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话语的文化符号意义
黄南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研究员）
摘 要：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抟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系统。祢衡话语以祢衡的惊世之狂为焦点和亮点，其惊世之狂突出表现为以狂卫道、以狂抗权和以狂张扬个性；祢衡话语又以“击鼓骂曹” 为关键词和建构肯綮，其“击鼓骂曹”具有不可代替的典型意义，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祢衡话语；以狂惊世；击鼓骂曹；文化符号
在三国文化系统中，祢衡故事是一个特异的叙事结点和审美看点。祢衡故事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和文艺创作故事三种基本形态。《后汉书·祢衡传》叙写了祢衡短暂的一生①，并突出两点，一是作为超世才士而以作《鹦鹉赋》为亮点，二是作为惊世狂士而以当庭裸身换装击鼓为亮点。这两种身份和两个亮点为祢衡故事的艺术再创造提供了基本依据。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第２３回以“祢正平裸衣骂贼”为标目，加以浓墨重彩的描写，将祢衡裸身换装击鼓改塑、提升为“击鼓骂曹”，主题更为鲜明突出。戏曲创作（包括杂剧、京剧、汉剧、徽剧）的“打鼓骂曹”则又加以强力渲染。历代士人对祢衡击鼓骂曹之事不间断地加以诗性咏怀，更予以强化和深化。晚清胡凤丹编有《鹦鹉洲小志》②，辑集唐代以来骚人墨客咏怀鹦鹉洲和祢衡之作，集中展示了士人们对祢衡故事的深切关注和同情性理解。这样，祢衡故事的悲剧叙事、诗性咏怀、戏剧表演、民间传说而共同形成了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系统，“祢衡情结”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悲剧心理因子和进行文化反思的一个思维生发点。祢衡被中国历史文化定格为具有“狂士”风神、“狂骨”风标的悲剧精神形象，其“击鼓骂曹”则被铸为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化符号。本文以胡凤丹《鹦鹉洲小志》为依据，对祢衡话语特别是“击鼓骂曹”的符号意义建构进行深入探讨。
一、祢衡“狂骨”风标：惊世骇俗的反抗方式
祢衡不仅以才重世以才名世，而且更以狂惊世以狂名世。人称其为“狂生”，他自称有“狂病”，契友孔融说他有“狂疾”。他以“狂士”、“狂客”、“狂夫”、“狂骨”震撼士林耸动社会，其才名和狂名互为一体而相得益彰。这种狂是清狂而有抗愤精神，是狂傲而有铮铮傲骨，是狂放而率然任诞不羁。狂中显示出自由任放心态、特立独行品性和惊世骇俗作为，狂中富有清正、刚烈、傲岸和正气、豪气、傲气。祢衡是以狂作为一种特殊反抗方式和人生价值实现方式，其功能指向和价值意义主要包括以狂卫道、以狂抗权和以狂张扬个性。
从以狂卫道来看，祢衡坚持和恪守儒家忠君卫道思想，以维护儒家正道为义务所在。孔融在《荐祢衡疏》中称美祢衡“性与道合”，有“忠果正直、志怀霜雪”的品格③，就点明其以道立身、以忠君卫道为己任的志向和揭示其坚守儒家崇道弘道的传统精神。祢衡在其《鲁夫子碑》中极力赞颂孔子，尊崇有加而
视为儒道的化身，表现出尊孔崇道的思想倾向。他还在其《吊张衡文》中坚信“惟道兴隆，悠永靡绝”，更是以君子弘道卫道为崇高使命。在其《鹦鹉赋》中，祢衡称赞鹦鹉可以“比德”于鸾凰，有着“高峻”、“辩慧”的品性和冲天奋飞的远大抱负。虽身陷囹圄而能从容安处，表示“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表露出决“不背惠”的素志和坚贞“不渝”的情操，用以保持“贤哲”的风范。这实际上是以鹦鹉自况而明心志，寄寓自己卫道弘道的操守。祢衡以狂放方式捍卫儒家道统，鞭笞违背儒家道统的悖逆行为。《三国演义》写到祢衡裸衣击鼓在当筵争锋中严厉指控曹操“欺君罔上为无礼”，痛斥当时那种“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之类的悖道丑行，同时申明自己履践于“致君为尧舜”、“配德于孔颜”的纯正道行。正因为他有卫道弘道心态，为道而狂狂而为道，自认为以道自任而狂放不羁狂傲无忌，以狂卫道而狂气冲天傲气十足，自觉是道系于一身而大义凛然。他继承和发扬了东汉党人抗愤横议、批评时政的干预现实精神和“婞直之风”，高张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以实现匡扶汉室的政治理想和维护儒家道统的忠贞品格，“懔懔清议其尚存”（宋代罗颂《鹦鹉洲赋》），“清狂早占晋人先”（清代赵翼《鹦鹉洲吊祢衡》），实际上祢衡的以狂卫道特殊反抗方式成为汉末清议批判现实精神的流风余韵和魏晋风度任诞之风的先声，因而具有“清狂”特色。
