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

时间:2024.4.27

摘要: 实习报告范文简要述评近几年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 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讨论从批评的视角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所作的英文演讲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必要性,评介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中的新动向,并就如何深化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的批评分析研究提出了3点建议。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跨文化语境;演讲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19xx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在我国,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初期重点在于外语教学以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此后,从19xx年至20xx年20年间,我国学者已发表跨文化交际学专题研究论文近300篇,专著20余部。另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或多或少涉及跨文化交际学的文章近10年共发表2 285篇。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与交际的关系、非语言交际、中西习俗对比、国民性研究等。但国内该领域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注重分析语言和文化中的差异,往往把语言和文化差异视为描述角度和能力的差异,这实际上就忽视了跨文化交际的“社会行为”之本质,将其假设为无权势和利益参与其中的“纯净”过程。此研究路径之局限性近几年正越来越引起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的注意[1]。因此,必须适时调整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拓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域,使我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本文对近几年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作简要述评,讨论从批评的视角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所作的英文演讲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必要性,评介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中的新动向,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对21世纪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作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交际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

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致使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已占据统领地位的“科学思维”进行反思和质疑,曾做过6次转向的努力,每次努力都能给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探索视角和研究思路。交际学研究界早在19xx年就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再是一片“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景象,学者们跃跃欲试,开始向主流理论和研究范式提出挑战。Starosta曾指出:其实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也作了同样的“转向”努力,应该仔细回顾梳理一下[2]。例如,Rueyling Chuang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进行了批评,对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的诸多问题提出质疑。她认为文化差异的本质化是通过多种二元论归纳出来的,如:高/低语境、高/低不确定性规避、高/低权势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她注意到,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论著大多以“标准”人际交流理论(例如:不确定性规避理论、反预期理论等)为基础[3]。以实证主义为主导范式的社科研究对权势和特权问题均采取回避态度,因此无法反映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多样性。因此,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当然应该受到像其他社科领域中实证主义范式所受到的同样的批评。

对20世纪在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反思催生了语言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在此反思运动中,有一支西方语言学研究队伍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关注,我国学术界称他们为“批评话语学派”。批评话语学派称自己创立的学科是“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作为一门新兴学科,CDA将语言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大众传媒等其他社会科学直接联系起来,它在弥补批评语言学的缺陷、坚持批评语言学的批评内核的同时,拓宽了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视角,其核心内容是对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中介体进行研究[4]。例如,探析语言中的权势

关系和不平等,揭示话语中暗含的意识形态,揭露话语中存在的不公正、歧视和偏见等[5]。CDA开辟了以文本为实证基础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传统认识。

