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语录】
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
【语录精解】
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两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
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美名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是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平实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
不忮不求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说的‘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说的‘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说罢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混乱，个人就越控制不住大局。
【曾国藩语录】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语录精解】
用严谨精微的态度，去做树立威严之事，是期望被处死的人没有怨恨，活着的人知道警戒自己，这样寸心之间才能得到安宁。对待属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应该宽的：一是使用银钱之事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要挥金如土，一掷数十百万；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分利于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通过保举优奖笼络人。
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了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过于丰厚。王闽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至于文人好名，曾国藩幕中也养了一批“鸿儒硕学”之辈，以满足他们的好名之心，以为他自己服务。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用高薪可以激励下属、创造财富。以高薪养人，以人创利，可谓最明智之举。利用金钱不仅是手段也是战术，对一个人的付出是有限的，但这个人所带来的利益回报却是无穷的。
曾国藩官场厚黑术：想“跳龙门”先“钻狗洞”
【核心提示】：曾国藩认为，人要想“跳过龙门”，享受成功，就必须“先钻狗洞”，忍受生活带来的委屈。其实不止是曾国藩，凡是有大志向的人，都能忍受命运的不公。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他们会忍辱负重，以曲求伸，等待时机，寻找获胜的机会。
本文摘自《晚清第一权臣厚黑之术：曾国藩官场笔记》 作者：王磊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场上，每个人都向往更高的位子。可是那些大官并非一开始就“高人一筹”的，他们也曾有过艰难曲折的经历，但他们能够忍受“低微卑贱”的考验，并在 低微中养精蓄锐、奋发图强，然后他们才攀上官场的巅峰。所以，处于低谷的人，不要因为现在的遭遇就放弃了自己。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咸丰二年，皇上钦点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当时，曾国藩正在为母亲守孝，接到圣旨，不敢怠慢，赶紧收拾行李，去了长沙。
在长沙城里，驻扎的不仅有湘军，还有清廷的主力子弟兵，俗称“绿营兵”。自打“康乾盛世”后，绿营兵早已没了当年的英勇，战斗力极差。可是，清廷一向娇惯绿营兵，平日里他们不是喝酒就是吸大烟，根本就不参加正规的训练。这让曾国藩颇感为难。
他将绿营兵和湘军放在一起训练，那些平日里被惯坏了的绿营兵根本不愿意在烈日下训练，那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为了训练出更好的战斗力，曾国藩特意让湘军将领塔齐布做总指挥，负责两支军队的训练。
这样的安排引发了绿营兵将领的不满，在他们的教唆之下，绿营兵更加憎恨曾国藩和塔齐布。所以，绿营兵总是喜欢找湘军的麻烦，军营里也常常发生两军的械斗事件。
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每一次曾国藩都会对参加械斗的湘军进行严惩，但是绿营兵的将领对其部将犯下的错误不闻不问。这样，绿营兵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湘军进行挑衅。
有一次双方械斗时，绿营兵的将领趁机煽风点火，说了很多曾国藩的不是，结果愤怒的士兵又冲向了曾国藩的府邸，想要杀了他。曾国藩听闻消息后，躲进了巡抚衙门，才逃过这一劫。 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大臣，却屡屡受到排挤，甚至险些丢掉性命，换成一般人也许无论如何也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但是曾国藩忍了下来。他忍下了这口气，率领湘军移师衡州。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很快训练出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队。
曾国藩把与别人钩心斗角的精力都用在了团练上，终于以一支相对强大的正规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低头只是为了以后把头抬得更高。只有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是最强劲有力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低人一等”，他哪里会有后来的“高人一筹”呢？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跳过龙门”，享受成功，就必须“先钻狗洞”，忍受生活带来的委屈。其实不止是曾国藩，凡是有大志向的人，都能忍受命运的不公。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他们会忍辱负重，以曲求伸，等待时机，寻找获胜的机会。
第二篇：遴选考试热点备考素材：“为官不为”的治理之道
居官当思尽天职，为政尤贵合民心。只有破除“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如此老样子”的“为官不为”现象，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攻坚克难、披荆斩棘。
“为官不为”非一朝一夕形成，表面上看是制度的牢笼越织越密，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导致的“为官不易”，让干部干事的风险更大了才导致“不为”，实则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一些干部在责任担当上出了问题，把个人得失看得高于一切，满脑子都是为官之道、进退之策。工作中怕担风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等文件，遇事慢半拍。有的地方干部考核不深不实，一些善于投机取巧、钻营、拉关系的人能够得到提拔，“怕出事不干事”、“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反而“有好事”，而真正埋头苦干、不跑关系的人得不到提拔重用，出现干部“逆淘汰”现象。破解“为官不为”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淬炼党性修养，增强有为动力。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培养教育制度，增强“三个自信”，切实解决干部思想“贫血”，精神“缺钙”问题，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真正弄清当官“干什么、为什么、比什么、留什么”的问题，找准自身角色定位，明确当干部就是要服务，不能以“特权者、官老爷”自居。要将“为官不为”的干部在一定范围内曝光，用反面典型来警示鞭策干部。面对知识保鲜期缩短、折旧率加快的现实，干部原有老经验、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导致在工作中处处碰壁，从而产生不敢为、不愿为现象。针对这类干部，要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力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推动改革发展、驾驭复杂局面、创新实践、依法办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明确用人导向，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在明晰岗位职责的基础上，探索出与岗位职责密切挂钩的实绩考核办法。多渠道、多层面、多角度考核干部的“声名”、“实绩”，并作为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的正向激励效应。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的“试错机制”。建立试错机制根本意义不在于为失败者免责，而在于提振干事者信心，打开创新发展的局面。改革和创新都没有先例，做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靠的是敢闯敢试、摸爬滚打的实践，这一过程中难免犯错，对待客观因素影响导致的工作失误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给予干部干事创业必要的宽容，在舆论上大力支持，努力创造能够“容错”的环境，鼓励干部突破原有经验模式局限和过时的条条框框束缚，尽展才干、创造业绩。 严格制度执行，强化效能监督。要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程序不变通，坚持在发展实践中考察、识别和选拔干部，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狠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说情打招呼等歪风邪气，既查当事人、又查责任人，以重典治乱、猛药治疴的决心净化官场风气。使那些敢作为、能作为、有作为、不乱为且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及时得到提拔重用;让不作为、无作为、不能作为的干部“失位”。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坚持完善领导干部“三责联审”制度，坚持任前公示、任中述职、离任审计等。对于碌碌无为的干部，该交流的交流、该调整的调整。加大问责力度，树立“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理念，制定完善问责体系，对问责的内容、原则、对象、方式、程序和处理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