从以狂抗权来看，主要是以狂傲蔑视权贵对抗强权。《后汉书》祢衡本传写他与曹操、刘表、黄祖连发三次冲突。他对权臣奸相曹操“素相轻疾”，“素有恣言”，曹操召见而不肯往；曹操令他着鼓吏之装击鼓娱宾想借此羞辱他，反而被他当庭裸体换衣从容击鼓加以反制反辱；孔融建议祢衡向曹操“自谢”致歉，他却坐于曹操军营门口以杖捶地加以痛骂。祢衡对于刘表由称美变为 “侮慢”使其为“骇”为“耻”，难堪而难容。他对于黄祖则是语言冲撞甚至咒骂其为“死公”，使得黄祖难堪难忍暴怒之下命人杀害。这种不屈不挠的当面较量争锋，以硬碰硬敢于折冲抗争，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对手的英雄气概。《三国演义》对祢衡的以狂抗权加以集中突出描写。在祢衡与曹操、刘表、黄祖矛盾的三部曲中，则以与曹冲突为重头戏加以有声有色的详写。回目上标明“祢正平裸衣骂贼”，这正是小说故事之“眼”和读者看点。祢衡先是对于曹操召见而“不命坐”的无礼侮辱进行抗争；再是对于曹操集团的文官武将加以贬抑而与曹操针锋相对；后是对于曹操令其击鼓娱宾而巧妙反制当筵裸身换衣击鼓骂曹，痛骂曹操有“六浊”之污。通过这三个环节，祢衡对奸逆攘汉的曹操面折廷辱，表现出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此一重头戏强化渲染而出色出彩，耸人听闻而使人解气解恨。而且，《后汉书》祢衡本传中写他对于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加以非议贬损，骂陈群、司马朗是“屠沽儿”；讥荀彧可“借面吊丧”，赵稚长可“监厨请客”④；视这些位高权重者为助魏攘汉的佐逆之流，鄙其依附权势而不知羞耻，斥其不忠汉室不晓大义而不屑为伍。祢衡痛斥曹操，侮慢刘表，谩骂黄祖，贬损附曹诸人，以狂骂方式抨击和反击大逆不道的权势者，昭示出以狂卫道与以狂抗权的表里一致性。
从以狂张扬个性来看，祢衡尚气狂傲以狂抗世，还表现出张扬个性、维护独立人格、尊重主体自由的精神。三国之际，儒家礼教思想式微礼治观念中衰，人物品鉴的才性论和老庄的适性思想崛起，个性思潮在暗暗涌动。当时一般才士既有建功立业思想，也有个性张扬精神，既想兼善天下实现政治理想，又想保持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如庞统、周瑜等智明之士，既致力于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又致意于保持独立人格和张扬个性。当时士人以狂言悖行特殊方式来张扬个性精神，常有惊世骇俗之举。对于祢衡来说，既想以自身才能博得事功，但又不愿牺牲自由个性，勇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后汉书》祢衡本传特别提到他
怀刺求荐终致刺字漫灭之事，此事就鲜明地反映出他的张扬个性、维护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⑤祢衡自负其才能，也想走名士举荐之路，拟游许昌而途经颍川，怀揣名刺希冀举荐。当时颍川郡是荀氏、陈氏、钟氏等名门士族所在地，曹操重视进用颍川名士。如荀彧出身名门世族被曹操视为重要谋臣，陈群、钟繇也出自高门士族为曹操所重用。曹操用人“唯才是举”，还重视名士推荐人才，如荀彧推荐了荀攸、戏志才、钟繇、郭嘉，被推荐者皆为称职。祢衡经颍川怀刺求荐期望得以进用，但又“无所之适”，此有四种可能，或未获适当机缘，或未遇可求者，或未被接纳，或不愿屈己干人。联系到祢衡讥讽贬损炙手可热的荀彧和陈群，不屑与附曹者同流合污，则其“刺字漫灭”应是不轻易出求，不愿屈己干人，几经犹豫而放弃，终究未依附任何人。