教育变革，同时它也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引发的“影响”或“后果”、“效果”。
为了说明教育实验或教育变革的影响或效果，实验研究不仅强调教育改革（教育变革），而且强调这种教育改革所引发的教育效果必须是“可测量”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某种“问卷”（或考试试卷）的方式寻找实验前的成绩和实验后的成绩的变化。将实验前的成绩（前测）与实验后的成绩（后测）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实验研究的影响或效果。
如果这种教育变革的影响不可以测量，那么，它至少是可以言说的（听其言）。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变化。如果这种教育影响不是可以言说的，至少是可以观察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观其行）。
教育这样看来，如果说教育实验研究的经典标题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那么，前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操作性”，它代表某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某个教育变革行为、措施。这个变革行为相当于“动名词”。后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测量性”。它代表某种教育变革所引起的教育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最好是可测量或者可言说、可
观察的。由此也可以认为，如果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变革措施过于宏大、庞大以至于不可操作，这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同样，如果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影响或变化过于抽象、模糊以至于不可测量或不可言说、不可观察，这个实验也是失败的。就此而言，诸如“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是失败的实验研究，因为“素质教育”不具体，很难操作。“学生价值观”也很难测量。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将“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动手做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亲自探究对学生语文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与之类似，“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也是败坏的实验研究。虽然这个标题在大众语法上没有错误，但它在实验研究的语法上却是一个错误。因为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班主任的性格”不是一个具体的“变革行为”，它是纯粹的名词而不是可操作的“动名词”。尽管人们都承认“班主任的性格”会对学生构成影响，但研究有研究的规范和套路，“班主任的性格”无法成为实验研究的“实验因子”。而且，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学生”也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需要进一步转换：要么是学生的某个学科的学习兴趣，要么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测量的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或学习成绩。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班级日志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者“班干部的竞选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出色的实验研究不仅重视“??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这个经典标题中两个省略号的填充技巧，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两个省略号的填充内容和主题范围。
教师如果打算做教育实验研究，那么，可选择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二是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三是教育管理问题（人的问题）的实验研究。 ]
第一，教师可以做有关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比如，“调查研究报告”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数学试验”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的影响。
第二，教师可以做有关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比如，“自学辅导”对学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影响。
第三，教师可以做有关教育管理问题的实验研究，比如，“学生自治”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家庭生活习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学生社团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任何研究都分为两个必要的阶段，一是不公开的私下的研究。这是研究的前期。二是撰写研究报告并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是研究的后期。
在教育研究领域，有人做得多而说得少，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另有人却做得少而说得多，他们少做研究或不做真实的研究却频繁杜撰大量的研究报告。二者之间，杜撰的研究报告固然令人厌恶，但只做研究而不写研究报告也并非什么谦逊的美德或高尚行为。恰恰相反，就科学规则而言，只做研究而不撰写研究报告不仅与谦逊和高尚无关，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失败的行为。研究者如果不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他不仅不能让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推动人类生活的进步，而且他可能私下得意、自命清高而失去接受公众的批评和评估的机会。严格来说，任何私下的研究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须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
就中学教师而言，部分教师之所以愿意做研究而不愿意撰写研究报告，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撰写研究报告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套路，以至于他们感到为难、躲避、退缩。对于这些教师而言，他们需要掌握的不仅是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和教育实验研究的操作策略与选题技巧，他们需要专门的关于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训练。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术并不困难，对某些教师来说，也许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或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巧。教师可以阅读和听取有关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建议，可以阅读并模仿几份规范的教育实验研究报告。
