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姓名：陈泓君 学号：312030505003

【摘要】：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把对封建伦常道德的外在式追求转向到内在于人心,人心的良知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更有强调行动的一面，这样，道德自觉就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心的主观层面上，而是要求落实到具体实践中。要实现知行合一，良知是基础，良知与行动紧密配合才能达到成圣成德的理想。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良知

王阳明生活在明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代。明初长期稳定,天下承平,统治者渐次骄奢淫逸，政务荒疏，朝臣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宦官乘机窃权专政,扰乱朝政,加之边患频繁，藩王反叛,下层人民的武装暴动，使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礼教失去了对人心的控制,人们普遍心怀不满，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只知道趋炎附势,追官逐禄，醉生梦死，“方今之俗，廉耻未兴，? ?奔竞未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出现了。其心学突破了程朱理学禁锢天下的局面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立德践行、知行合一，给沉寂积年的思想界注人了活力。

一、知行关系的理论探讨

“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针对程朱“知先行后”提出的, 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 如车之双轮, 鸟之两翼, 不可以截然分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 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任何现实活动, 都应该是理性与行为的合一。现实活动中理性指导的方面就是知, 而实地行动的方面就是行。知表现为对于行为的意向、推理、决断, 行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对理性指令的现实作为。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一个现实活动，一般来说，总是创意于知，实行于行，知与行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 相互包含的，“君子之学”不能“离去事为而废论说”。

具体来讲，在“知行关系”之前还有一个“知”域本身的“内还原”阶段。“知行合一”的细意即指由“知2向行1的还原” 。这个所谓的“还原”就是“合一”。直观表述的阳明此一指令句的重要的心学认识论贡献，就表现在他将孔孟心学进一步细腻化: 先把心域过程(认知和感受) 分为两段(知1和知2)，再把行为过程分为两段(行1和行2)。但后者分属心的内外两域。这样，阳明学等于暗示存在着一个“心、行”(内外) 兼融的“中介区”: “心行区”，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在至真至善的状态下，心将认识到条件的需要，并因此认识到条件的性质。心会自然回应它所认识到的条件需要，这便是“发”。此回应的结果即是所谓的“德”。但作为善与德，它们不仅是知，更是行：它们关系到做实事，是在知善应德的同时行善行德。由此可知，知是有目的的指向与价值判断介入的。对形势的认识带来需要的判断，以及完成此需要所必须或应当做什么的判断，于是出现

行为目标的认识，与实现目标方法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相关的，都是本心的自然功能，并趋使每个人按照心之判断采取行动。其结果的行动与所达到的成就无所不善，无所不德。

在更复杂的形势下，一个人必须正确认识形势，在该形势下需要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而践行这些，知是前提。但根据王阳明的思想，求知并非将心对目的判断之认识与对善恶的评价割离开来。相反，它们服务于心的目的判断和善恶评价，且必须被认为是心的创造性意图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心之评价与价值判断既给予统一和创造的动机去探索知识，促进行动的完成，又使统一与创造达到实质形式，即善。所以，当其弟子问一个人是否应该讲求不同的礼节或知识时，王阳明的回答很有感染力：“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去求个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需要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此处可见，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寻求某种特定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知”才是“心之本体”。但任何这样的探求必须根植于或受限于意愿或意志，正所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便在实践中实现特定价值。他的重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对知识的任何探求都必须受到心之反应的意志——意愿所趋动，它在整体上受内在之善的调节；二是此种探求被进一步引向心在此活动中所感知和决定的结果；三是任何知识在此框架下被集中起来，并植根于此，才是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谈到诚心与孝敬就像树根与枝叶，探求冷热之理仅是枝叶。

王阳明相信任何对知识的探求必须是有目的的，并要被心中的价值所趋动。在这个意义上，心之“意”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是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因此，知行合一不是别的，而是心作为最终、也最彻底的真实在其潜在道德（个体的善）完成上的统一。由此容易看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不可避免地要引出“致良知”的命题。