“怀中名刺谁知己”，“一刺不曾轻出袖”，“怀刺行，莫与伍”，诗人词客们在咏怀祢衡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对祢衡张扬个性维护独立人格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祢衡当筵裸体换装从容击鼓之事，既浓烈地表现出其以狂抗权的反叛精神，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其以特殊方式张扬个性维护独立人格精神。汉末魏晋之际，士人们通过狂言悖行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有的甚至裸裎袒裼酣酒沉醉而放纵自我。据应劭《风俗通义》（卷四）所载，赵仲让为梁冀的从事中郎将，“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尽露”。梁冀的妻子见之要求梁治其罪，梁冀叹道：“是赵从事，绝高士也！”⑥据葛洪《抱朴子·疾谬》所载，“礼教渐颓，傲慢成俗，或蹲或踞，露首袒体。”“汉末之世，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⑦这种裸裎放达行为后渐成风气。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篇》第２３则载：王澄、胡毋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该则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一些贵族子弟如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仿效阮籍，说是“得大道之本”。他们“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本是恶俗不堪，却名之为“通达”。《世说新语·任诞篇》第６则载：刘伶经常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别人见而讥其裸体违礼，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并反诘别人为何钻到他的裤中。沈约《宋书·五行志一》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这种裸裎袒裼行为，原谓放诞狂纵而越礼脱俗，率真任性而蔑视礼教，适性适己而张扬个性。而后来东施效颦者却从惊世骇俗滑向伤风败俗。祢衡当筵裸身换装从容击鼓，是已识破曹操的险恶用心，巧妙运用这种惊世骇俗特殊方式加以反制反辱，以卑俗亵渎“尊贵”，以丑陋戏弄“庄严”，以真率反击伪善，实则是以狂张扬个性的显例。
“祢衡抱遗韵，乃是古之狂”（宋代李纲《汉处士祢衡》）；“独留狂骨在，千古泣诗魂”（清代秦德轓《鹦鹉洲》）；“祢生推遗狂，保身颇不悟”（清代吴省钦《鹦鹉洲》）；“忠难回国是，狂不为身谋”（清代叶廷芳《鹦鹉洲》）；“清狂早占晋人先，乱世矜才岂善全”（清代赵翼《鹦鹉洲吊祢衡》）；“狂士不容早自知，快心且弄渔阳鼓”（清代吴绮《鹦鹉曲》）。后世诗人词客赞赏祢衡的“狂骨”、“傲骨”精神风标，负其凌厉一世之气而摧折天下；歌颂其“狂不为身谋”，惋惜其不悟谋身保身之道，指明其明知狂傲为世难容而我行我素的坚毅态度和悲剧心理。而且特别点明，祢衡之以狂抗世以狂抗权出自狂者本性英雄本色。“独我全无泣，之人岂受怜”（清代程封《望鹦鹉洲》），英才自有豪气在，狂者不肯受人怜，可以有正义性的理解而不必要哀伤性的怜惜。诗人们又消极性地总结经验，强调“狂能损福才必敛”（清代谢菼《鹦鹉洲吊祢正平》），“傲骨由来多贾祸”（清代舒立浯《鹦鹉洲怀古》），主张应该
“狂了或归田”，澹然谋隐而归隐。古代士人崇尚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人生哲学，也强调进不丧己、退不危身的处世原则，强调进退圆全明哲保身。祢衡在其《颜子碑》中赞颂颜回“用行舍藏，与圣合契”的德行仁风和安贫乐道精神，但他自己却不善于进退、藏用而坚执狂士的进取进击精神。祢衡在《吊张衡文》中把张衡引为“知己”，赞扬其清和“达机”，而张衡在其《归田赋》中表露出与世无伤而归隐田园以求全身远害的意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三》说祢衡“恃才倜傥，肆狂狷于无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谓咎悔之深也。”认为祢衡恃才狂傲而不能自我保全，教训极为深刻。其实这并非祢衡之不智之处而是本性使然，有着道在吾身的正气和舍生取义的勇气。