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时间:2024.5.15

浅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摘 要】日本和中国有太多的渊源。然而,对于为何日本要在我们的国土上进行大肆的掠夺和屠戮,对于日本国到现在为止,对曾经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模糊的认识与暧昧的态度,国人心中在充满愤怒之外,也许更多的是疑惑、是深思……带着这些疑惑,我对日本民族国民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素质的规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标志。因此,要对一个民族的心理进行分析,必定离不开该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集团意识 自卑感与优越感 天皇崇拜

一、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的集团性特点起源于其稻作文化。因为稻作不同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旱田耕作,兴修水利、插秧收割等都需要集体的劳动与合作,由此形成了农村共同体,产生了集团意识。而日本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和民众的家族制度)也是产生日本人集团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家族制度,家长的权威是需要家族成员绝对服从的。因此,在日本人的集团内部有很多的原则:权威的支配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不允许一切自主性批判反省的社会规范;集团内部的家族式气氛与对外部的敌对意识的对立。

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体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日本人集团性最流行的描述就是“一个中国人能抵得过十个日本人,但是十个中国人却抵不过一个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更像蜜蜂,就单个个体而言未必优秀,但是,一旦结成一个小群体、小集团后,协调默契的配合却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力量。

在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中,内外有别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团内部、对熟人,日本人讲究的是“和”,讲究的是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他们对集团内部的成员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但是对于集团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没有熟人的场合,其行为却变得大胆无礼和无所顾忌。从而不难理解,在19xx年中国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集体行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内,集团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且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地无条件服从。他

们潜意识里认为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再想想日本人在中国南部某城的卖春事件,更是对日本人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些日本人是在中国,他们自己的这个小集团之外的社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熟人。所以,对于生人,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妄为,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二、日本人强烈的序列意识和等级观念

日本人重视“纵式”关系,他们趋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因此,他们对于自己在集团和国家的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比较敏感。所以,日本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权威有极大的敬畏和服从。他们性格上倾向于媚上傲下,对强者盲目崇拜和服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鄙视弱者。日本人将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也投射到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一个序列,这种序列在不同时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认为在亚洲,自己是第一号强国,所以,它傲视一切亚洲国家,它欺凌一切亚洲国家,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强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应该被践踏。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仍然受这种序列意识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总是跟在美国人身后指手画脚,完全是一幅美国的小弟弟的模样。当时,在亚洲,日本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亚洲的老大,他们总是担心这样的秩序被打破。这也是当今日本恐惧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三、日本人的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的心理特征这是日本人性格中多种矛盾组合中的一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是一事物的两种面孔。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人们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自卑感源于日本的耻感文化和日本文化的“自卑感”。自卑感使日本人疏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但是,日本人又有着极强的优越感,从某个角度而言,正是因为有自卑感的存在,才使得日本人在另外一面寻求优越感的存在。早在日本向隋唐称臣的同时,就建立起了自己对朝鲜半岛的大国地位,模仿中华帝国的册封体系,令朝鲜半岛各国向其称臣纳贡;这种优越意识在日本神道教中表现更为明显,所以神道教高于佛教与儒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经过奋发图强,大量移植西方文明,很快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从此,日本人更是认为自己是天下人类中的“优等民族”,日本是“神土国家”,极力宣扬所谓的日本精髓“大和魂”。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们缺乏资源,日本人对此极度焦虑,并且急于向外扩张。当他们和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时,他们骨子里是很自卑的,因此他们依靠强大的国力作依托,对中国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而一旦当他们发现很容易地进入貌似强大的中国并且迅速占领一部分中国领土时,他们的优越感便表露无遗。这时,他们发现他们“大和民族”是那样的强大,而中国人是如此容易便被击溃,他们越发以为中国人是不如他们“大和民族”的。以往中国的辉煌、日本对中国的俯首称臣必须以中国人的消失为代价。

就当前世界局势来看,日本的外交总是仰美国鼻息,但是对于亚洲国家,日

本总是趾高气扬。因为在美国面前,日本是自卑的;而在亚洲,日本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因此,也就有极大的心理优势。

四、日本人的精神至上信念和对天皇的崇拜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则,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他们对精神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极为突出。在二战中,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日本人认为,同美国人的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说到精神,就不得不说日本天皇。因为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武士道精神和天皇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因为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日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而事实果真是如此: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当然这其中也有美国人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正是因为日本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重要地位才使得美国人对此有所顾忌,美国人要考虑到自己战后对日本统治的便利。日本的战败,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却没有任何罪责;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在继续对天皇虔诚崇拜。

五、结语

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典型的混合型特征。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性格的描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当

然日本人性格中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日本人的国民性的研究也有许多角度,有待于我们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九州出版社,2005.