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程序

王阳明认为, 首先必须诚意格物, 要求人们正念头，并且提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要人们防私欲于未萌发之前，灭私欲于方萌之时，也就是要格心、正人心。人们只有首先从一念发动处起符合道德原则, 将一念不善就予以去除，从无一毫人欲之私。这种约束对学生精神自由有很强的制约性, 但在教育上, 就私欲防范于未然而言, 对于陶冶人格也不失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

“知行合一”作为教学方法，不仅要求老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以之克除知而不行的弊病, 也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加以贯彻知行合一,学生要把“知行合一”贯彻于道德完善的过程中。王阳明认为, 只有真正的知行合一，才是道德的完善。这种真正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的统一。良知是知，而 致良知是行, 人必须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即一切行为都出于良知的安排, 才符合知行合一的要求。王阳明要求教师以知行合一教育学生克去一念发动之不善。人在实际行动之前, 就有心之发动，这就是意，而意之所用, 必有其物,物即事也。人在某一行为之前, 即存在 关于这一行为的意念和设想, 行为正是由意念设想转化而来的。因此要诚意格物, 即人们在行事前要端正自己的念头, 这个念头也就是行。端正了念头也就端正了行为, 也就达到知行合一了。心之本体在没 有被私欲所蒙蔽时, 知和行只是一件事,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如有人乍见孺子将入井中, 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 必然奔走往救。如果此时有转念, 或畏难不往, 就是知而无行, 这并不是知行本体如此,

只是心被私欲蒙蔽，使得其有良知而不能行，就不能致良知。

三、对“致良知”的理解

良知一词来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 ,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 。 亲亲 ,仁也 ；敬长 ,义也；无他 ,达之于天下 。” 显然这里的良知有着明显的道德性界定 , 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扩充人的德性的“尽心”宗旨 。宋儒所论良知 ,不出孟子之意 , 然而到了王阳明其内涵已被大大丰富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真正起点,是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开始的。在这之前,他所走的求学之路,不管是“驰骋于辞章” ,还是“出入于二氏”钱德洪《刻文录序说》,见《王 阳明全集》,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都是追求心中圣贤标准的过程。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本体的“良知”，除了先验性之规定，普遍性(天理)之容外，还有主体性(灵明) 之形式和个体性的情感功能。良知的先验性确立了其普遍性品格。但良知的先验性也没有否定其个体性，良知的能动性、自在独立性、情感性及自然生长性则只有落实于现实的主体才有意义 ,这体现出良知的个体性品格。普遍性品格和个体性品格即是良知的二重性。显然，王阳明并没有把良知设定为处于绝对主宰地位的形上天理 ,而是站在一元论的立场 ,把良知定位于形而上学层次与经验层次以及善的宇宙力量与恶的宇宙力量的交叉点。这也正是阳明的良知区别于程朱之天理的重要之点。这里，王阳明既没有将理学的形而上学完全消解 ,也没有将良知完全感性化、个体化。良知的本体意义显示了其自主自律的道德感 , 侧重于道德修养 ,它的个体特征则显示了个体生命的跃动 ,注重审美自由。二者统一于完整的现实的个体存在之中 。良知的二重性特征及其与现实个体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个体进行身心修养和成就理想人格。

“致良知”就是要将“本然之知”化为“明觉之知”: 本然的良知是“天理之昭明”，是至善至美的人之本性，没有任何亏缺障蔽，是高尚的道德，“本来自明”；这种本然之良知人人皆同,人人皆有,但由于私意障碍, 使得不同的人对良知的明觉程度不同, 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圣人能致其良知, 而愚夫愚妇不能致, 此圣愚之由分也。”正因为本然的良知不能为每一个主体所能达到,因此需要主体的后天的致知工夫, 后天的致知就是让“愚夫愚妇”“精察此心之天理, 以致其本然之良知”。王进一步强调,“致良知”也就是“胜私复礼”,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复明主体心中的“天理”。因为“心外无学”,“致知格物”就是要向内用功, 学问只是在主体内心求“良知”。“良知之外别无知矣, 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 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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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建平.浅析王阳明的“心学”[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xx年12月.

