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任少卿书》有感
在提笔之前，我又朗读了一遍全文。开篇，缓字慢言，沉郁无奈；下行，字字涕泣，戚戚哀哀；翻页，言辞激烈，悲歌慷慨；区区几千言，冷峻之下血脉奔流，动情之处豪情万丈；文毕，我不由起身静默，于无声处听惊雷。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古典文学是要靠读的，在大声的诵读中，手中这几张轻薄的纸便瞬时与几千年的历史等长，与茫茫的空间等阔，其言辞的力量顿时四两拨千斤。而只有与作者意气相投，情通一脉的时候，读者才真正走进了文章里，仿佛贴着作者的心口在感受。将《报任少卿书》连读三遍，这位时年五十二岁的老者便穿越两千的历史风尘目光炯炯地站在了我眼前。
我与太史公言：“晚辈我甚至没有完整地读过您的传世之作，现在却要通过一封书信来窥探您的内心，实在……惭愧之至。”先生不出一言。我甚为惶恐，又惴惴无以遁逃，只好硬着头皮捧起书信，娓娓道来。
信的开篇，司马迁面对好友，自嘲“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又引“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抒发知音难觅的苦闷，口吻如此沉郁而凄切，着实让人叹惋。随后，太史公又费四百余字大抒“诟莫大于宫刑”的难堪和苦闷，一句“羞当世之士邪！”，可谓罄尽血泪，字字涕泣。古往今来，遭大难之人，哪怕是豪杰之士，也难免感时运不济，叹郁愤难平。司马迁虽通古今之变，已另眼看待生死，可谈及身世，也难掩自己的嫌弃和伤痛之情，他俗人的真性情让人读来真实，感切。
之后，太史公用了七百余字的笔墨激昂慷慨地叙述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李陵案。在此长篇段落中，他的言辞呈现出了《史记》的笔法，精简，利落，详略得当，文势奔腾，路转千回又一泻千里。在太史公的叙述中，我看到了李陵悲剧英雄的形象：孤军深入，以一抵百，傲视强敌，奋不顾身，最后“矢尽道穷，救兵不至”，才终走投无路，只是没有一死以谢主上而已，其言其行，虽不可名垂千古，也不至于遗臭万年。然而，司马迁以年轻书生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逆大流而“推言陵功”，虽可谓大勇，却并非大智。在那样的强权政治下，以一己之力抗衡皇权是比以卵击石还要天真悲壮的行为，更何况，在那种思想氛围下，“宁死不降”是将帅最后的尊严，李陵哪怕有千般委屈，终抵不过一死来得光荣。司马迁在信中说当时之举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我不禁要苦笑，太史公饱读史书，满腹经纶，缘何在此时如此少年义气？幸哉，这个命运的转折点没有摧毁司马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尽去，转而以退为进，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突围”。
这种“突围”经过近几年许多学者的宣传，几乎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一个生存哲学了——死不过是殉节，生才有实现人生价值的希望。这个论调实在已经被说得太多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只要是牵扯“生死”这一命题的作文，总免不得出现众多以屈原和司马迁作比较，然后得出辩证观点的“范文”。我不想重提陈词滥调，只要这种积极的生死观一直时兴，那就足够了。我想说的，是关于司马迁生死观的另一个方面——反叛。
他的第一个反叛是对传统思想的反叛。在汉代，侠义之气尚存，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一死而成就大节的行为依然被世人称道，然而司马迁却坦然地说：人生来都是贪生怕死的，所谓勇气节操都是因为形势没有到了逼不得已的地步而已，真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摇尾乞食”也不是什么巨大的耻辱。这种论调，很容易让人感觉太史公在为自己的懦弱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直至今日，这种言论仍然背
离了我们一直看重的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情怀。有时，我在想，如果没有后来《史记》的辉煌地位，太史公的这种“反叛”是否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文人的诡辩而遭唾弃和嘲弄至今？而没有他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之情，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史家之绝唱？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辨别是非，又或许，这本就无关乎是非。
他的另一个反叛，是“用是的方式说不”，这句话出自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在我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司马迁很有那个“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影子。神想用永远没有终结的劳作来惩罚西西弗斯，然而西西弗斯却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乐趣和幸福，这是一种荒谬英雄的胜利和“用行为上的顺从去达到精神上的反抗”的境界。司马迁亦然。汉武帝用宫刑惩罚这个不知政治深浅的史官，把一生的屈辱加在司马迁身上，可太史公却由此从匍匐的臣子中间站了起来，“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记录历史的方式反叛命运。所谓“匹夫不可夺志也”，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摆脱了汉武帝君权的控制，因为一个人的理想和精神是无法约束的，太史公在向现实做“行为屈服”的同时却在精神的自由中实现了反叛。龙应台先生称太史公是“天地苍茫一根傲骨”，我说太史公是一个“中国式的荒谬英雄”。苟活的屈辱在其死后就会烟消云散，而活着的尊严却可以千秋万代。他的伟大不在于征服了命运，而在于，他没有被命运征服。
这才是中华的脊梁。
疾书至此，我不由抬起头来看看眼前的太史公有无愠色，先前的愧疚之感又升腾上来：“晚辈可有冒犯之嫌？”先生不出一言。于是，我只好写下最后的一笔,草草收尾：“书不能尽，故略陈固陋”。
再抬首，太史公已施施然而去。四维静默，万籁俱静，我却于无声处听见雷霆万钧，久久难以平复。
第二篇：史记读后感
隐忍之智
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之志”，把他一生的血泪化作浓浓的墨迹书写在青青竹简上，以血为墨，以心灵为纸，泪洒书函，不意书写洋洋洒洒五十三万的一部巨作。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篇《报任少卿书》更是写出一个伟大灵魂的呐喊，曾想有多少积郁在里面，借体题发挥，郁结多年的情感：哀、怨、怒、愤还有几分无奈，回荡着一种惊天地的意气，笔端倾泄着无比的慷慨，一经触动便是泻如江河，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报任少卿书》洋洋洒洒的几千字中道出自己伤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宫刑无疑是奇耻大辱。不仅仅是于自身的折磨，还有千夫所指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而司马迁却毅然的选择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在众人的轻视中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司马迁只荣辱、生死于背后道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自己能够“成一家之言”忍辱负重，就是“重于泰山”的正确选择。
司马迁的隐忍之智在《史记》更清晰的表述出来，在《史记·伍子胥列传》：“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对伍子胥乞食不觉耻而勿忘其志，隐忍保全性命给予了赞成，也突出了自己的志向。在《史记·季布列传》：“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现于楚，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对此，司马迁对季布更是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并基于自身的切身体验而并不主张“士可杀不可辱”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士大夫荣辱观。而认为终生为其所求，又有何屈辱？若是司马迁没有这份隐忍之智，史上仅仅只是有一个敢于直谏的小小太史令，而非被我们敬仰的“大人物”。历史上也会有好多空白，例如在《史记》之前，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导致后人怀疑他的存在，正是《史记·屈原列传》才证明了史上有一个忠君爱国、刚烈耿直的屈原。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自己看了一遍《报任少卿书》，一直听着班得瑞的《安妮的仙境》，自己竟把司马迁的那份慷慨激昂读出流水似得轻缓，有一瞬间，我竟似看到了那个挺拔伟岸身躯里的柔弱的心灵，一个孤独的灵魂，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份隐忍，让我看到了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