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形象分析

形象：总“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首先， 阿Q是一个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他没有土地，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再次，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骄傲自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他麻木不仁、冷酷，口口声声说“杀头好看”。他畏强凌弱，有着一颗守旧的心。他的不觉悟还体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他最初对革命深恶痛绝，后来又成为未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的人。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幼稚、糊涂、错误。他带着传统观念来理解眼前的革命 但是，虽然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永远优胜。 阿Q思想性格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那可悲的精神胜利法。比如说，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却又认为别人“还不配”。他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地位。他严重缺乏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郁达夫“零余者”形象分析

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被生活挤出轨道，心中都交集着个人积郁和民族的积郁，他们深感自身的孤凄悲凉、强烈追求人性的解放，追求异性真挚的爱情和纯洁的友谊。如在《沉沦》中 “他”就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心境很孤独的，而且又是被日本所唾弃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所以又在无形之中自卑之心又笼罩在了这个青年身上。 “他”发自心底对真爱的呼唤。最后他背负着弱国人民的命运溺海身亡了。《茑萝行》中“我” 对旧式婚姻的不满，却又要为家庭的生计劳累所以最后只有以死来得到解脱。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他”对女主人公凄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这么美好的一面，他们才会不融于当时的社会。零余者们生活着的那个时代他们都在“性苦闷”、“社会的苦闷”、“生的苦闷”中苦苦的挣扎着，他们愤世嫉俗，感伤忧郁，内向而又敏感，孤傲而又自卑，他们身上有着相当浓重的理想色彩。

《子夜》中吴荪甫形象：

吴荪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战败了的英雄形象。他是小说写得最生动、最出色、最成功的人物典型，他是牵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枢纽.

从他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冒险、刚强、自信的性格。从他与赵伯韬的斗争中，表现出他桀骜不驯、刚强自信，具有爱国思想的一面。 吴荪甫与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关系，表现出吴荪甫干事业大刀阔斧、精明强干，却又自私狠毒的一面。吴荪甫与父吴老太爷的关系，既表现他反封建的一面，又表现他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荪甫与一群知识分子的关系，表现出他实干家的特点。 吴荪甫是民族资本家典型，他的基本性格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他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使他经常处于孤立地位；在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家》中觉新的形象

新旧时代交集，双重人格，封建礼让受害者，维护着，充满矛盾

觉新是一个在专制主义重压下的病态灵魂。他是新旧时代的交集，从表面看，他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他有着双重人格。他是一个清醒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懦夫。他对封建家长的专制意志处处退让、顺从，甚至做帮凶。他牺牲了梅、瑞珏，还劝说觉民接受高老太爷定的冯家的亲事。他既是封建礼让的受害者，也是其维护着，他这个人充满着矛盾。他因为受到过五四新思潮和反封建的新空气的影响，他切身认识到封建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受封建教育和封建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太深，作为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他自愿地挑起家庭的担子，为了维护封建家庭他付出了自己和亲人惨重的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命运，由此产生了绝望、悲观等心态。这一形象作为新文学史上动摇型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骆驼祥子》祥子的形象

祥子这个形象充满了强有力的悲剧意味。他的命运由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三步展开。祥子初到北平的时候，他坚韧、顽强，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他自信，自尊，鄙弃一班洋车夫的沦落。这时候的祥子，形象是可爱的。在小说的展开部分，祥子连遭厄运。在失败面前，祥子竭力抗争，不甘俯首认输。他仍不改自己做一个独立劳动者的初衷，不愿意依靠虎妞的经济优势。至此，祥子的形象仍然是使人同情，甚至令人起敬的。但是后来，祥子性格上、心理上的落点逐渐展现出来。面对打击，他逐渐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他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在虎妞的影响下，他的生活态度有了某些改变。最后，在虎妞身亡，小福子自尽后，他的理性彻底毁灭，精神崩溃，最终自我放纵，跌入流氓无产者之列。祥子的悲剧在于他个人奋斗的盲目，婚姻悲剧以及迫害他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战胜社会，终究还是被打败了。

《雷雨》繁漪的性格特征：

繁漪是一个最具“雷雨”性格的女性，她虽脱胎于旧时代，却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下，具有追求幸福、自由反抗的性格特点，在周公馆坟墓般的氛围中，她从压抑、追求到爆发、毁灭的过程，集中体现了旧时代个人、家庭、社会的悲剧命运。她是中国五四运动，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对周家人人都怕的周朴园，也不放在眼里。她在周朴园的重压下，会感到无助自卑。然而她不甘于忍受周家的气氛，要求挣脱这一切。因此，她由爱生恨，最终变得疯狂。在双重的打击与痛苦下，繁漪成为一个性格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她是封建资产阶级家庭和黑暗社会造成的悲剧人物，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她的悲剧也就成了社会的必然。

以《金锁记》为例分析张爱玲小说的创作特色

结合作品分析小说创作：

创作特色-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情节、心理描写（内容+形式）

艺术特色-人物形象、结构、语言、情节、心理描写（形式）

张爱玲采取非启蒙，非革命的私人性话语写作。往往把人置于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去表现人性的贫弱和病态。用华美绚丽的文辞表现上海、香港两地男女间百孔千疮的情感和生活经历。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的背景中，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表现衰落中的中国封建文化。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红楼梦》影响了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技巧、心理描写、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特色。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市俗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表现在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也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关。张爱玲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 《金锁记》用“曹七巧”的一生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牵牵绊绊的人生悲剧。男女间虚伪、欺骗，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女人带着三纲五常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和家族权力。婚姻无爱，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脱离感情的范畴。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以及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而且她还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养，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结合边城）：

《边城》的艺术特色：

散文化、田园牧歌情调、天人合一、造境、散文化、诗化特点、结构上：行云流水

《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

小说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通过对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等世态人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 “边城”是一个未受现代文明污染和惊扰的世外桃源。这里的自然和人性天真未凿，古老淳朴。《边城》里的湘西人民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天保的大度，傩送的专情，老船工的古朴厚道，沈从文用诗一般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湘西山区的风俗画，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表现了他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营造现代精神的乌托邦。《边城》蕴含着诗一般的意境和韵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体式。《边城》以翠翠的美丽而又凄凉的爱情作为线索，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边城》中风俗描写、景物描写与人物描写相结合，为衬托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服务。《边城》语言质朴清丽、含蓄自然。《边城》现实与梦幻相交织，缺少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边城》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

沈从文不注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重要作用。他的许多小说从交代环境开始，衍生人物和故事，如《边城》开场先描写“茶峒”，自河、河街、吊脚楼的妓女写出长长的几节，为翠翠的出场作背景。

沈从文在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展示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但其中又隐伏着深沉的悲剧感，带有作家对于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的文化批判的意味。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边城》所折射出来的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散文化、田园牧歌情调、天人合一、造境、诗化以及结构上：行云流水的艺术特色。

第二篇：如何分析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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