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
赵科印
（淮阴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通俗文学的繁荣已成为既定的文学事实，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权威批评话语”的影响，使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历史性想象。这样，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价值被任意曲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本文主要探讨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以及它在当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显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权威批评话语 通俗文学 文学批评 金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自由空间的拓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通俗文学从创作到接受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在影视传媒的配合下，通俗文学已占有了最大份额的读者市场。
通俗文学在实践上的节节成功，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学现实。但对通俗文学的接受研究，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文学批评观的影响，则明显滞后。反映在具体的批评中，就是缺乏从学理层面探讨这一问题，面对活生生的通俗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往往不顾其自身的审美特质，而是从批评的需要出发，肢解通俗文学。以金庸为例：一会儿，金庸被视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群起而讨伐之。一会儿，金庸又被大肆吹捧，誉为“大师”。就像有人形容的，“金庸在内地由盗版而正版，由学院化而‘主旋律化’，骂声不息，演绎不止，愈演愈烈。”[1]
究其根本，这种尴尬不过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权威批评话语”，在文学批评领域唐·吉诃德式的历险。这些看似大相径庭的批评背后，深隐着一种共同的批评思维模式，那就是“权威批评话语”的思维模式。本文认为只有揭示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欺骗性，我们才能真正走近通俗文学。
一
本文提到的“权威批评话语”，特指我国文学批评中依附于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并被异化为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批评话语，它往往对文学作品作出蓄意的曲解，以满足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需求。
这种政治化“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与中国特定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现当代政治背景有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环境之中为自己定位。意识形态是一个隐蔽而又坚固的观念体系，主体通常根据这种体系形成的框架想像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观念体系的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就在于，人们仍然会按照这种框架提供的基本方位和坐标感知、理解、阐释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意义上，主体和自我不是自足的；意识形态从众多的方面规范了人们如何理解主体和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定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现当代政治背景建构了我们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带有政治权威性的批评话语体系。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传统的封建主流批评意识到现当代的主流批评意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寄生于某一政治意识形态之下，成为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为维护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在长期的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文化环境中，封建文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构了中国正统文人的文学意识。随着中国向近现代的发展，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遭到文学界的尖锐批判，中国文学好像真正获得了解放，但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特别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控制已达到近乎荒唐的地步。如洪子诚所讲：“对于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这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密切，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突出，使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起三四十年代来说有很大提高。”[4] [3] [2]
总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文学创作、接受和评价的主体无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非正常制约，不管他们是出于一种自觉还是被迫，他们表现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热情是空前的。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的建构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批评，这就是隶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批评者可以依靠政治手段轻易清除不符合这一意识形态的任何文学，他们的批评标准是简单的，模式是单一的，话语是粗暴的、不容置疑的。周扬的“一点两线”式批评，即以“教育意义”为根本点，以“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为两条批评主线的批评模式成为其典型的批评范式。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根本不可能存在，它所形成的不过是周扬为代表的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权威批评话语”。“这种动不动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批评习惯或训导式批评文体，对40年代乃至后来的许多
批评家都产生过大的影响。”通俗文学在这种语境中无疑成了被清除的对象。这一点，正像孙绍振所分析的：“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 [6][5]
