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读书报告

1887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把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进行研究。该文开行政学研究理论之先河，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世界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美国政治在世界舞台上也越来越让人为之瞩目，影响了世界发展新的格局。

从时间维度看，威尔逊架设了沟通19世纪和20世纪行政学演变的桥梁；从空间维度看,他架设了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德国行政研究与美国行政研究的越洋的桥梁；从学科维度,他架设了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交叉领域间的桥梁。

他认为政治与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活动是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行政活动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属于技术范畴，而政治活动则重大且复杂得多，政治领域内充满混乱和冲突，这远非行政活动所能相比。

文章中还旁征博引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对行政问题有深入探讨和突破性的贡献。光从美国的背景和世界发展的趋势上来看，不足以探究清楚文章的全部内容，但它给了我们很多借鉴。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暴富起来的工业资本巨头利用手中的财富进行“权钱交易”，希望用政治来更大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再从中获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而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必然要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使行政更加高效，对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目的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行政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对当代行政学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行政学的研究可以给解决政府越位问题以指导性的意见，这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深刻认识、科学定位和有效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有机协调和高效整合。解决政府错位问题，就要求理顺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管理，合理界定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的职能便捷和权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运转不协调等问题。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要求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共责任和政府使命，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

文中有一句话是“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贯彻一部宪法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对行政学的研究可以给贯彻宪法、执行党和政府的决策带来推进作用，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不像西方的两党或多党制度仅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们的政府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有着远大的目标。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的政体，而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我国有立法（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大组织；行政机关就是指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个机构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就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各自各级法院、检察院机关。

而我国的中国中国共 产 党在国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高度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对一件事情的实施，但是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决策机制的特殊性，在西方例如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是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论哪个政党当政都无需进行视角的转换，而我国是工人阶级当政的政体。

我觉得对于我国，一方面应当吸收西方优秀研究成果，使自身行政学研究走向规范化，正如作者对于历史研究那样，欧洲的行政体制为后来的行政体制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更要基于国情，公共行政发展应充分体现本土特色：要强调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责任归属的明确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作者十分提倡一种“美国化”的思想，我们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明确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从而用宪法对于外来行政机制进行净化，另外提高行政效率可以对机构进行合理的划分，比如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划分清楚，分给不同的部门去完成，从而减少责任推卸的几率。我国是民主政体的国家，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就要做好行政和政治两分法平衡点的选择。这两种功能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协调。在古德诺的《行政和政治两分法》中具体来说：

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道路之一：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政治必须取得对行政的某种形式的控制这种控制必须适度——以不妨碍有效的行政执行功能为限度只控制行政权力中狭义的执行性机构通过控制这种机构的高层官员（政治性任命官员）即可。

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道路之二：行政的适度集权地方分权导致国家意志屈从于地方利益地方不受控制会使整体走向分裂中央政府应加强立法来控制（限制）地方权力结论：为取得效率以及保证民主，行政集权是必须的。

以上几点都是值得我国深思和借鉴，既要完善政府体制又要分清界限，同时在美国政治与行政协调的独特道路：法外调节，这种调节发挥了政党和公众舆论的作用，特别是公众舆论，我国更要完善这种新兴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有效的监督模式，从而实现决策的透明化和科学化。但是政治是负责制定决策，行政负责执行决策，那么监督决策到底应该是政治还是行政本身，如果是政治那么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与议会相类似的层面，若是行政则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督；此外，政治和行政二者本来就是不能脱离，相互依存的，因为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执行力量的考虑，二者互为一体，难以两分。这需要我国进行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最后，用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的原文来结尾，“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

第二篇：美国行政法 读后感

《美国行政法》读后感

——从《美国行政法》思考我国行政权力行使的现状和监督体系

美国，一个目前拥有超级大国力量的世界强国，原为北美洲中部的印第安人人聚居地，到1773，英国在此建立了13个殖民地，在1775年，北美爆发人民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自由至上、勇于突破尝试的美利坚合众共和国正式成立。作为世界上一个年轻活力的国家，美国从独立战争结束起100年内积极对外扩张，国土扩张了几乎10倍。而与当时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由最初13个州，到后来发展至50个各自独立的州联合组成的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和政治结构的差异，美国并没有建立君主制国家，而是组成了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完美地被美国应用在国家权力的制衡中，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相互制约保持平衡，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独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文化魅力。

在对《美国行政法》进行基础学习以后，认识了美国在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基础，为行政规定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包括行政裁决和制订法律法规过程的中立原则、职能分离，禁止单方接触以及限制政治影响等，以各种制度保障行政过程中的中立性，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贯彻落实美国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对比我国目前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现状和问题，如何在保证权力正常、高效的运行的前提下，加强行政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是我在学习了《美国行政法》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以下是我学习《美国行政法》后的一些认识、体会以及对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思考。

行政法一词是在1893年才在美国的学术著作中首先出现，而在此前，美国行政法主要援引、接受英国的法律，通过法院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主要形式是令状制度。19xx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行政程序法，美国行政法有了一套规范的行政程序。美国行政法由国会、行政部门和法院共同制定，是由法律规范文件中所载的行政法律法规所构成的法律规范系统，其中包括了调整行政机构的组成、职权的规范和调整行政活动程序的规范及调整监督、制约行政权行使，为被管理的组织、个人提供权利保障和救济手段、途径。

