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观后感

宽恕不可宽恕的 ——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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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施密芝在获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自杀了。麦克·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内疚走进了她的狱室，书架上整齐地放着他寄给她的录音磁带，还有一些她学会读写后借来阅读的书籍。

在这些施密芝阅读过的书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曾通过自己在铁路运输方面的专长把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火车车皮不够用，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地。

阿伦特（犹太人）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朗读者》的小说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无疑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他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始终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展开。

那么，汉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恶”的又一个例证吗？

2

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换句话说，汉娜由于无法读写（文盲）因而不能从文化及其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进而把掩盖这种失败作为其一生拼死维护的尊严本身。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为此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为有文化的“专家”却放弃个人思考判断和尊严相比，汉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轻易放弃的这一切，虽然这种追求的起点很低而且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时代在德国普遍弥漫的那种麻木，汉娜显然无法超越这一点。

这种麻木既弥漫在集中营的施害者身上，也弥漫在受害者身上；弥漫在法庭上的审判者身上，也弥漫在被告身上；弥漫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说比电影更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关键内容，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在法庭上织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营里，无论囚犯还是看守，他们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气室和焚尸炉——杀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让麻木状态占据自己。

在这种共享的麻木之上，他们形成了一种使恶得以日常化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善恶、生死等基本伦理问题都消失了，只剩下各种本职工作的日常计较。

汉娜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她那条偏执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为有文化和尊严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类的尊严之前，她已经不得不面对了关于人类尊严的大是大非的残酷考验——她没有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这是残酷的、有罪的，但这符合她当时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符合那个环境轻易强加给一个文盲的一切。

3

审判对汉娜是足够正义的吗？

“纳粹”“凶手”“集中营的女看守”的这样标签对汉娜这样一个卑微的文盲来说是实在是太大、太沉重了，汉娜或许从未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然而，这些标签已经足以让多数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经对她下了判决。

在法庭上，汉娜实话实说，她显然对游戏规则毫无概念，对自己的和别人的表达方式也没有概念，更不会知道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在一个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决于这些表面的东西。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充满推托、谎言、策略、计算，唯独缺乏对人性的深思、对正义的虔诚。汉娜最终因为要坚持隐瞒文盲的身份而被定为罪首，处以重判。一个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欢喜地了结了这场审判。 审判始终没有触及汉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内容（汉娜的拒绝只是一方面的原因）。麦克在研讨课上说出的“理解”这个词是微弱的。很多人都会义正词严地反问，我们真的需要理解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冷酷女看守”吗？

汉娜的确有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审判者就可以简单地根据抽象的罪名、简单地运用法律惩罚她。如果审判不是基于对“这一个”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实理解，而是基于博弈（各种计算之间的平衡），这种审判不可能是正义的。 法国哲学家、犹太人德里达（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义（Justice）时指出：“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义的判决，他（或她）便不能自满于只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须重新发明法律。”也就是说，“在一独特的情况中重新发明一种正义的关系，这意味着正义不能被降格为约束、处罚或奖赏的计算。正确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义的。”

对汉娜的判决是“正确的或合法的”同时也是“不正义的”。

理解汉娜不是为了免除她的罪和罚，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发生切身的、正义的关系，否则审判就会沦为暴力，甚至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暴力。阿伦特就认为，为了能正义地审判纳粹的罪行，一般的国内法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创造出基于对人类尊严深思的新的法律。

汉娜这个形象从根本上召唤着正义，而不只是同情。

4

那么，麦克对汉娜是足够正义的吗？

麦克和汉娜的关系准确地表现了：经历了二战、在纳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国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

“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小说这样表达这种复杂的感情。

其中最关键的是麦克的两次沉默：第一次，麦克知道了汉娜是文盲，却没有告知法庭这一事实，而选择了沉默；第二次，汉娜在监狱里学会了读写，并给麦克写来了字体蹩脚但饱含希望的书信，但麦克却选择了沉默，没有给出汉娜最需要的回应。

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坏的可能原因是，麦克内心不希望汉娜因为自己的介入而得以减罪，并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麦克觉得揭穿她的文

盲身份等于毁了她，沉默是尊重她的决定；或两者兼有或更复杂。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麦克需要计较的现实因素就更多了。

在麦克的沉默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前面描述的那种麻木。这种麻木是让日常生活继续下去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麦克唯一做的是，给汉娜不断地寄自己的朗读录音。这是麦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合适的接触汉娜的位置。此时，朗读从原来的肉体之间的、面对面的，变成了抽象的语音。朗读延续了，但爱已经消失。汉娜终于通过磁带学会了读写，但最终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正义）和宽恕。

