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书

所党委：

我于20xx年12月计划外生育一名二胎。在生育二胎以后也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严重违反了国家的基本国策，扰乱了党委的工作正常工作计划。因为我的失职导致了种种不良影响，对此我向组织作出检讨。

经过领导和同事的批评教育，自我认真反思，认为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人党性原则不强，法纪意识弱化。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够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丢掉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认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从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错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第二，个人能力不强，不能妥善解决家庭问题。在得知前妻怀孕以后，虽然多次劝说前妻将孩子流产或者引产，但在前妻动用家庭力量给我施压以后，没有能力继续妥善处理此事后，也没有请求组织出面帮助解决。

第三，请示汇报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处理意外怀孕一事时，在多次劝说前妻流产或者引产无果后，错误的认为只要离婚就与己无关，没有认识到这是双方行为。在无法成功劝说前妻流产或者引产，以及二胎出生以后，错误的认为这是个人私事，均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对8小时之外发生的事情也应当及时向组织汇报请示，接受组织

的监督的规定没有认真执行。

我所犯下的错误已经既成事实，其性质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我内心深感愧疚和不安。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与我的任何处理。在此，再次向组织做出深刻检讨。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学习、理解各项政策，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准则和底线，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用更好的成绩弥补错误的影响。

此致

敬礼

检讨人：

20xx年12月10日

第二篇：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依据

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依据

作者简介：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

（20xx年7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学术中国共同举办“人口问题的政策透视”政策对话会上的发言）

大家下午好！我接着兴元的报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集中在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总的看法是，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貌似能够支持计划生育或者被学者、政府拿来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或经济学理论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从马尔萨斯说起。马尔萨斯说过，人口如不受抑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加。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马尔萨斯在这个地方说的是，人口若不受抑制，假如人口不受抑制。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会发现，其后面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人口会被抑制基础之上的，比如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人口快速增长、以几何比率增长的趋势，可能是一种恶，但却刺激人类作出创造性回应，使得人类创造了文明。人口可能会迅速增长，人民对于人口可能会迅速增长事实的认知，使得人类的文明出现。 1

我认为，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的理解存在非常大的偏差。马尔萨斯是一个供职30多年的牧师，他的人口论里有很深刻的神学背景，《人口论》最后两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人口压力如何变成了人类追求善和知识进步的动力。他的思想有很深刻的哲学意蕴，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尔萨斯提出的这个原理。实际上，从人口原理的几次修订可以看出，马尔萨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尔萨斯主义、悲观论调的反对者，马尔萨斯不相信人类会陷入那么悲惨的境地，因为马尔萨斯对于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有信心的。

他讨论人口的预防性抑制机制时，他认为，婚姻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对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尔萨斯反对政府干预人口和生育，因为人类已经发明出一些制度使得人们不会滥生，家庭制度要你对你的子女承担责任。如果父母要承担责任，对生育活动就必须进行理性的成本计算。假定我是一个穷人，我可能会选择少生一两个孩子，假定我是一个富人，娶八房太太则会不断生孩子。总之，婚姻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使人们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的计算，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受生育本能欲望盲目支配。人不会变成欲望的奴隶，相反这些制度使得人能够进行理性的计算。

中国人拿马尔萨斯的计划生育作为理论论证，这种做法十分无耻，其实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误解。从根本上来说，马尔萨斯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如果不明白 2

这一点的话，滥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像现在看到的很多文章，尤其是通俗文章里边，充满了谬误。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将对论证计划生育的很多说法做一个检讨。我从海淀区镇计生宣传专栏找了这么一句话，是比较典型的官方说辞。政府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大量增加，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和污染日趋严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把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措施。

上面这一段话中的每一句都非常荒谬，而且在逻辑根本上不能成立。从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不光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

恐怕我们现在要从经济学理论上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正本清源。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结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人民改变自己的处境。斯密的《国富论》头几章讲到市场规模的问题，劳动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使每个人处境得到改善。市场越大，分工越细、越深化，每个人都能够从分工得到更多的福利。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理论、市场规模的论述可以看出，人口越多，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大家越有钱。人口增加，会使每个人的钱越多，而不是越少。经济学创始人支持人口增长。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提出过规模经济的问 3

题。

人口增长可以推动知识的创新。库兹涅茨在19xx年提出，新增加一个人增加的知识，将会超过他的消耗，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另一个问题，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依据的资源焦虑。这是给计划生育提出的最早论证，说是人口多了之后，分配资源的人太多，每个人分配到的资源就少了，最后大家都活不下去，生活质量会下降。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自然资源其实不是自然的，所有自然资源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被人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是人类的创造。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能否变成资源，是由人的知识决定的，因而可以说是人类用知识创造出来的。