二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开始由载道教化的工具回归自身，由强调其社会思想价值转向审美价值，由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转向着重审美愉悦、文化消遣、自我表现、自我认知，很多作家也在渐渐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中卸下神圣但也十分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由听命于主流文学、追求社会轰动效应转入比较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这时，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迅速占领文学市场，也就顺理成章了。面对汹涌澎湃的文学通俗化浪潮，以及政治生活向社会生活边缘的游移，“权威批评话语”陷于一种失语的尴尬境地。
不过“权威批评话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权威批评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亦不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立刻消失，相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还会长期存在。正像有人指出的：“就在中国的理论家们企图把政治话语扫荡出文学理论平台的今天,政治的幽灵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无意识范畴的政治因素从未退出过历史的舞台。事实上,远离政治话语只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同时，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它往往通过有意无意的方式显现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社会群体的批评意识之中。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就出现了“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尴尬而耐人寻味的局面。以下以对金庸的批评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权威批评话语”仅仅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标签，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话语。明明通俗文学受到大众喜爱的原因，不是所谓的的思想性而是娱乐性。但出于一种无意识心理，批评者硬要给它披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以换取通往文学圣殿的通行证。《射雕》制片人张纪中说：“我们走的是主旋律的路子，说它是主旋律，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意图在于弘扬一种精神，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要表现的是以郭靖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嫉恶如仇、为国为民的侠义之心。”就拿金庸作品入选教材来说，反对和支持的意见几乎不约而同集中到一个[9][8][7]
焦点，那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支持者说：“金庸的小说，气魄宏大，境界宽广，作品采取了通俗文化的形式，但思想内容一点也不俗。”反对者则说：“语文教材应当是‘雅’的，通俗文学不应当入选；武侠小说思想性较差，其中难免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可能有负面作用。”[11][10]这些对通俗文学的评价或认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仅仅是一种主观观念上的认识，一种虚假的意识。至于他们所说的“主旋律”、“思想内容”，不过是他们借用过去权威批评的外壳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而已。从这方面，也暴露出“权威批评话语”的最大弊端，即主观性和非学理性，一部作品可以随意言说，只要符合自己的标准就行，这个作品今天是一部思想性极强的名著，明天就可能成为一株大毒草。真是成也思想性，败也思想性。尴尬的是，由于缺乏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撑，这些批评最终消失在大众审美意识的茫茫大海中。
其次，一些批评者对通俗小说（金庸为代表）采取的批评方式，不过是“权威批评话语”的改头换面，那些批评者使用的话语、腔调、手法与“权威批评话语”并无二致。从通俗文学论争的过程来看,“反对方没有像支持方那样认真地研读金庸武侠小说，立足于文本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而更多地是依据自己对武侠小说的‘先见’进行批评。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武侠小说自身的文学类型就决定了它肯定是精神鸦片，不用看我也知道金庸武侠小说是什么货色；二是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续命的文学，是一碗旧文化的‘迷汤’。对它不加批判有悖于五四精神；三是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怪物没有任何现实基础，金庸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人物的人性根本就没在人类中存在过。依据以上这些看法，金庸武侠小说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毒品，应该彻底清除出去。”这种批评思维完全就是强盗逻辑，就像一段相声的台词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很多人把这种批评美名其曰文化批评，大概仅仅看到了文化二字。同时，这些批评者从身份上迥异于过去政治身份明确的“权威批评家”，也从身份上掩饰了他们批评的本质。还有的批评者说：“精神弱化，思想空虚，在打打杀杀中远离现实，在虚无缥缈中消解矛盾。从民族角度来说，金庸小说毒害青少年，应控诉之。”“武侠小说对人们，尤其对青少年灌输黑社会的帮派思想，仇杀思想，争霸思想，有什么好处？！宣扬怪异的形象，扭曲的人性，性癖的行为，有什么好处？！显然，对目前清少年的犯罪率上升，武侠小说要担点责任，金大侠也要负一点儿！金庸武侠小说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实在是难辞其咎。”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权威批评话语”无意识的显现，更看到的是这种话语在遭到大众文化解构之后，声嘶力竭地绝望地嚎叫。批评标准的简单，模式的单一，话语的粗暴与不容置疑，让人感到的只有文学批评观念的倒退。但在“权威批评话语”失去政治意识形态支撑的今天，这[14][13][12]
