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大学(设计)开题报告及任务书

第二篇：浅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浅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张义

（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 西安 710049）

[提要]“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 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从“知行合一”的提出、内涵、合理因素与理论缺陷以及现代意义等四个方面浅论了王明阳的“知行合一”理论。

[关键词] 知行合一；王明阳；良知；笃行

知行问题, 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 比如, 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程朱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这一思想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就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王阳明说得十分明白：“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针对人们道德修养实际问题的理论特性。

一方面，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正是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不仅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而且猛烈冲击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王阳明正是针对这种大厦将倾、言行乖异的社会现实和道德危机提出的“知行合一”，并自认为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的感叹。高度的匡事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理学由一种可以依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则到了明代成了人们法定的行为原则和取士的惟一标准，走向了僵化和反动。王阳明不得不重建一种思想和方法。他不满意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认为这种学说使得道德认识和社会实践相脱节，造成“交知行分作两截用功”的流弊，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 在这种情形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不只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医治“文盛实衰”、知行脱节, 只知不行的时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所理解和论证的知行问题与今人理解的知、行是有差别的。相对来说，古人理解的知行问题范围相对较窄，更多的是集中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上面。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关于“知”的理解，认为“知”即“良知”，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的良知良能, 是指人的天赋道德观念。他认为小孩的爱亲敬兄的道德情感, 是与生俱来的, 不待学习就有的。在他看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亦是与生俱来, 善守而勿失, 就可以成仁义礼智四德, 这是人区别与禽兽之所在。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这一思想，再次提出“良知”，，他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至善的。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可见，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行”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行”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另一方面是指“笃行“，即有的放矢地做一件事。所以”行“是

是身心上对封建道德的体会和实践。王阳明认为人的本质源于心，他表达了与孟子思想极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即”心即理“，从实践过程来看待和规定知行关系，认为知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知行合一本质上就是道德实践论，是从道德实践指向道德实践的道德修养方法。

根据历史记载，王明阳三十八岁主持贵阳书院时提出“知行合一”论，重要论述有：以良知为本体，就知行合一来说, 生理欲望, 言行视动、学问思辨和良知引起的一切行为都是知行合一,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体；知行是一个功夫，王明阳批评了“冥行妄作”、“不能思惟省察”和“茫茫荡荡, 悬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实躬行”两种人，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关系, 行不能无主意, 故行不离知; 知不能无手段, 故知不离行；知行本体同一，即知行“只是一个”, “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合一并进，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 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希望人们言行一致；行而后有真知，王阳明独特 地解释了知行关系，认识来源于并依赖于实践活动, 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关于某一事 物的具体知识。

三、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及理论缺陷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第一次以良知为本体的, 它重点突出了知与行的统一, 颂扬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是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更重要的是它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 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其合理因素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突破了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学说的教条, 从“知行合一”方面作了深入探讨, 在一些问题上触及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行问题。如提出了知行不是对立矛盾的, 而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等等; 二是知行合一并进、行而后有真知, 接触到真知发源于直接经验, 知依赖于行, 猜测到知行的某种辨证关系, 既反对不知而行的盲动主义, 又反对只知不行的空谈主义, 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 因而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

当然,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不是完美无暇的,它也有其理论缺陷性及时代局限性: 王阳明的尽心之学虽熔铸着儒家内圣外王和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 但其在本质上却过分强调其良知道德理性的价值, 忽略了知识理性的客观性及其合理性, 从而妨碍了尽心之学所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四、“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经过千百年而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积淀中不断得到论证、丰富与发展。回顾历史放眼当代，中国是一个道德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身体里的精神血液使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谈道德讲道理。但是有嘲讽意味的是中国又是一个道德缺乏的国家，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领导层提出的“八荣八耻”的号召和民间提出的“第三次儒学的复兴”的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造成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向的道德性与现实的道德性的脱节，它们之间缺少了实践这个桥梁。“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向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王阳明讲：“知以行为功。”也就是说，道德不仅仅停止为善的动机，还需借助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意向的道德性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为现实的道德性。

王阳明逐步认识到并不是最有知识的人就最有道德，也不是毫无知识的人就毫无道德，他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王阳明认为不在于穷尽天下之理，而关键在于如何由成就知识过渡到成就德性，他认为成就知识与成就德性是两个不同的序列与层次，知识的积累并不必然导致价值的实现。对于道德和知识两者的关系，王阳明认为认知活动可以是纯粹的知，可以不必见诸行动的。所以他强调道德的首要性，认为道德修养可以带动知识探求，道德修养好了，知识便自然在其中了。王阳明以道德带动知识，强调在实践中完成人格修养而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正是这一重要理论的基础。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王阳明以孝悌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晓得说些孝弟得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他反复强调只晓得说些孝悌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悌，懂得孝悌又实际的体现于行孝行悌的过程，将具有的孝悌的德性转化为行孝行悌的德行，也就是要言行一致，认识与行动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本意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道德修养实际中知行脱节问题。对于今天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道德相对滞后的社会来说，也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道德水平的提升。王阳明一生坚持道德修养。践履“知行合一”，虽然他没有意识到“知行合一”说自身的理论困境，以道德行动取代知识活动可说是不明智的，走不通的。没有知识的担保，成就知识往往会流于空泛。王阳明很有针对性的首倡“知行合一”论，虽然未能挽救道德沦丧于狂澜之中，但是这一理论确实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可操作的修养方法，即便对于今天的人们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参考资料：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李世宏-《重温王守仁：始创“知行合一”》-《上海教育》杂志-20xx年4月下

张天晓-《知行合一的传统伦理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xx年9月

任凤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前沿》杂志-20xx年7月

凤凰网-《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由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凤凰网历史综合版块-20xx年1月18日

周珊珊-《试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