人类经历过很多资源焦虑，总是担心某一天某种物质用完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种焦虑完全是多余的。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资源的话，资源其实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知识是无限的，进而所谓的自然资源其实可以无限供应，最多只是个价格问题。石油什么时候耗尽，根本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价格问题。如果现在石油涨到每桶300美元，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不用石油，可以开发别的能源。问题在于，潜在的能源价格我们能否承受？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发现这种能源的成本我们能否承受？

关于石油问题。前几年在生物燃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而且大量进入实用化。中国有乙醇汽油，它是从生物里面提炼的，不需要采矿。 4

当然，这导致了粮价上涨。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个市场机制，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人民可以自由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创新，资源就可以无限供应。

关于控制人口的另一个说法涉及到生态和环境，这是关于计划生育比较新的理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九十年代之前主要围绕的是资源问题，粮食、石油等。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人提出，如果其他条件下同，人口太多导致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人口增加污染就会同比例增加，生态面临的压力更大。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这里的预测有个前提，“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但是，其他条件不可能始终不变。人口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导致其他条件发生变化，如人的价值、偏好会发生变化。比较贫穷的乡镇，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工业，这个工厂会不会造成污染我不管，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五年、十年后，工厂挣钱了，人民富裕了，自然会考虑生活质量，会对优美环境产生需求，就会拿出资源投入治理污染，改善生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而且，生态本身即使没有人力干预，也可能出现衰退，而人力会使得生态比以前的自然状态更好。为什么发达国家生态比不发达的国家要好，因为那儿有更多的财富，人使得自然比自然变得更自然。污染阶段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要获取财富，发达国家经历过工业化的阶段，工业化阶段可能会对自然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达到一定阶段后，人又会用知识恢复自然、创造一个更好的自然。 5

至于中国的污染比较严重，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口增长、人口太多、人口增长速度太高。中国生态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地的山林，尤其是北方的山林都变秃了，这是制度扭曲造成的，而不是人口自然增长造成的。现在的环境污染也是这样的问题，比如工业污染严重，也是制度问题。地方间展开竞争，各地要拉投资项目，要实现GDP高速增长，就要给企业污染的特权，让他随便往大江大河排工业废水。老百姓受到污染，没办法和政府讲道理，工业本身可能会造成污染，但本来可以不这么严重，但制度阻止了受害者的努力，使其不能发挥控制污染的作用，人口不应该为这么严重的污染承担责任。

回到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上。第一，我们究竟应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在给定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会使福利改进的速度比人口不增长要低一点，尤其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一个社会从农业时代、不发达的状态到发达状态的过程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会影响福利改进的速度，这并不是说，会使人的福利出现绝对的下降，而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因为人口增长而放慢一点，但是，过了一定的时期之后，比如说过20年、50年，人口增长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福利，这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这里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决策者选择当下就获得很快的改进，还是选择未来50年后得到持续的改进？这是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也就是时间尺度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的时间尺度太短了，是一个短期行为，考虑的是最近五 6

年或者八年时间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财富和教育快速增长，但没有考虑30、5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的政府体制总的框架都是促使决策短期化，体制里面没有一个具备长远视野的机构，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官员能够制定面向20年、50年以后的公共政策。 从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角度看，生育应当计划，但应该由谁做出选择，个体、社会或政府？我们现在完全由政府决策，这一点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从经济学来讲也是不合适的。如此决策，必然会产生一些人们根本不能预料到的后果。比如人口老龄化过快和性别比失调问题，集体决策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如果决策由个体分散地做出，不好的后果也可能会出现，但是不会很严重，不同的人做出的选择会相互抵消。

我再对马寅初的人口论做一点评论。这个理论从知识上讲都是错误的，从政治上上说是反动的。马当时提控制人口，其出发点是使计划经济能运转起来。因为计划经济必须计划人口，控制人口的增长，控制人口的流动。没有这两个支点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即使有了这两点，计划经济也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从理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真正运转，不管你给他创造出什么样完美的条件。

另外，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控制措施也是反动。他提出，应该对人口进行控制，这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老百姓自己控制生育，那是他的自愿选择。但马接着就说，如果他们不愿这样做，那就由政府用强 7

制手段来进行。我就要问：如果政府可以强制人民改变自己的生育模式，那么政府强制马寅初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吗？政府可以强制人民改变生活模式，为什么不能强迫他的观点，他后来的遭遇，完全是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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