[3] 李幼蒸.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1期.

[4]刘宗贤.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J].哲学研究，19xx年第11期.

[5]成中英.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J].阳明学刊，第5辑.

第二篇：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陈云君

20xx年1月10日

（根据录音整理）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陈云君先生

各位同事朋友，一年半以前，我曾在异域同诸位分享过一些学习心得，这次承蒙厚爱，邀请了我再做一次讲座。本人一介书生，承蒙先人余荫，虽有一些生活和学习的感悟，但自认为不足以为人师，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面对各位，心里仍怀忐忑。

一、精进人生，从聪明到达智慧的彼岸

若从人所处的状态对人群进行分类，一种是痴呆状态，很少；一种是正常状态，很多；一种是聪明状态，不多也不少；一种是智慧状态，极少。在座的各位，以我70岁阅人的眼光来分析，大家大多应该属于聪明状态，甚至有一部分人处在智慧状态。我是教师出身，作为老师，真的不懂什么叫真理，但我懂得通向真理的路。老师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老师仅仅是一个职业，并不比任何人优越。我几十年来除了教书并无他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指引，把平庸人士引入聪明的境界。我在近二十年与巨赞法师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导处在聪明状态的人士走向智慧之路。

智慧之路能不能被引进去，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

聪明是有限的，智慧是无限的。聪明在耳、在眼，眼谓之明，耳谓之聪。通过耳听眼看，能够正确分析事物，得到正确的结果，此谓之聪明。智慧，即扫心。智慧的人会经常用一把笤帚清扫内心，使心智永远处在清明、明白的状态当中，故智慧境界，极其难达到。所以，我期望能够通过学佛、学道，再经由我的本行学儒，从而用儒释道的方法，带领大家由聪明境界逐渐认识、接近智慧境界。在智慧境界之上，还有一重更高境界，据我对在座诸位的了解，起码有一两位已接近此境界，叫做“圣言量”。什么叫做“圣言量”？就是指佛的智慧，释迦摩尼佛的智慧、言语、见证以及给我们的开示，都是“圣言量”。举例来说，20xx年12月21日号称世界末日，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认为就个体来说，末日天天存在，不是12月21日这一天，而是每天都存在末日，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对个体来说，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就世界末日与世界重新开始这个问题，若我们立于智慧境界、立于“圣言量”这个视角审视，本来可以不予追究。所以，很多电视节目经常说世界末日是不科学的，这个问题不要用科学解释，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开始。

一个智慧的人，早上起来读《金刚经》、《普门品》，为什么？为“立”。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早上要“立”起来，要努力工作，认真对待每一天，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打开《金刚经》，

对自己说今天所作一切都不要想了，不要考虑了。倘若睡不着觉，为今天做错一件事而气恼，或者为赚到一百万而高兴，那我认为你还没有进入智慧境界，你只是在聪明的境界徘徊，所以正确地区分人的这四种状态，我认为是我们正确处事的前提。这些话作为我讲王阳明的前言。

二、以史为鉴，立德立功立言的两个半完人

在会前曾给大家推荐了四本书，一是王阳明所著的《传习录》，二是《论语》，三是《金刚经》，四是《道德经》。《论语》、《道德经》、《金刚经》这三本书，我都研究很长时间了，四十年来，我大约没有离开过其中的两本，一本是《金刚经》、一本是《论语》，我自认为至今研习还不够的是《道德经》。王阳明的《传习录》是《论语》、《孟子》、《金刚经》、《道德经》的中和。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说法：“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有“两个半”，王阳明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诸葛亮，还有半个完人是曾国藩。诸葛亮是一介书生，以一己之力促成三国鼎立，为什么他不能一统天下呢？因为刘备，尤其是刘禅根本就没有当帝王的资质，所以诸葛亮也抱憾终身，未能兴复汉室。但诸葛亮能够三分天下，已是“立德立功立言”，诸葛亮从来功不震主，他知道，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司马懿五路大军攻击蜀国之时，诸葛亮接连几天闭门不出，朝政大乱，人心惶惶，最后刘后主亲自登门拜访，适时诸葛亮手拄着拐杖在花园中赏鱼发呆，刘后主

