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 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第二篇：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态度】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入关语录》《二程集》本，中华书局1981。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谓之一。”

《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博与专】刘勰《文心雕龙》卷六《神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能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一）历史客观论

1.以人事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2.以政治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3.以社会为历史研究对象

4.以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普鲁士学派对我国近代史学影响很大。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观上影响也很大。照我个人看，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等都受到普鲁士学派的深刻影响。

5.在文化对象外，还有所谓的以社会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历史不存在相应的客观对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xx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心灵中回荡。”（第2页）

“精神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精神=哲学=历史。

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大量修改《神宗实录》，绍圣翻过来，对旧党的修改予以改正过来，南宋高宗时范冲又修改，于是有所谓“朱史”“墨史”“朱墨史”的斗争。

【史料搜集】

所选问题，如果是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要熟悉基础书中有关这一制度的记载，然后看《本纪》，从中找出这项制度发布的时间及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而提出这项制度的，然后从本书列传中或其他书籍——文集、小说、笔记等等，将有关的零散记载抄下来，便集中起来了。

如果是一个人物，首先必须从《传》中了解他的活动，根据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以此作为线索，去寻找有关他的材料。他的交游，他活动的地点，总会留下种种迹象，被地方志或其他有关的记载收录下来，因而跟踪追寻，定会有收获的。

跟踪追击、顺藤摸瓜。

【选择典型性材料】

凡是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就是典型性的材料。

王安石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见《石林诗话》。

【音韵】

陈寅恪《书<魏书萧衍传>后》：“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

郑天挺《清史发微》《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郑天挺《探微集》《<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漆侠《商君书》宾萌

漆侠《知困集》《孟庆斌同志<泊头市梨业志>序》瀛梨——牙梨——鸭梨

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收录王安石《老子》注

另、吕惠卿、王雱亦曾注《老子》

【史学方法】

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

2.历史比较法

3.统计方法

4.计量方法

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我认为受到的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

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

（1）重视资料的考订。

（2）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收集。

（3）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

（4）最值得提出的，这个系统的学者极力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由于过分强调，就陷入了“客观主义”。

第97页【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43页】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

朱辅《溪蛮丛笑》四库全书本。

由于士族在南北对峙时期均有很大的发展，与之息息相关的谱牒之学也兴盛起来，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谱牒之学，撰成《姓系簿状》，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梁武帝时的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30卷，又集《十八州谱》110卷，可谓大观。

【宋代方志】

宋代方志著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大抵遵照宋志体例，未能有所创新。在宋代地方志中，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的方域、行政区划等。如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了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以及一些矿产品，对实施考核、经济史研究都很重要。北宋末欧阳【文心】《舆地广记》则略于户口、土产等方面，而对沿革叙述得特别清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各地山川名胜，引用甚多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对史事、人物的考索。祝穆《方舆胜览》于名胜、诗赋序记的记载颇为丰赡。传世的州县、镇志，近30种，保存下来的有不少优秀作品。如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较为简略，其余如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实出自陈傅良之手，系福州志）、范成大《吴郡志》（是在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基础上记录的，更加详实）、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浙江台州）、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以及有关宁波的《四明六志》中的五志，内容丰赡，体例皖北，标志着地方志的编撰达到新的水平。南宋常索《【水敢】水志》以及《乌青镇志》，反映了宋代镇市的发展。其余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分别记述了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繁盛的面貌，对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好材料。

《十驾斋养新录》考史重点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为其特色。

【《宋史》】

这部书芜秽繁杂、臃肿不堪，重复互见者有之，剪裁失序者有之，缺头少尾者有之，等等。同时，错讹百出，疏失遗漏者甚多，因而明代的归有光讥讽为：“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正由于此，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都打算重新编纂。其中明朝的柯维骐为了改编宋史，竟至“发愤自宫”。可惜这些人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花费了二十年功夫的柯维骐，他的《宋史新编》仅在华夷之分方面大做文章，冬烘气十足，并没有什么价值。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所记述的历代典制，其中以宋代典制最为详赡，《宋史》诸志大都受到它的影响，因而其史料价值亦即在此。固然，《通考》所记不无错误，而《宋史》诸志则由纂修者妄自改易，借以掩盖其抄袭之迹，错谬之处尤多。因此，与其读《宋史》诸志，不如先读《通考》诸志为好；与其引用《宋史》诸志材料，不如以引《通考》诸志材料似觉更加稳妥和牢靠。一代典制是学习一代历史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通考》之史料价值要高出《宋史》，是学习宋代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基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对《长编》的校正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如能以一百零八卷本为基础，再参以大量文集、笔记，对本书进行一番较为周密的校勘，对眼读此书者裨益良多。

【文集】

《四部丛刊》《四库珍本》《聚珍丛书》《宋人集》《畿辅丛书》《豫章丛书》《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常州先哲遗书》《湖北先正遗书》《永嘉丛书》《敬乡楼丛书》《丛书集成》

【笔记小说】

《百川学海》《知不足斋丛书》《守山阁丛书》《学海类编》《学津讨原》《说郛》

【学习宋史】

似乎可以从宋代的典章制度诸如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下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王安石《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后记】

先生是学界所熟识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前治史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观点，实事求是，敢于批评，更勇于自我批评，因而我们整理先生的遗稿时也是保存手稿原貌，对所有观点及论述都不作改动，最大限度地反映先生治史的风格、方法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