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

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xx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第二篇：组织学习的研究历史、现状及发展 读后感

工商二班 11030230 张娟娟

《“组织学习”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进展》读后感

读了该篇文章后，我了解了“组织学习”的历史、现状与进展。该篇文章概述了“组织学 习“的产生、不同研究者对其的定义、分类、研究方法、模型、学习技术以及研究的新进展。

文章开篇介绍了组织学习的必要性：组织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组织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组织学习”，以提高适应变化的能力。并且，处于压力下的中国更加要对组织学习进行仔细研究。接着是对不同角度研究者对组织学习的定义的简述，作者自己也提出来他对组织学习的定义，且进行详细的阐述。

“组织学习”研究的方法分为两大阵营：描述研究和干预研究。又因着眼点不同，进一步分为个体层面研究和组织层面研究，将研究方法划分为四个结论——沉积论、集合论、参与论和负责任论。

文章作者采用案例研究法，举出“一群有天分的运动员，未必能组成一个杰出的运动队伍一样”这样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组织学习”只能通过个体经验和行动来实现。

接着，作者使用文献法，引用了Kim提出的“组织学习”模型，强调了建立组织共同认知模式的重要性。

又通过调查6个国家200多名总经理的访谈，分析归纳出：组织要进行学习，必须要有相关的技术作为保证。

接着，使用经验总结法，总结了7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衰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未来情境设计。

再通过对”莫林“的个案研究法，与上面的通用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确定关键事件的重要性和建构组织未来策略的必要性。

又接着，作者通过实验法讲述了“演练场”的游戏情景，强调了“知”、“行”的有机统一对于磨练学习技能的好处。

作者再次使用文献法，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家Senge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务实》呼吁大家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技术。 最后，运用经验总结法，对上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组织学习'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点，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用技术。相比之下，中国对”组织学习“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这恰恰是中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核心所在。

关于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也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管理大师。然而，时至今日，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并未形成十分成熟、广为接受的、定型的结论，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甚至在最基本的语义定义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分歧。

对于中国广大企业管理人员和理论工作者而言，从事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更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首先，中国企业素质普遍较差，企业能力低下，大部分的管理水平还处于原始状态，制约了中国管理研究事业的发展。其次，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起步晚，水平低，没有形成气候，缺乏“大师级”的研究人员。第三，中国企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竞争环境和很多复杂的实际问题，既迫切需要深刻而实用的理论指导企业经营，全面增强体质，提高竞争能力，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做法，必须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讲求中国特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学习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组织学习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很多企业也存在独具特色的组织学习实践。与此同时，我们在开展组织学习研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优势。

虽然中国在开展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困难是显著的。所以，结合中国实际，跟踪国际企业管理发展潮流，在目前大力开展对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