[2]五十岚昌行.日本文化论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3]吴鲁鄂,张杭萍.美丽的岛国日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大森和夫.日本.大连出版社,1997.


第二篇:浅析周朴园的复杂性格


浅析周朴园的复杂性格(文艺评论)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第四中学 孙玉成 (邮编730516)电话153xxxxxxxx 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时间越久它的艺术价值就越高,特别是人物的形象和他的性格描写和刻画,经常是让人百读不厌,玩味不尽,意味无穷。著名话剧《雷雨》中的主要人物周朴园的形象和他的复杂性格的刻画,有它更深层的独特之处,《雷雨》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正是在这里。

著名作家曹禺的代表作四幕话剧《雷雨》,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展示了二十年代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反动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而且真实的塑造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悲剧典型,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资本家周朴园的形象。《雷雨》的整个剧情是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午夜),两个舞台背景(周家客厅、鲁家住房)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庭及其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揭示了二十年代那种社会环境中所滋生的伦理关系所造成的罪恶。《雷雨》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是在周鲁两家各个人物之间展开的,其中既有两性间主仆、劳资、恋爱情感的纠葛,也有每一家内部人员各种情感和伦理关系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构成了《雷雨》这部剧的纵横交错的整个结构系统。戏剧冲突在盛夏天大雷雨即将来临前低沉、压抑、烦躁不安的气氛中拉开帷幕,周鲁两家八口人之间近三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恩恩怨怨,公开的,潜在的,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剧情的近前史即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周公馆的大少爷周萍同继母繁漪,女佣人四凤的三角恋爱。剧情的远前史,则是一个更鲜为人知的“秘密”,周公馆前一代的长子,就是现在的周老爷-周朴园,在三十年前与周公馆中的一个女佣人相爱同居并生下两个儿子,最后抛弃了她却与富家小姐成婚。她就是周萍,鲁大海和四凤的生母鲁侍萍。这种潜在的各种关系给全剧造成了一层血亲关系冲突的阴影,构成了无法解开的情感死结。随着鲁侍萍的到来,这个“秘密”的关系便面临被揭穿的危险,其中的厉害关系,只有周朴园和鲁侍萍是最清楚的。《雷雨》的悲剧就是以两性冲突为轴心旋转生成的,而生成这个轴心的原因就是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关系。《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有的死,有的逃,有的变成疯子,剧本这种强烈的悲剧性,不只写出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而且引导观众和读者不得不去追溯造成这种罪恶的社会原因,这正是话剧《雷雨》深刻的思想意义所在。

《雷雨》这部著名剧中的人物不多,作家对主要人物,特别是对周朴园这一形象,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个性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表现了他复杂性格中含有人的本性的因素,揭示了造成周朴园这个悲剧人物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剧中对周朴园复杂性格中含有人性的描写,首先我们可以从剧情的远前史透视出来。三十年前的周朴园既是接受了封建传统的思想教育,腐朽的思想意识和封建传统观念构成了他性格中的阴险和虚伪,同时他又是一个接受了西方较先进的思想教育,并对西方社会的思想政治开始有逐步的意识,这就构成了周朴园性格中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而形成了周朴园这个复杂人物的复杂性格,而又由于他的这种复杂性格又形成了他的为人处世观念,并成为与其同时代的资本家不同的富有自己个性的处世哲学。他以他的这种处世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个人的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同时他又是以这种处世来精心经营前辈留给他的工矿企业。起初,周朴园在他的爱情关系上,他能敢于与封建传统世俗