便在其后不忍打扰，等到时机叫声“相父”，诸葛亮回头一看，是后主，马上扔掉拐杖，匍匐在地。一个小孩子，一个伟人，足见诸葛亮臣品。后人将诸葛亮的文章、兵书、奏折编辑成《诸葛亮集》，其有两句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叫做“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诸葛亮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完人，然后就是王阳明。曾国藩为什么是“半个完人”呢？《曾国藩家书》是一部典范式的著作，历代领导人对曾国藩评价很高，他后半生在处理与洋人的关系上欠妥，所以史书认为他是“半个完人”。诸葛亮这个完人我们今天暂且不讲，曾国藩这半个完人也不讲，今天就主要讲王阳明的心学。

三、心学之起源

㈠ 王阳明的生平概况

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1529年在江西南安去世，享年57岁。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到10岁的时候，王阳明父亲高中状元，此后王阳明认真学习，22岁成为举人，29岁中进士，在22岁到29岁这些年间，他潜心研究儒释道的学问，结婚当日，竟然为了与相谈甚欢的老道一同打坐而彻夜未归，可见其对道学研究之忘我。

佛教的观点是人修行在三个境界中好修：第一个境界，病人好修；第二个境界，穷人好修；第三个境界，没有自由的人好修。因为钱多容易做坏事，而穷困不能；有病想做坏事，但无能为力。王阳明恰恰在中进士之后，因身体原因回家休息几年，期间他精

研道学，几次想去入空，但是还是不能忘记红尘。到31岁的时候，他开始精研佛教，与高僧论佛谈道，深入研究了儒释道学问。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7岁，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时年仅17岁，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把持朝政，嚣张跋扈，时人谓之“八虎”，王阳明因上书仗义执言，被廷杖四十后发配贵州龙场做驿丞驿长。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㈡ 从儒学演变看心学地位

一般认为，儒家有三变。孔子讲授儒学，孔子学问能够包容，具备治理天下、拯救人心等许多优点。秦亡汉兴后，发展到汉武帝，他为了给自己大权在握、唯我独尊寻找理论根据，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董仲舒固定了“君权天授”理念。儒学从此以后才被当作唯一的治国学问，直至君主专政制度彻底结束。因此，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为一变；到宋朝有程颢、程颐二兄弟，加上朱熹的理学为一变；理学到王阳明心学又为一变。

我认为，儒家应有四变：第一叫原儒，就是初始的儒家；接下来是董儒，把儒家便成了术；朱熹理学是朱儒；然后王阳明的

心学。我认为儒家到了现在，依旧没有离开这四变，依旧是以这四变来作为儒家的根本代表。

㈢ 儒家心学起源于陆九渊

王阳明在日本、新加坡、韩国被视为圣人，尤其是日本人把王学视为经世治国之学。在讲王学之前略谈理学，中心思想就是皇帝是天之子，认为君父合一。董仲舒把父亲和皇帝合二为一，孙中山把皇权思想和老师合二为一。

朱熹理学认为，人类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公与私的对立，天理是公，人欲即私，天理是善，人欲是恶，合乎道理的就是天理，循个人私欲的就是人欲，朱熹认为灭尽人欲然后循道而行即为存善。但人心要完全服从道心有很大的难度，人心只考虑个人需要，不考虑是否合理，存在着这种矛盾。

陆九渊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必须是从人心入手，如果人心能够向善，能够自我约束，这人自然会存天理。陆九渊解释宇宙两字，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我们想到宇宙的时候，用心来形容，宇宙跟我们有无关系都只是与我们的心有关，万物具备于我心。陆九渊首先提出了心学，这在朱熹时代已经开心学之先河，可惜没有成功。