二、跨文化交际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跨文化交际学具有多学科性质,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有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中,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界定范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研究的侧重点便有所不同。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研究侧重点也有所差异,有的着重于语言学,有的着重于传播学,有的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但与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情况相比,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偏重于语言教学。虽然学者们一再呼吁其他学科的参与,但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选题大多集中在中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面,较少涉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国内民族之间文化比较也很少见到。但国外的研究对象比较广,以美国为例,研究白人与黑人、欧洲裔美国人与拉丁裔美国人之间在交际方面的文化差异一直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演绎性和思辨性文章居多,而系统收集数据作出分析研究的文章为数很少。我国学者最近开辟了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他们以CDA为理论指导,利用CDA的多种分析方法,把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作的公开讲话纳入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演讲指的是英美领导人在访问外国或邀请外国领导人到本国来访时所作的演讲[6]。将CDA引入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揭示:词语选择、隐喻的选择、谚语的引用和名人语录,以及评价手段的使用,都是演讲者政治动机的显示器,其评价义和劝导力对听众观念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对这类话语进行批评分析可以揭示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态度和信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批评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将CDA引入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呼吁学术界对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不够重视的两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即:①把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公开讲话纳入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②我国英语语篇分析研究者如何从批评的视角分析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目前已出版的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表明, CDA在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应用前景看好。批评隐喻分析是CDA的一种新方法,它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隐喻的语言、语用和认知特征,揭示话语群体的信仰、态度和感情。它用语料库方法对隐喻进行识别、归类和量化统计,从语用和认知角度阐释隐喻,通过对隐喻的话语功能进行分析确定隐喻的意识形态和修辞基础。批评隐喻分析是深入研究语言、思维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崭新而有效的补充方法。用此方法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讲进行分析,能对不同语境中隐喻的使用动机有更深层的阐释和说明[6, 7]。英美领导人在不同的跨文化语境中讲话时,其对隐喻的选择是他们政治动机的一个重要显示器,隐喻的直接或间接评价义和劝导力对听众情感、观念及其对演讲者的印象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英美领导人在其跨文化语境演讲中使用的隐喻类型和数量与国际形势发展和西方政治意图有一定的关系[6, 7]。另外,研究者还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英美领导人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的谚语引用进行了批评分析。他们认为:谚语在语言、语篇及认知上的特点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政治性,也因而得到了西方领导人的垂青,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8]。因此,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中的谚语引用进行批评分析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跨文化交际上,而应更多地关注谚语引用背后的政治动机。例如,需要研究演讲中被引用的谚语是如何被“加框”的(framed),以及框架(frame)中存在的不同声音是如何交织和糅合的。Hall把意识形态定义为“精神框架,如语言、概念、范畴、思维意象等;意识形态亦是表征体系,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人靠着它才得以弄懂、解释、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9]因此,加框总是有着意识形态动机,它给听众/读者提供一个框架,凭借它人们可以解释现象、阐释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等。例如,里根于19xx年12月9日在前苏联作的一场演说中引用了一则俄罗斯古谚“自己的幸福自己打造”。该谚语处于多种声音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思想。里根战略性地把这些声音糅合起来,生成强大的说服力,强化了谚语“作为一种超个人的声音从社会所认可的知识角度质问受众”的力量[10]。这种力量在那些特别遵循传统的国家里则更加彰显,正因为这种战略性的“加框”手法,里根成功地影响了他的听众[8]。

四、思考与建议

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反映了CDA在国内研究发展的新动向。但CDA自身存在一些缺陷,自从CDA被提出来就招来许多怀疑与争议。实习报告范文一些西方学者[11-13]对CDA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批评。例如:CDA对话语作用的强调是单向的,非辨证的; CDA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值得怀疑,语料的选择及其代表性也值得质疑。特别是,文本被当作终结性的产品进行分析,文本产生和解释的过程往往被忽略:文本分析忽略了话语参与者对文本的动态分析过程,没有考虑研究文本解释的过程以及读者和分析者在解释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关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CDA有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此解释中可能会出现某种“想当然”的假设。

当然,上述批评有些不够公允,不少CDA倡导者为CDA合理性辩护。例如,关于CDA的政治责任, Fairclough的回应是: CDA实践家确实有明显的政治使命,他们发现社会的弊端,发现语言在其中作梗,从而要运用语言来干预并实现社会变革[12]。我国学者也对批评和反批评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辛斌在承认许多批评具有合理性的同时指出:CDA“目前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解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诚然,经过批评与反批评,CDA将更加完善[14, 15]。在对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时,还可更多地关注以下几点:第一,考虑跨文化交际语境演讲: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新领域用,认识到他们对话语的解释可能与语言分析家的解释有所不同,即给予听话者的解释活动以恰当的关注。第二,将分析从无声到有声。演讲是言语艺术,演讲者的语速、节奏、语调、语句重音、停顿等,都可以反映演讲者的交际意图、情感和世界观。如何从语音语调的层面上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的语音语料库进行分析,也是研究者须认真思考、努力攻克的难题。第三,就目前已经建成的语料库看,存在总量不够大、比例失衡等问题,如有的英美领导人演讲篇数太多,有的则太少。收集语料时应该有一定的比例控制,使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平衡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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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第二篇: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对比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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