观念抗争,大胆的和周家年轻美丽,为人真诚善良的女佣人侍萍相亲相爱,后来并同居。从周朴园与女佣人侍萍的相爱到同居的过程来分析,他并不是一个玩弄女性情感的人,而是一个有活力,有血性,有情有义的青年。如果周朴园不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和鲁侍萍的恋爱同居,必定会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二人一定会白头偕老,就不会出现逼走鲁侍萍和富家小姐成婚造成家庭悲剧的结果,周朴园也就不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一定的人物的性格和他的本质的形成,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和本质,还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本质,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不同时代的人物形象做过历史的分析和评价。不同社会环境里的艺术典型都不可避免的打上历史的印记,都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称古代神话英雄普罗米修斯为“哲学历史书上的高贵的圣者和殉道者”。恩格斯对“骑士的爱情诗”的评论,使我们隐约可见中世纪骑士那种英勇斗狠而又轻薄缠绵的脾气和当时的风气。鲁迅的短篇小说《伤势》描写了子君和涓生这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他们不顾家庭的反对,大胆的冲破封建世俗观念的束缚,争得了婚姻自主的幸福。但他们的幸福自由必定是暂时的,最终是不能实现的。那么,造成他们悲剧的是子君和涓生这些人物性格发展的的本身吗?不是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不容许有他们这样的思想和作为。子君和涓生他们所追求和希望的完完全全都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意识观念相违背的。作者所揭露的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本身,而是造成这种性格和扭曲了人性的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形态、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观念。《雷雨》中的周朴园不正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真实写照,反动的封建传统观念的体现吗?

其次,《雷雨》中周朴园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中,存在着人的本能中含有人性的一面。三十年后的周朴园,已是一个老成持重的长者,他既是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又是封建家庭的统治者。多少年来,他苦心经营他的工矿企业,他能够使他的工人按照他的意志为他辛勤工作,给他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他始终以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道德观念出发,不断的对工人进行压迫和剥削,对不顺从他的,按照他所谓的不安分的工人,不择手段的勾结官府进行镇压,按照他的意志去实现他的目的。而构成他的这种意志的正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反动的社会意识形态。悲剧人物周朴园,一方面苦心经营他的企业,另一方面以他的意识观念建立起一个他所认为和希望的幸福体面的家庭。人的感情是自私的,世间没有一个宽宏大量的男人无缘无故的让自己的妻子反对他,憎恨他,甚至最后背板他,何况作为一个复杂形象的资本家周朴园呢?作为周朴园妻子的繁漪,是个漂亮而又心高气盛,比周朴园年少得多的女人。当初他们的结合是情投意合的,也是有感情的。随着年龄的增高,儿女们的成人,他们起初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夫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自然的就构成了新旧的对立。作者描写和精心刻画的不是一个百依百顺,关心和热爱丈夫的妻子,而是一个在封建伦理道德压迫下的妇女反抗的形象。因而,繁漪在周公馆这个大家庭中,竭尽自己的力量去挣脱周朴园的封建传统的家庭控制,实现自己的各种欲望。当然,她所希望得到的各种欲望绝对不可能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并且更不可能在封建传统的家庭中存在的,繁漪每次对周朴园的冷嘲热讽就突出的表现了她的追求和反抗。作为丈夫的周朴园认为,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理性的,也是对妻子的关心。按照周朴园本身含有人性这种合理的方面来看,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是他们起初的情感,并希望在他年纪不断增大,儿女成人的大家庭里,繁漪能够成为百依百顺,关心和热爱丈夫的好妻子,是儿女们的榜样。因此,周朴园对繁漪每

次对他的冷嘲热讽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就是一种用医学上的药来根治的病态。他以一个丈夫关心妻子的角度去关心繁漪的各种病态,请国外最好的洋大夫来给她医治,抓最好的药强迫她吃。从一个家庭和关心家庭成员这一角度,我们就很清楚的的看到周朴园复杂性格中的含有人性的合理内容。如果周朴园在这里的行为是虚伪的,是在搞欺骗,是在施行暴力,是在对他人进行压迫和摧残,那么,我们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按照周朴园的金钱、名誉和地位,来个三方四妾,那是举手可得的事,他何必要去关心对他时常冷言冷语的繁漪呢?