㈣ 王阳明心学之根基

对陆九渊而言，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思想还没有跃出儒家之外，还没有跃出孔子之外，儒学认为佛家、道家都是旁门左道。王阳明为什么能完善发展心学？因为王阳明有三学之根，

即儒释道。从唐朝之后中国的学问只谈儒家不谈佛学，就不全面，因为佛家虽是进口学问，但同儒家结合得很紧密。王阳明的思想严格遵循孔孟以来的正统原儒，在此基础之上又融汇佛家，还有道家，甚至有兵家。所以王阳明以自己三学的基础创立了真正的心学。我认为，理学让人从明理角度考虑去恶存善，而心学是让人认识自己的内心，自觉地向善除恶，这是我给理学和心学的区分界线。

王阳明对佛学认识很深，禅宗的认识抓住了根本，王阳明有一句话叫明心见性。禅宗如果学好是思辨之学，可以超越本身的思维。王阳明有句话：“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不是单纯的儒学，而是儒学与禅宗水乳交融的产物。

㈤ 王阳明心学之精髓

王阳明心学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知行合一；还有一个就是良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心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认为有且只有“良知”是人之本性，人如果有良知，就可以判断善恶是非，向善去恶。

一个人有了“良知”，再“知行合一”，我认为就接触到王阳明心学的门槛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为人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儒家讲 “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内里完善自己，达到正气凛然、不怒自威的仪表气度。作为一个领导没有威严，没有让人有望而却步的气度，那就是“内圣”没有修为好，其原因

就在于对自己的“良知”和“知行合一”没有一个很好的体会。

四、心学之思辨

㈠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文案，他当时对荣辱得失已有深刻的认识，但对生死还没有悟透，为了更好地参悟生死之道，他命人以石制棺，坐在棺上悟道六七日后，突然超脱意念，达到顿悟境界，他总结凡事欲深究就要跳出“事”之外。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道“圣人之道,我心自足”，在极度入静状态中就会找到“良知”。

释迦摩尼说过，众人皆同，只是众生被尘土蒙蔽，而他拭掉了尘土而已。禅宗有一个关于六祖惠能和神秀的著名故事，五祖弘忍让其写偈子以展示修行所悟，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意思是把我们身体修炼成世上最干净的菩提树，把心修成像镜子一样明净，每天擦拭，不惹尘埃。六祖写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比可以看出，六祖是大悟、是顿悟，他的境界是通过一生一世的践修所得，所以才能写出上述偈子。因此，没有践修的基础，就不能理解六祖的顿悟，就像我们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习过程，就不能理解更高层次的学问。

再举个例子，我六叔陈寅恪，他精通14门外语，有100万字著作传世，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学者。他出国留学18年，没拿一张文凭、一个学位。后来清华大学要成立国学院，需要组成四

大国学导师，聘请到了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三者都是顶尖人物，但尚差一人，梁启超推荐了陈寅恪，为此还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教授都来听他的课，因此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㈡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能够知悉圣人之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本性自足，勿需向外索求于事物之理。陈寅恪等大学问家，表面看似司职具体某一件事宜，实质在救心。例如，毛泽东上过战场吗？但他指挥四大战役，运筹于帷幕之中，决策于千里之外，毛主席如果不是救心，不是有自己的良知，不是有知行合一，试问四大战役怎能取得胜利？！

“救心”在心学中叫“致良知”，就是说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内心都会判断对和错，但是出于私欲会压制内心的判断；致良知就是让我们坚持内心的判断，持之以恒就会让良知做主。就某一件事而论，致良知能够高屋建瓴地给予我们指导。

关于“知行合一”，举两例子，比如现代人要研究作诗，其研究诗的理论而不是研究诗的本身，这就是向诗中求诗，诗的本身在心，向心求诗。另一则例子是现代人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不向心求伦理；现代人把教育变成教育学，不向教育心理去求教育，