实验研究报告虽然有多种风格和风度，但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只有三个要素。一是“问题与假设”；二是“过程与方法”；三是“结果与讨论”。
教师研究最好先严格练习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等到熟练掌握了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之后，再逐步自由写作、自由发挥。好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模仿而终于自由发挥。否则，教师很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丧失实验研究的信心，也可能因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败坏实验研究的名声。
实验研究报告可以采用量的方式，收集必要的数据并做必要的统计分析。但一般而言，中学教师最好采用简单的“百分比”做简单的统计分析，然后大量采用“教育事件”、“教育故事”来描述实验研究之前和实验研究之后的变化。以质的研究报告为主，以量的研究为辅。
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问题和假设”。比如，我遇到一个问题——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接下来，我有一个假设——从传统的“听说领先”英语教学变为“听领先”的英语教学。于是，我的实验研究的主题就显示为：“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和英语学习兴趣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可是，在问题与假设之间，最好安插一个特别的程序：研究者袄向自己提问，也向读者交代：“已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第一个部分的“问题与假设”往往显示为三个要点：一是“我遇到了什么困难？”（问题的提出）；二是“别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文献综述）；三是“我打算这样解决我的问题”（研究的假设）。
这样看来，上述的“问题与假设”就发生变形：
1. 问题的提出：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怎么办？
2. 文献综述（旧办法）：传统的英语教学要么显示为“许国璋英语”式的语法教学，要么显示为“听说领先”的交际教学。
3. 研究的假设（我的新办法）：将交际教学的“听说领先”进一步改造为“听领先”，让学生大量地“听英语”，不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听力教材，而且教师采用“全英语”教学，并允许学生最初少量地说英语或不说英语，允许初学英语的学生像学母语那样有一个“沉默期”（ silence period ）。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之后，接下来需要报告“过程与方法”。
在报告研究的“过程”时，研究者需要交代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做的实验，那个班级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做了多长时间的实验研究。之所以需要详细地报告“研究的过程”，是因为，研究过程让公众觉得该实验研究是在某个地方所发生的真实的研究，而不是虚拟的研究，不是捏造的实验数据。
在报告研究的“方法”时，需要交代研究者是怎样展开实验研究的，比如，如何实施“听领先”这个新外语教学方法，需要在英语教材上做哪些调整和更新。研究者在实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新问题，研究者是怎样克服新问题的（经过了几个阶段）。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过程与方法”之后，接下来是“ . 结果与讨论”。所谓研究的“结果”，主要通过前测和后测的比较而显示相关的变化，最好有简单的数据上的变化。所谓“对结果的讨论”，主要交代为什么发生那样的因果关系，尤其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的结果”，并对那些“意外的结果”提供解释。
注释：
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在中国教育界一度引起非议，人们似乎有“虚构恐怖症”。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如果人们承认卢梭的《爱弥尔》是经典的教育叙事研究作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将“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拒之门外。如果没有足够的现象力，人们可以扬长避短，不做虚构的叙事研究而只做真实的叙事研究。但是，人们没有必要以自己所做的真实的叙事研究而贬低虚构的叙事研究的价值，正如科学家没有必要贬低小说家的价值。
“自传研究专家”勒热讷把《情人》归为自传。参见 [ 法 ] 菲力浦·勒热讷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5 页。
See McNiff, J. (1993) Teaching as Learning: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Routledge.
[ 美 ] 派纳等著，张华等译：《理解课程：历史与当代课程话语研究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2 页。
[ 美 ] 派纳等著，陈雨亭、王红宇译：《自传、政治与性别》，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前言，第Ⅲ页。派纳最初的自传研究成果是出版于 1976 年的《朝向贫困的课程》（ 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
[ 美 ] 米勒著，王红宇、吴梅译：《打破沉默之声：女性、自传与课程》，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6 页。
参见刘可钦著：《刘可钦与主体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9 页；魏书生著：《魏书生与民主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9 页；窦桂梅著：《窦桂梅与主题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7 页。
对这类“家庭教育”的自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 [ 德 ] 卡尔?威特著，刘恒新编译：《卡尔?威特的教育》，京华出版社出版 2001 年版；张欣武、刘卫华著：《哈佛女孩刘亦
婷》，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0 年版；蔡笑晚著：《我的事业是父亲》，接力出版社 2007 年版；杨文著：《和儿子一起成长》，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池莉著：《来吧，孩子》，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版，等等。
参见林非等编选：《求学：寻找我的天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林非等编选：《童年：爸妈盼我长大》，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倩仪著：《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北京商务印书馆 20xx年版，第 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