“狂士不容早自知，”这里有奋不顾身拼命一搏的刚烈气概，也有求仁得仁又有何怨的攸归心理。祢衡走的是个人反抗道路，他孤高自许，鸷鸟不群，傲岸不屈，狂放不羁，既有建功立业的英风豪气，又有蔑视权贵的反叛精神，既有愤世嫉俗的刚烈气概，又有张扬个性的强烈愿望，不屑于依附权势，要求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皆是狂士本性使然。祢衡以狂卫道、以狂抗权、以狂张扬个性，在高扬“狂骨”风标和峻洁人格中期求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祢衡“击鼓骂曹”：千古独绝的文化符号
祢衡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之事，作为悲剧情结一直活跃于历史文化记忆之中，祢衡故事的历时演绎和千古传响，形成了特殊的祢衡话语系统。而这一话语系统的构思之“眼”——“击鼓骂曹”，则有着信息化和激发性的文化符号意义。中国古代士人是以才自立、以才自重和以才标价的，把个体主体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和强力凭藉，把自我价值实现（在建功立业和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历代士人一直处于两大矛盾关系之中，一是才与权、才士与权势者的矛盾关系，由于极权化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和儒家思想统制精神领域的前置条件，在才能与权力关系上始终倾欹于政治权力，在才士和权势者的关系上始终倾斜于权势者，难以摆脱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孟子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心态和为帝王师的气概。《孟子·尽心下》说：“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荀子·大略》谓：“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先秦士人强调道尊于权势，保持士人人格尊严。但自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儒一体化后，士人地位一落千丈，从为帝王师下降为御用文人，而绝大多数士人屈沉于社会底层。二是入世与超世、仕进与退隐的矛盾关系。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历代士人在兼济与独善、用行与舍藏、谋官与谋隐关系上倾向于选择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事君荣亲、进身扬名，渴求士有知遇，特别期望君臣遇合，或是功成身退而恬然归隐。但从汉代征辟、察举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再到唐宋科举制，士人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大多数人处于边缘化和沦落化，苦苦挣扎而哀哀无助。尽管如此，士人阶层仍然有着自己的秉持和坚执，这就是坚持道尊于权、道统高于政统的思想，道在吾身、以道自任的思想，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思想，张扬个性、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反抗强权、不平则鸣的思想，进不丧己、退不危身的思想，以才自重、以才自立的思想，强调遵循这些基本思想原则是士之为士的特殊要求。自汉代以来，感叹士不遇成为诗性咏叹的千年主题和主调。唐代李白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孟郊悲吟“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宋代苏东坡屡遭挫折屡经贬谪，感慨“长恨此身非我有”，“心安是药更无方”（《临江仙》）。历代士人长期的挫折感失望感使从对士不遇的慨叹转向对归隐林下的向往，“转