周朴园的性格里含有十分复杂的成分,正因为如此,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资本家形象。他不但是一个封建传统家庭的统治者,而且又是一个苦心经营工矿企业的企业家;他不但是一个没落腐朽的封建道德伦理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而且又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由于这些方面,形成了他性格中极其复杂的因素。这些复杂因素就构成了周朴园性格中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他这些复杂因素中看到他有人性的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分,最突出的表现在周朴园对鲁侍萍原有用过的东西的保留方面。

第二幕鲁侍萍来到周公馆看女儿四凤的一段对话:

鲁侍萍:哦(慢慢的看这屋子的摆设,指着有镜台的柜)这屋子倒是很雅致,就是家具太旧了点。

鲁四凤:可不是,都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了,听说是从前一个太太,就是大少爷的母亲顶爱的东西,你看从前的东西多笨哪。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周公馆这样有派势、有体面的大家庭里摆设三十多年前的太旧又很笨重的家具是多么的不协调,又是多么的不体面,难道不损伤周朴园的地位和名誉吗?不是的。因为这些既老又旧,既笨重又不适时的家具是第一个太太顶爱的东西。周朴园这样做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示他的虚伪虔诚来迷惑他人,显示自己是个正人君子,而是周朴园复杂性格中有人性因素的真实反应。 我们再来看看正当鲁侍萍来到周公馆没有被周朴园认出的时的几句对话: 周朴园:(点着一支吕宋烟,看见桌子上的雨衣,向侍萍)这是太太找处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看着他)大概是的。

周朴园: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这里又是一个“旧”字,与前文对话中的“旧”字是一脉相承的。在周公馆里的所有家庭成员来看,他们都是不明白周老爷总爱旧东西的内心秘密,而总是认为这是周老爷的一种怪脾气。周朴园对三十年前和鲁侍萍恋爱时曾经用过的一切东西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并在某种生活习惯上对过去的动态没有改变,其实这都是对过去的那段美好自由恋爱生活的留恋。不管这种留恋是真还是假,但这种留恋是由人的本能中的人性决定的。不论过去的人,还是今天的人,那些情感不专的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自称是人民公仆的高官们,他们为了金钱,为了名誉和女色,不顾个人的身份和做人的道德原则,出卖良心的人比比皆是,更何况一个代表垂死阶级利益的人物呢?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年年不忘“旧”时时怀“旧”,这是符合周朴园复杂性格中含有人性因素性格的真实发展的。当故事情节发展到周朴园突然发现不该打开的窗户被打开时,他对旧日太太的怀念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是他十分恼怒的斥责“窗户谁叫打开的?”鲁侍萍很自然的神态和关窗户的熟练动作,使三十年前的那个既熟练又难忘的影子出现在了周朴园的眼前,因而他迫不及待的追问“你贵姓?”周朴园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对三十年前的每一件事,每个影子都历历在目,就是鲁侍萍的动

作神态,甚至连她的生日时间都能随口而出,准确无误。如果周朴园是个虚伪透顶,连一点人性都没有的话,那么,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怎能留有这些空间的余地呢?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鲁侍萍出现在周朴园的面前,二人的一段对话,特别是周朴园几句台词,充分的证明了周朴园复杂性格中的人性因素。

周朴园:把脑子放清醒一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记了吗?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总是留着的,为着纪念你。

周朴园: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是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因为你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周朴园:好的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负担。

周朴园:(由内衣取出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你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的一点罪过。