一、 职能分离原则

美国行政能保持中立，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行政组织内部职能分离的制度保障。谈到制度分离，根本上就是美国立法原则中体现的“三权分立”的理论精神，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分离。美国行政机构中的官员不得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严格实行职能分离，奉行“无人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治基本原则。

例如，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d）条针对个案裁决明确规定，行政机构不得将调查或起诉与决策职能集中于同样一个人之手。因此，如果机构领导已经在争议中做了专家证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再审查听证事实。在19xx年，主持听证的行政法官（ALJ）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由于他的顾问律师参与了案件的调查与起诉，因此这名律师被以可能使决策者掌握听证以外的信息为由，被判决违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职能分离原则。

对比我国目前的行政组织的现状，官员中有多重身份的现象并不罕见，立法者同时是执法者，权力的制定者往往就是权力金字塔最上层的决策者，这让我国目前许多不合理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到权力制定的根本上便只能得出无法解决的结论。就像目前热议中的“公务员热”的社会现象，上千人抢一个公务员职位仍乐而不疲，原因无非就是公务员这个特殊的职业，在工资和福利方面与普通劳动者存在着较大区别，而制定公务员福利待遇的，也正是一群同样为公务员身份的官员，要为“公务员热”降温就需要缩小公务员与普通劳动者在待遇方面的差距，而这样无疑就会损害到公务员的利益，也即是政策制定者的利益，但矛盾的是，有权力颁布相关政策法规来缩小这个差距的人，也正是这些受益的政策制定者。

二、 中立性原则

行政过程中要求的中立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要求决策者在普遍政策与具体案件的决定过程中保持中立，不带有偏私或成见；否则，决策者就很有可能不能作出公正的决定，因而应要求取消其参与决定的资格。《美国行政法》中提及到，在中立性原则的要求下， 行政官员被要求在处理具体案件、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排除一切私人因素，像一名公正中立的法官一样判定案件的事实，而不能考虑如决定给个人带来的利弊影响或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等而令公共决定带上官员的私人特征。

违反中立性原则，决策者在政策或案件的决定过程中考虑决策的结果对自身的得失或与其他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最后演变成的就是自古以来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我国目前腐败现象虽然有所遏制，但因贪污腐败而获罪的官员依然不少，一方面是监督机构对于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揪出不少行政组织中的腐败分子，另一方面是腐败现象依然没有被杜绝，而且在行政组织里是并不罕见的现象。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私心，不可能所有官员都能消灭个人欲望，因此，对于腐败行为的预防不能只是对官员在思想上的预防，更重要的是从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上对官员权力的行使加强约束，这包括政府部门的决策，同样也需要有同等地位的监督机构对权力的行使加以监督约束，用完善的条文和系统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发生。

三、 禁止单方接触的原则

《美国行政法》中谈到要保证行政过程的公正，除了要求官员必须适当地职能分离，在决策和审查时保持中立性原则不带有偏见，还必须要求保证行政官员的决定是完全建立在按照法定程序所发掘的可靠事实基础上，要求决定的事实依据完全来自争议各方都在场的听证，而禁止行政官员接受在听证之外的其他当事人不在场的“单方接触”。这个原则深刻体现了美国极力追求和保证公平的立法精神，禁止一切会令作出决策的行政官员听信一面之词、缺乏当面对质而可能出现的“偏私”或“先入为主”。

禁止“单方接触”原则更多是比较适合应用在法官的判决中，需要双方当事人都在庭上提出证据，相互对质。在我国的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制定、出台甚至推行都缺乏听证程序，以至于许多与民意相悖的政策在大部分民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推出，人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全方位的保障。例如目前议论纷纷的长假制度，几乎每一年都在变化的假期制定，在缺少多方听证的情况下，由国务院自行制定，人民群众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并不能提出自己意见。方案政策在社会中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实施过程中推行不畅，最后又要重新修改制定，导致行政权力行使不能高效运行。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在行政权力的行使和制约方面仍有不少的缺陷，归根究底，我国的行政权力的监督体系依然不够完善成熟，各级行政机关在具体工作中凸显了如政令不畅、机构庞大繁杂、人浮于事以及行政权力异化等现象，在现行

的权力监督体系中，外部约束对地方各级党政的约束力较少，主要是靠官员的道德意识、自律能力在起关键作用，权力约束效果并不明显。而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督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对于一些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尚不清晰，是行政监督难以到位，加上中立性原则在行政官员思想中的缺失，更加削弱法律相关的约束力。

学习完《美国行政法》以后，对于美国的行政法里所彰显的公平公正原则以及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的体现，都让我不禁崇尚美国的法治精神。回顾我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程，与美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我们不能忽视国情而照搬全抄。但针对目前我国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现状与问题，美国行政法中关于权力监督与制衡方面的精神体现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用以推动我国行政体系监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以及从行政组织内部和外部社会监督方面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是我们一代代法律人必须为之努力和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 ［2］ 王旭磊，《从美国行政法研究中看我国行政法》[J]，2013

［3］ 张杰，《我国行政法制监督问题研究》[J]，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