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行政学说史》

我所读的是丁煌在20xx年重新修订的《西方行政学说史》，颇有所感，故将一些想法记下与大家分享。丁煌从西方行政学的提出开始，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将西方行政学分为“提出与创立时期”、“正统时期”、“批评与转变时期”、“应用与发展时期”、“挑战与创新时期”和“总结与探索时期”，也就是从1887年提出至今的114年的发展历程。

正如丁煌所言，“行政管理和行政思想古已有之”。近代行政学包含于政治学之中。1865—19xx年，德国学者斯坦因首次提出了“行政学”一词。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首次将“行政”与“政治”分离，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何要将政治与行政分离？

按照西方传统对于权力划分的体系，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按照法律的制订、执行、监督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系统进行权力划分。也就说，大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规则是个人意志，也就是君主权力。那么权力独揽的君主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的权力的制衡。这种行政生态之下，也就不可能衍生出西方的政治抑或行政思想。在任何时候如果社会的组织规则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权力的制衡。之所以在文章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就是想首先请读者明晰为何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南辕北辙、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也请诸位读者在阅读本书中理论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其中差异，切勿生硬套入中国现实。

行政学的肇始便是将这三分转变为“政治—行政”二分。依威尔逊之言，“政治是‘在重在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也就是说，政治是在处理国家权力及主体间的关系，而行政则是在执行这种关系意志（国家意志）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分割方法之下，政体的核心构建就是围绕行政权力而构建。所谓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实际上就是行政一权的分割。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社会舆论掌握行政权力者重视有加而对其他的部门视而不见的根本回应。无论是“委托立法”还是“司法权力的先天不足”都是这个根源的表象而已。那么也就回应了，无论人们如何费尽心机的进行权力分割，权力总是向行政权集中的现象。

因此，行政就是对国家的管理。此处的国家包含政府也包括其他的正式组织。“管理” 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管理”更多的是出现在存在竞争的经济领域。因此，最初行政学所引入的“科学管理”“一般管理”等都是最先从经济领域发端的。由此可见，布坎南并不是首次将经济学视角带入行政学的人。但是二者的根本却别在于，最初的行政学更多的是将视角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上，并不是完整的在审视行政学。而布坎南以及今天从经济学角度观察行政学的学者却是从政府自身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行政。否定了政府的完全公利性，承认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突破了原有人们的认知，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与泰勒和法约尔不同，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是基于其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后的经验。众所周知，军队是必须有着极高效率的组织。因此，在韦伯创立科层制之后，行政方法也就逐渐适用一切组织。但是，军队的高效来自组织成员直接面对死亡的心理威慑和紧急情况下的万众一心。在生活中这种情况无法复制，也就不可能出现韦伯所设想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了。

中国古人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治—行政”的清晰的二元分割随着学科的发展也被遭到质疑。巴纳德和西蒙等都将目光聚焦到了行政中最核心的一环——组织。他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有严格的“政治—行政”区分，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决策”无时不在。但是在组织中的决策是微观意义上的决策，与国家决策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仔细梳理行政学这100余年的发展就会发现，其所探讨的内容无非

围绕着“理论—应用”这个核心。在行政学初创的时期，学者们探讨行政如何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为行政梳理自己的价值。“工具”也罢，“理性”也罢，都是对行政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其后，在专业或者按照丁煌的说法叫“正统”时期，学者们脱离了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视野，将行政研究推向具体、微观的方向。大家围绕着“人”、“单位”（组织）、“流程”（结构）等执行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列组合，力求通过更严谨和科学的方式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社会环境的变迁又催生着对于行政学新的理论探讨。科层制（官僚制）为基础的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国家面临着新的合法性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人们对于行政的宿命又提出的了新的看法和认识。“从统治到治理”、“从管理到服务”，首次将政府或可说是一切行政性组织对公权力的拥有打破。表面上看是行政学开始融合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是行政学的核心价值开始转变，就是走向大众，走向公民。这一切都体现了当代公民社会复兴的背景和国家权力削弱的现实。

第二篇：《西方行政学说史》读后感

《西方行政学说史》读后感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我更深入的掌握了西方行政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加系统了解各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学说，更深一层地了解行政管理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并从行政理论的变革和历史作用中得到启示，加深对行政活动规律的认识，把握西方行政学的发展趋势。我认为，通过该书的学习，一方面可以加深对行政管理活动规律的认识，从而纵向地把握行政管理科学；另一方面，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通过理解并掌握西方行政学各个发展时期的主要行政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行政学说，把握西方行政史的整体概貌的基础上逐渐学会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西方行政学的学术理论，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提供有益的建议，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

在这本书中，丁煌从西方行政学的提出开始，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将西方行政学分为“提出与创立时期”、“正统时期”、“批评与转变时期”、“应用与发展时期”、“挑战与创新时期”和“总结与探索时期”，也就是从1887年提出至今的114年的发展历程。

正如丁煌所言，“行政管理和行政思想古已有之”。近代行政学包含于政治学之中。1865—19xx年，德国学者斯坦因首次提出了“行政学”一词。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首次将“行政”与“政治”分离，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何要将政治与行政分离？按照西方传统对于权力划分的体系，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按照法律的制订、执行、监督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系统进行权力划分。也就说，大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规则是个人意志，也就是君主权力。那么权力独揽的君主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的权力的制衡。这种行政生态之下，也就不可能衍生出西方的政治抑或行政思想。在任何时候如果社会的组织规则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权力的制衡。之所以在文章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就是想首先请读者明晰为何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南辕北辙、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也请诸位读者在阅读本书中理论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其中差异，切勿生硬套入中国现实。

行政学的肇始便是将这三分转变为“政治—行政”二分。依威尔逊之言，“政治是‘在重在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也就是说，政治是在处理国家权力及主体间的关系，而行政则是在执行这种关系意志（国家意志）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分割方法之下，政体的核心构建就是围绕行政权力而构建。所谓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实际上就是行政一权的分割。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社会舆论掌握行政权力者重视有加而对其他的部门视而不见的根本回应。无论是“委托立法”还是“司法权力的先天不足”都是这个根源的表象而已。那么也就回应了，无论人们如何费尽心机的进行权力分割，权力总是向行政权集中的现象。

因此，行政就是对国家的管理。此处的国家包含政府也包括其他的正式组织。“管理” 暑期读书笔记&影视剧点评精选读书笔记影视剧点评书评舞台艺术点评读后感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管理”更多的是出现在存在竞争的经济领域。因此，最初行政学所引入的“科学管理”“一般管理”等都是最先从经济领域发端的。由此可见，布坎南并不是首次将经济学视角带入行政学的人。但是二者的根本却别在于，最初的行政学更多的是将视角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上，并不是完整的在审视行政学。而布坎南以及今天从经济学角度观察行政学的学者却是从政府自身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行政。否定了政府的完全公利性，承认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突破了原有人们的认知，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