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第一次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庆幸的是，达尔文已经不是在中世纪了，所以他没有受到布鲁诺的待遇，民众仍然给了极高的评价，即使是宗教，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当然，这与当时宗教权力远不如中世纪有关。

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第一次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庆幸的是，达尔文已经不是在中世纪了，所以他没有受到布鲁诺的待遇，民众仍然给了极高的评价，即使是宗教，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当然，这与当时宗教权力远不如中世纪有关。

第二篇：进化论150年那些与达尔文 无关的

进化论150年那些与达尔文 无关的“进化”(组图) 达尔文《物种起源》昨日迎来发行150年

英国为纪念《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和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发行的邮票

150年前的11月24日，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共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进化论逐渐撼动整个世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生物学的理论，意外地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实产生巨大影响，且至今不绝。

事实上，达尔文自己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思想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反思进化论在中国的种种，一直以来多的是称赞其鼓励变革的思想解放作用，然而对于其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负面影响却甚少有人提及。

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进化论当时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代表着一种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当时更多地预示着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然而，面对当下，我们又该如何反思进化论呢？

抗战后，从书斋转入现实的废名在考察中国乡村教育实践后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被进化论所改变的世界，他认为“真理不是进化”；在他看来，把进化论这种生物学学说引入社会人文界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的破坏，并使得沉醉于“进步”与“进化”这些名词中的国人日益功利化与“机器化”。

东方早报记者 江村 石剑峰

以各种生物构成的达尔文像

进化论——150年前发表的一种生物学说与线性时间观，在古老的中国文化语境里到底会遭遇些什么呢？而当下，又该如何对进化论反思呢？

科学与社会

两种层面的进化论

从生物科学层面而言，从进化论提出之日起，虽然质疑一直不断，最后的结局似乎是达尔文占了上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此外，还包括自然选择说与渐变论等，即物种是通过微小的优势变异逐渐改进的。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他深信“自然界无跳跃”，用“中间类型绝灭”和“化石记录不全”来解释古生物资料所显示的跳跃性进化。他的这种观点近年正越来越受到间断平衡论者和新灾变论者的批评。

然而从非生物科学层面而言，进化论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曲解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人文领域。其表现一方面是西方宗教界的误解，直到19xx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首次公开表示：“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但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

一个事实是，《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都努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

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中国的进化论

与达尔文没有关系

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进化论一度被捧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目前可知的《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严复翻译此书加了许多注释与评论，而其目的显然是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然而，一个事实是，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而严复在翻译时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了。

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

《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因之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而一位名叫胡洪梓的安徽人也因之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为胡适；五四时期，陈独秀则进一步发挥：“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

一些研究者认为，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曾说:“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理解却与此恰恰相反。

事实上，最早在中国介绍进化论的严复在晚年对进化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看到西方功利文化的恶果后，他那日益认识到中国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进而开始从学习西方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答案，遗嘱中更是提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曾与熊十力多次辨驳的废名19xx年代在其名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样写道：“其实大家都不是研究生物学，何以断章取义便认为是天经地义呢？这个天经地义便是一切都是

进化的，后来的是对的。”

华师大人文学院高瑞泉教授认为，进化论在中国发生与遭遇的一切，都是在“达尔文与中国”的名义下的争论，其实与达尔文本人没有关系。对此有一种解释是，以进化论的传播为标志，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与其他现代性观念的互相配置，注定了短时间内中国要经历一种思想的跃迁，它所造成的大动荡，似乎预示着彼时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

专家观点

不能设想，

没有进化论现代中国何等模样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凡是写点文章的人，几乎必定以某种方式谈论达尔文和进化论。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之后，是中国人的观念世界的深刻变化：达尔文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传播中沉积下的“进步”观念，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我们现在完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进化论，现代中国是何等模样。他(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做远洋考察时并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他做出“进化论”的科学发现以后，恐怕并没有料到他的理论在中国会引出如此轩然大波。

在此以前，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思想准备，包括神学所具备的某种进步论因素、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科学与社会生活的进展，已经渐次造成了进化论的背景。达尔文不过是使得这种思想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的形态。作为科学的进化论在欧洲的直接敌人是上帝（上帝造人说），达尔文不是异教徒、不是无神论者。据说，达尔文后来对社会上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一概不予回应，然而，他是否想过，按照他的进化论，假如我们只是猿猴的近亲，与所有的现存生命一样，只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上帝与我们还有何关系？——《物种起源》难道不是尼采“上帝已死”的先声？虽然现在到处都是宗教拯救人类现代性危机的呼声，但是上帝能不能复活，依然是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尔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丝毫不比在中国的世俗影响更低。

宗教问题上，达尔文始终是怀疑论者

陈蓉霞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以《物种起源》的版本来说，各种中译本均按原书第6版译出。原因不难理解，既然第6

版是达尔文生前修订的最后一版，理该最能反映达尔文的成熟思想。但西方学者在重新系统研究了达尔文的著作之后，却认为，第1版才是最有价值的。理由是，正是在第1版中，达尔文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当《物种起源》问世之后，却招来诸多质疑和反驳，达尔文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但这些修正在今天看来却不幸是一种倒退，反而是达尔文的原始观点更可取。

自然选择理论与宗教的冲突更是不言而喻。因而在第2版中，达尔文加入“本书所提出的观点为什么会震动任何人的宗教感情，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达尔文反复强调的是，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表明“所有这些法则都是由一个全知的、预见了每一未来事物及其结果的创造者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宗教问题上，达尔文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不过在《物种起源》最后一段脍炙人口的总结中，“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吹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并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无限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开始，过去曾经发生了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其中的“造物主”正是在后来才加入的。尽管这一增加并不意味着达尔文接受了有神论，他完全有可能是在自然神论的意义上使用造物主这一概念，亦即神也许与宇宙秩序的形成有关，但与人间事务却毫无纠葛，正如18世纪的启蒙学者或当代的爱因斯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认同神的存在一样；但这一认同却或多或少是一种妥协或退让，至少表明达尔文不想让自己在公开场合完全与宗教划清界限。

◎

《物种起源》中西版本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原名《物种起源论》（On the OriginofSpecies）。

1859年11月24日星期四，《物种起源论》出版，首印1250本，售价15先令，不久即告售罄。第2版的3000本在次年1月7日很快印好。除了大量更正，也针对宗教界的反对在结语中加入了“造物主”等字句。在达尔文生前，《物种起源》共出过6个版本。1861年的第3版特别添加了一段导言《关于最近针对〈物种起源论〉的意见的历史素描》。而1869年的第5版中第一次出现了“适者生存”(survivalofthefittest)的字句，这是由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1864年的《生物学原理》中首先提出的。达尔文在1872年的第6版《物种起源论》中，首次使用了“进化”(evolution)一词，并特意增加了“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各样的异议”一章，收录了反对的观点。此版《物种起源论》正式更名为《物种起源》。

中文版的《物种起源》最早是由马君武翻译的，其19xx年的文言文译本《物种原始》在中华书局出版；鲁迅的弟弟周建人等人的译本19xx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xx年有科学出版社

的谢蕴贞译本；最新的一个是在20xx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舒德干译本。中译本的底本都是1872年出版的第6版《物种起源》。日本科学史专家八杉龙一曾对《物种起源》的6个版本逐字逐句地进行比对，从第1版到第6版，他一共找到了975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