粗看这几句台词,按照周朴园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来说,他是对鲁侍萍的虚情假意,但对他的复杂性格做仔细分析,周朴园这样做的出发点,不是虚套和诱骗,更不是什么虚情假意,而是他对鲁侍萍所犯下的罪恶的弥补,这是周朴园复杂性格中的人性事实的反应。周朴园是一直没有忘记鲁侍萍的,对于他所作的于心不忍的那件事,承认是自己的罪过,他对待鲁侍萍态度的一些习惯从未改变,甚至“四月十八”这个很有细节性的时间,三十多年来从未忘记,这就说明周朴园十分怀念他们在三十年前的那段相爱同居的幸福时光。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突然出现既惊慌又恐惧,他说“你来干什么?”这都是符合周朴园的复杂性格的。他惊慌的是,被他抛弃和逼死的鲁侍萍居然活着,并站在自己面前;恐惧的是,鲁侍萍的突然出现使周朴园在三十年前的那幕于心不忍的罪恶的浮现。鲁侍萍的到来会给这个已有妻室儿女的“很体面”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我们完全可以从周朴园的各种言谈神态中看出来。如果说周朴园这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对鲁侍萍的欺骗,那么周朴园又何必主动的去和鲁侍萍相认,询问她的生活情况,以实际行动去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过,亲自签好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送给鲁侍萍呢?不言而喻,这些都具体的说明了周朴园是个具有人性的人物。至于,周朴园逼鲁侍萍离开周公馆,并辞退四凤一家,这是与周朴园年纪已高“都是有子女的人”和前文中我们分析的他的复杂心理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雷雨》所表现的是一个悲剧,精心刻画的周朴园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和周朴园这个悲剧人物,让读者和观众清楚的认识到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和阶级根源。正因为如此,第四幕居中周朴园当众承认和鲁侍萍的关系,并说明周萍的身世时,家庭悲剧就随即爆发了,周朴园的恐惧马上变成了现实。这说明周朴园为什么要赶走面前的鲁侍萍,辞退四凤一家的原因了。又足以反映出周朴园复杂性格中的潜在意识。

在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物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是人物性格得以发展的条件,人物间的相互关系是由每个人物在剧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我们在分析任何作品时,不能按人物的身份地位简单机械的推断他们的关系。《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三十年前既是主仆关系,又是恋人关系,与繁漪是夫妻关系;周公馆的长子周萍与繁漪既是母子关系,又是私通关系;周萍与四凤既是主仆关系,又是异父同母的兄妹关系,还又恋爱关系;周冲是周朴园的二公子,与四凤又是不同父母的具有交叉血缘关系的兄妹;至于周萍的生母鲁侍萍,既是周朴园旧日的情人,又是周公馆仆人鲁贵的妻子;工人鲁大海既是周朴园的

亲生儿子,又是属于两个不同阶级的对立关系,同时又是和周家大少爷周萍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雷雨》中人物之间构成的各种微妙复杂的关系,都紧紧的围绕一个“情”字,人物间的不同性格都是以它作为条件而得到发展的。不论是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同居,还是赶走鲁侍萍与繁漪的结合,不论是周萍与后母的非分关系,还是繁漪的疯,周萍的自杀,周冲、四凤的死,都是为情而离,为情而疯,为情而死。就是旧东西的保留,就习惯的不变,也是以情作为条件的。因此,全剧以“情”这个条件而构成了《雷雨》的悲剧,这个悲剧是以两性冲突为轴心而旋转的。剧中紧紧围绕的一个“情”字,本身是属于人的本性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剧中人物由于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构成的微妙复杂的关系,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情感所致。这种不同的情感,也是人性内含的一个重要成分。如果一个人缺少这个成分,或者没有这种成分,他就不属于“人”的范畴。《雷雨》中揭露和批判的不是剧中人物周朴园复杂性格中含有人性本能的东西,而揭露批判的是扭曲了人们灵魂和人性本能中含有人性合理成分的黑暗反动的社会和没落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这是《雷雨》能够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的心,激起人们对反动污浊的社会、封建制度和一切反动势力痛恨和对被压迫者、被受害者同情的根本原因。 《雷雨》以20xx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那时虽然已经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但封建势力仍在统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黑暗的现实吞噬着弱者的生命,戕害着正直的灵魂,扭曲着善良美好的人性。周朴园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为人处世无不是他生活时代的伦理道德标准。

周朴园的悲剧不是他个人造成的悲剧,而是由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特殊历史造成的悲剧。周朴园这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历史产物。如果离开造成悲剧的这个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而归结为个人的因素,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也不符合《雷雨》的创作目的。如果否定周朴园这个复杂人物的复杂性格中含有人性本能的合理成分,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不可多得的悲剧人物就是不真实不典型的,也就失去了《雷雨》中所揭示的人物性格深度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就失去了《雷雨》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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