从教育学中求教育；现代人把宗教体验变成宗教研究，不在宗教中体验宗教；现代人把智慧变成了学院派，去做学究；更有人把爱情变成了一纸结婚证书。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不明白良知，不能知行合一。当然，我们要伦理学，要教育学，要宗教研究，结婚证书也不可少，但是比如驾驶飞机的机长，把飞机开平稳、开好，这就是把心用在这架飞机上，而不必去向飞机的事理当中去求心。所以，王阳明在五百年前把这些理论分为教条和心学，心学最根本的敌人是教条，教条的对峙者是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最有实用价值的是良知。孟子曾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无此四心者不足为人，所以王阳明的良知是建立在这“四心”之上，他的“致良知”洞悉了本源。

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何谓也？王阳明心中有贼。贼在何处？即他既不是领兵的元帅，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圣旨让他去剿灭宁王。王阳明得把心中的贼破掉，俗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于是他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接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首尾无法兼顾，只好回师救援，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上。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几乎是在王阳明的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诸葛亮曾说过“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用现代话来讲则称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王阳明的知行

合一、致良知有实际作用，在这次大战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阳明一生中有“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曾国藩对“诚”的解释为“一念不生谓之诚”，实则从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中衍生而出。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此心者也即是诚心。

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何为“亡天下”？亡一国之文化，亡一国之民族，亡一民族之民族心，谓之“亡天下”。亡一家一姓之江山，谓之“亡国”。海航也好，其他任何一个企业也好，要想做成百年企业，薪火相传，最根本的不是拼资金，而是拼文化。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以企业文化为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个企业的生命最多在五十至八十年。日本的索尼、丸红株式会社等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大企业的员工跳槽率非常低，这些企业文化中都有一种“家族主义”，视员工为家人，但不任人唯亲。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唯资本是图，并不唯利是图，而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以自己的企业为“小社会”，以自身的“一社一会”为核心。

当权者要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任何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核心之一。如果海航的企业家们能够从王阳明的实践当中吸取到这一点，那海航集团必定会更加兴盛。王阳明的心学实践，实际上是把“儒释道兵”等百家思想汇合成海，万法归一，将人们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一个企业的领导

人能够把员工调整得做事高效，但能否调整得很正义还亟待考证。现代人都是从历史经典中去寻找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智慧的思想，并谓之曰“古人的智慧”。我的学院宗旨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个字，要求在学习古人的思想和古代的知识时，不违背今天的时代现实，在学习现代社会的知识文化时，也不随波逐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在不纠缠于他人见识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存在；在不忘记自己存在的同时，又能吸收他人的见识。

苏轼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猝然临之而不惊，不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王阳明认为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无一不能成大器，所以他一贯坚持孔子学生颜回说的“不迁怒，不贰过，不伐善，不施劳”。现在的人们应该安心于般若之上，各尽应尽之责任。般若就是命运，“命运”二字一动一静，“命”是定数，“运”是运作，董事长尽董事长的责任，员工尽员工的责任，要把心安在般若之上。

梵高说过：“化欲为情，极致人生”。这个“欲”是指朋友、亲人之间的欲望。比如对父母就是孝顺他们的欲望，如果不把这种孝的欲望化为孝顺父母之情，非孝也。把对父母的孝臵于情上，才是真孝。对自己家人好，对他人家人不好，是自私。所以孔子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一个人如果“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能恪守自然道德，心智又能极端自由，是圣人。成为圣人有两个前提，一是能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人生，二是能自觉地改造社会，做到“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改造自己、改造社会合二为一。

“闲时成圣，乱时成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王阳明一生有三次大的战争，自出战以来，未曾战败。这是典型的“闲时成圣，乱时成雄”。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拿起枪来，就是英雄；国家清平时，好好工作，就是圣人。如果大家能认可并领会“闲时成圣，乱时成雄”这八个字的精髓，那么我也能有一点余兴，一些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