忆陶潜归去来”（唐代高适《封丘作》）隐逸思想逐渐成为士人吟咏的主调了。与此同时，士人阶层长期郁结的悲伤激愤情感和失意失望情绪需要转移、渲泄和释放，加之鸣不平之需要，于是选择了祢衡故事作为生发点。祢衡击鼓骂曹是文士渲泄情感的最好载体形式，可与荆轲刺秦故事相媲美。荆轲行刺秦始皇是侠士反抗暴秦的典型，表现出勇于除暴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曹操与秦始皇一样，在文学塑造和文化演绎中总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而才士祢衡相比于侠士荆轲，更受文人士子的关注和重视。荆轲刺秦和祢衡击鼓骂曹是一侠士一文士、一斗力一斗智反抗政治强权故事，前者有政治斗争工具之嫌且缺乏面折廷争的情节，其以暴抗暴而以英雄失手为悲憾，后者则是以狂抗权和张扬个性精神，并且是反制反击而智斗取胜。荆轲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祢衡则是“千秋艳诵谁比肩”，“赖有芳名在千秋”。两者均为历代文士所咏怀，但祢衡故事则更为文士所津津乐道长咏不衰，更有同情性理解，更有亲切感和认同感，。
“赋笔光芒争日月，鼓声慷慨激雷霆”（清代黄燮清《鹦鹉洲吊祢衡》）；“《渔阳》鼓声奸雄魄，《鹦鹉》篇传处士灵”（清代蒋业晋《吊祢衡墓同人分赋得青字》）；“赋惊黄祖心先折，气慑阿瞒首肯低”（清代舒立浯《鹦鹉洲怀古》）。击鼓骂曹是祢衡故事的焦点、亮点和生发点，最为文人士子所瞩目和乐道。在《后汉书》本传中，只写祢衡击鼓三挝后当着曹操之面从容裸体换装，后复击鼓而出。小说《三国演义》则加以强化渲染，并且提升为击鼓骂曹，并在回目上标明“裸衣骂贼”，突出一个“骂”字，这就更有戏剧性、传奇性和震撼力、吸引力，更有典型性和价值意义。“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核心，本身具有召唤结构和激发效应，一直为文人才士所推崇和吟咏。“祢生祢生气如虎，平生谩骂膺砧俎”（清代张笃庆《鹦鹉洲哀辞》）；“堂堂乱贼人不识，独以谩骂彰明之”（清代李绂《鹦鹉洲放歌》）；“脱衣突出骂曹瞒，惊向当筵一挝鼓”（清代刘嗣绾《祢衡鼓》）；“不能杀贼当骂贼，鸣鼓而攻怒雷激”（清代刘家谋《祢正平鼓》）。祢衡裸身换装击鼓骂曹，是 “气高万丈”、“奇气震天”，这种“气”是正气、浩气、豪气、锐气，气夺权奸曹操，气慑附曹群小。在诗人们看来，祢衡挟气而骂，裸骂而袒裎痛斥，怒骂而雷霆震怒，谩骂而诛心诛胆。骂曹操为国贼奸逆攘汉攫权，骂曹操为乱臣贼子窥窃神器，“蚁视”曹操睥睨公卿，表现出“布衣之怒”的大无畏气慨，突现出“壮士”、“国士”的浩然不屈之气。祢衡击鼓是“鼓声慷慨”而“霆击雷轰”，扬枹“奋击”鸣鼓而攻，鼓声挟带雷霆之怒和风霜之威，鼓声使曹操丧魂失魄而心折气沮，鼓声使群奸心惊胆落满座震恐。骂声和鼓声双管齐下当庭磅礴，“壮士之声才士气”，以面折廷辱反制致胜。从特定意义视角来说，诗人们认为，击鼓骂曹作为“忠义檄文”是为汉室申张节义。“举国附曹不知辱”，“开口能使汉气吐”（清代程之桢《鹦鹉洲怀古》）。祢衡击鼓骂曹是代替汉室批恶惩奸。从士人阶层心理角度来说，诗人们认为，秉持士可杀不可辱的意念，“恨阿瞒老贼谪君为鼓吏”，这是神人共愤之事。士人不能受权奸的人格侮辱，必须捍卫个体人格尊严和人权，纵然不能出仕为用，也要维护个体独立人格。祢衡击鼓骂曹，以一己之力独与政治强权相抗，折冲争锋凛然无惧，大灭权奸威风，大长士人志气。从千古传响意义角度来说，诗人们认为，击鼓骂曹以一鼓吏而勃然震怒，批奸抨恶，“上以泄汉代祖宗之愤，下以快千古忠臣义士之心”（清代龚书宸《祢衡论》），不仅“吐万人不敢吐之气”，而且也“足以吐千古不平之气”，为千载偃蹇士人鸣不平，可以与高渐离以筑具奋击秦始皇、张良雇人以铁椎狙击秦始皇前后争烈，有尽情渲泄、痛快淋漓的“快心”之感和争锋制胜的出彩之妙。“高节良可慕，清风百世师”（清代李绂《鹦鹉洲放歌》）；“鼓声至今疑未休”（清代吴绮《鹦鹉曲》），“英风请听长江流”（清代程之桢《鹦鹉洲怀古》），千载之下雄风犹存，能够解气解恨和鼓舞人心，能使士人们得
到情绪渲泄和心理平衡。“此声足抵陈琳檄，更把头风一扫除”（清代陈崇砥《祢正平挝鼓》）；“此即春秋声罪例，援枹胜读董狐书”（清代林拱枢《祢正平挝鼓》）；“常山舌与司农笏，迸入先生作气初”（清代周麟章《祢正平挝鼓》），这里把“祢衡鼓”与“董狐书”、“陈琳檄”、“常山舌”、“司农笏”相提并论。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直书无隐而被杀，后世以董狐为良史直笔的代称。三国时陈琳曾为袁绍草拟檄文声讨曹操，后以“陈琳檄”为批判权奸的典故。唐玄宗时安禄山叛乱，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城陷被执痛骂安禄山，舌头被割不屈而死，后以“常山舌”为宁死不屈的典故。唐德宗时朱泚起事谋反，司农卿段秀实用笏板猛击朱泚头颅而终被杀害，后以“司农笏”为力辟叛逆的典故。四者都是不惜牺牲生命以奋击奸逆的典型，而祢衡击鼓骂曹富于传奇性和冲击力，胜妙独出，更有典型意义和传扬效果。