种批评颇有一点自言自语的味道，他们对通俗文学的严厉批评与通俗文学接受上的火热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这种批评本身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那些美化金庸的批评家使用的话语，表面上与以上的批评话语相反，实质上不过是政治权威批评话语的一种精心打扮。他们竭力把金庸打扮成“文学革命家”的形象，把金庸与鲁迅比较，把金庸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所谓“文学革命”的意义无限放大，并试图把金庸经典化。严家炎指出:“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为。鲁迅对现代‘复仇’的看法是正确的。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了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的，而和传统的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而王一川则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习惯座次“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小说家茅盾落选。这种编选明显带有炒作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普通民众对政治化文学的反感，但从学理的层次上看来，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同时这种把金庸和鲁、郭、茅、巴、老、曹并置，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借此抬高金庸之嫌，就像有人经常说我和某某领导认识和某某名人是亲戚一样。这样一种批评虽然过滤掉了与权威批评相关的敏感话语，但骨子里与政治化“权威批评话语”并无本质之别。他们就是想通过把金庸抬高到与革命文学作家一样的高度，从而达到消泯通俗文学与革命文学界限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这种把通俗文学革命化经典化的文学批评，表面上是对通俗文学的肯定，实质上不过是在现实语境中，“权威批评话语”在丧失了对大众审美的决定权之后，对大众审美意识的一次图谋，他们试图通过赋予通俗文学革命性，把通俗文学纳入自己的话语范围，从而达到清除通俗文学的目的。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政治“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显现，这种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中形成的批评模式有意无意的表现，对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如何消解这种危害，应该引起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15]
三
反思当前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1）我们文学批评的原则需要反思。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战场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批评中应多一点宽容，
正如周作人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所说：“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行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出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他的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反对‘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批评家的工作意义仅在于为读者提供一种鉴赏和分析，而不是‘法理的判决’；认为任何批评家都没有权力按某个‘批评上的大道理’去统一文坛，也不应当‘特别制定一个樊篱’，迫令‘个个作者都须在樊篱内写作’。”远离历史的纷扰，周作人的思想给我们的启发不能不说是当头的棒喝。我们的批评家应该还通俗文学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能拿过去的一番大道理统一文坛，这样，才能对通俗文学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批评。（2）文学批评应该与具体的文学实践相结合，在批评实践中充实理论基础。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各种方法流派盛行，但空头的理论家多，实际的批评家少，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文学批评相隔膜。导致“批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文坛现象，‘失语’、‘失声’、‘缺席’甚至‘失身’之类标签一道道往文学批评上贴。”[18][17][16]这里存在的问题很多，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的为理论而理论，理论不是从中国文学的实际中来，因此也不能回到中国文学的这一实践中去。撇开我们上文提到的政治化“权威批评话语”的局限性不谈，最齐码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然而，在通俗文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艺现象，并得到广大读者认同的情况下，我们的批评界还是抱着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进行虚假的非学理的批评，这对于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对文学批评来说，同样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3）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导读者更好地进行文学接受活动，但相对应的文学批评也应尊重读者，不能把读者当作无知被动的接受者，应该在读者与批评者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不然，文学批评的自怨自艾只能使自己走向封闭和僵化，文学批评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目前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普通读者的心声获得了充分的表达机会，他们已不愿再听任精英的摆布。这也是为什么通俗文学批评的口水仗打的如火如荼，而金庸、琼瑶在大众的心目中却岿然不动。这些应引起批评者的广泛关注。
总之，文学批评是一个现实的敏感的话题，如何能使我们的批评走向健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让文学批评在批评文学的堕落中自己先走向堕落。
参考文献：
[1]张英.《射雕》香港导演内地制造.南方周末,2003－1－29.
[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80.
[3][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33.
[5]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
[6] 孙绍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文学评论,1999(5).15.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83.
[8]鲜益.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沉潜与复归.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1).211.
[9]杨瑞春 张英. 被主旋律化的金庸. 南方周末,2003－1－29.
[10][11] 张剑锋 甘丹. 《天龙八部》入选高中读本 引发辩论.新京报,2005－3－2.
[12]田智祥.对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思考. 菏泽学院学报,2005(1).61.
[13][14]王若谷.远离毒品 远离金庸.中国社会导刊,2005(1).46.
[15]转引自方伯荣.鲁迅金庸初步比较. 嘉兴学院学报,2002(4).58.
[16]转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6.
[17]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7.
[18]梁永安. 文学批评如何突围.中国艺术报,2004-6-11.
作者简介：
赵科印（1971－），山西平陆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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