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兴衰论

——《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xx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经验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 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

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篇：《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读后感

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xx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最后，张健博士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能配置状况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模式，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归纳分析了不同模式下乡村治理的绩效。基于此，张老师构建了乡村治理的“有限主导——合作”模式，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展望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