从“击鼓骂曹”的流播影响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子才人，以道抗势以狂抗权而形成悲剧命运的可以说代不乏人。但从文化传播和故事演绎的角度来看，以狂抗权而被害，最为激烈最为惨烈而最有影响者当首推祢衡。大丈夫英风豪气而敢于以硬碰硬面折廷争，斗才斗智而巧妙制胜，最为震憾人心和大快人心者当首推祢衡。从故事关节点来看，一是智斗取胜具有典型性。曹操欲使其击鼓娱宾，换上鼓吏之衣以羞辱祢衡而反被祢衡所辱，权奸用计失算反招其辱是大快人心之事，击鼓骂曹当面折冲争锋，踔厉风发而智斗取胜，震动社会震撼士林，成为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反权奸故事，具有当面斗智智胜权奸的特点。二是裸体换装击鼓富于传奇性。这种巧妙运用当筵裸身换衣击鼓的惊世骇俗方式，以卑俗亵渎“尊贵”，以丑陋戏弄“庄严”，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传奇性，耸动社会耸人听闻，成为小说演义、戏剧创作、诗歌咏叹的典型材料和艺术再创造的生发点。《三国演义》则提升为裸衣击鼓骂曹，戏剧创作则专题演绎击鼓骂曹。明代徐渭的杂剧《狂鼓史》（属于《四声猿》杂剧之一），写祢衡死后，阴司判官拘来曹操鬼魂，祢衡在阴曹地府击鼓骂曹，以此大力申扬其穷追地府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彻底反抗精神。从文化符号意义角度来看，祢衡击鼓骂曹，成为表现士人阶层不平则鸣和反抗强权的最佳载体形式，击鼓申张士林正义之声，痛骂倾泄士人的郁结积愤。所以击鼓骂曹故事情节在小说戏剧中传唱不衰，在诗歌咏叹中引起强烈共鸣。祢衡击鼓骂曹故事千载之下震撼人心传响不绝，击鼓骂曹成为一个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艺主题和文化母题，具有召唤结构、激发效应和情感张力、辐射魅力。在演义小说、戏剧艺术和民间传说中，祢衡击鼓骂曹具有典型意义和惊曝效应而被万口流传，经过千年流播被定格为以狂抗世、以狂抗权的独特典型，惊世骇俗而惊心动魄，耸动社会亦耸动视听，成为千载诗艺传诵咏叹的对象，“击鼓骂曹”震古烁今而成为千年传响的特定文化符号，成为后世士人鸣不平的代言者和传声筒。吟咏击鼓骂曹以鸣不平也是诗人词客的一种忧生忧世感慨方式和心理渲泄方式，寄托着士人阶层的实现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和情感解放的美好愿望。从主体与本体关系角度来说，作为击鼓骂曹的角色主体，祢衡虽然身死命苦悲剧被害，但作为击鼓骂曹的精神本体即反抗强权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则是熠熠生辉、长存永在的；而且，击鼓骂曹这种特殊反抗方式也是惊世骇俗、空前绝后的。
（出处：《江汉论坛》20xx年第12期）
注释：
①③⑤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祢衡》，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６５２－２６５８、２６５３、２６５３页。
② 胡凤丹：《鹦鹉洲小志》，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本文所引诗词语句除已注明者外均出自此书。 ④ 《后汉书·祢衡传》李贤注引《典略》：“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故可吊丧；赵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监厨也”。
⑥ 应劭：《风俗通义》卷４，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⑦ 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