汉娜没有拯救犹太人，麦克也没有拯救汉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种牵绊中，麦克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更没有勇气把他的爱变成真正的宽恕。

德里达说，宽恕“不可能宽恕的”才是宽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宽恕，它的每一次具体实践（实现）都会打破原来关于什么是能宽恕什么是不能宽恕的经验和界限（解构宽恕原来的可能性），就像正义的每一次具体实现都会要求法的重新运用甚至发明（解构法之运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爱是爱那些超越你并更新你的事物（解构自我的同一性），否则就只是变相的爱自己（自恋）而已。

无论是宽恕，还是爱与正义，都需要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否则就会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没，或者被罪所压垮，或者被计算所腐蚀。

影片的结尾处，麦克把他原本疏远的女儿带到了汉娜的墓地前。的确，他有责任把汉娜的故事向下一代（未来）重新讲述一遍，而这个重新讲述的故事应该不只是关于罪与罚，更是关于爱、正义和宽恕。

第二篇：评析《朗读者》中的爱

读《朗读者》有感

第一次看这本小说时，我很惊叹于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视角竟然如此独特。也许很多人提及二战中纳粹灭绝人性的表现时，都会去关注的是一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但小说用了另一种视角。他关注的是在战争中，一些普通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这个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在其中，你不会看到任何纳粹党徽和制服，但是你将看到更多的对屠杀与人性的探讨。

那一年男孩15岁，女人意外地帮助了这个身染疾病的孩子，他们邂逅于狭窄的楼道之中，那一年女人36岁，女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撩动着这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男孩的眼中充满着对异性的渴望，第一次的床第之欢开启了男孩未曾开启的心房，此后的每一次都让他们离自己最初的目的越来越远，直到女人的不告而别。女人与男孩的第一次并不带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性，她只是爽快地揭露了男孩再次来这里找她的目的，她直接了当，不带半点犹豫，人类本身的性本能支配着他们彼此之间的行为，那是纯粹的情欲。有一天男孩突然想知道女人的名字，他爱上了这个女人，汉娜·施密兹——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男孩对女人的情欲变成了爱，但女人却并没有把麦克·伯格这个名字刻在心中。

《朗读者》本身应该属于一个爱情故事，然而这个爱情故事却涉及到了比爱情主题更高的内容，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人性的反思。那个女人消失了，却又在消失多年之后出现在了二战战犯的审判席上，她同其他几位妇女一同被控告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尽管我们在影片中没有看到一套党卫军制服，没有看到一个党卫军的标志，但是这种指责却比利剑更加具有穿透力，这把利剑所选择的刺入点是战争年代中那些最普通的妇女，像汉娜这样的妇女。她们软弱、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文化，然而却在无知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次惨绝人寰的罪行。与受害者相比，到底谁的经历更具有悲剧性？受害者死了，汉娜还活着，这种苍白地生存其实比死亡更加可怕，就好比是坠入了无间地狱，得用自己的一生来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而偏偏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个文盲来说又显得如此矛盾。

没错，她是一个文盲，男主角麦克的心理独白告诉了我们。他的爱人犯下了最令人震惊的罪，在法庭上还遭遇了其他共犯的联合指控，男孩有能力证明这种指控是不实的，但是汉娜自己却认罪了。汉娜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一个文盲，就像男孩说的，她害羞。汉娜不希望别人知道她不识字，她希望自己能够像普通人一样被对待。男孩一直都深爱着汉娜，最终他选择了帮助汉娜保守这个秘密。男孩为了保护这个自己最爱的女人，他可以忍受长时间不与她见面，可以忍受她让她自己投入监狱。他知道汉娜喜欢读书，但是却苦于不识字，他离了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用录音记录自己朗读的著作，将一盒盒磁带邮寄给狱中的汉娜。

当汉娜收到男孩给她的那些磁带时，男孩浑厚的声音唤醒了她记忆深处的那段激情岁月，对于一个被无知残害得体无完肤的老人来说，男孩的声音就好比是希望的阳光，在晚年照进了她已生活了许久的深渊之中。她开始自学文字，开始给男孩写信，那是她生命中最愉

快的时刻，此刻的汉娜充满着希望。如果说在相识初期，汉娜生命中的“希望”寄生于“情欲”，那么在此刻，灵与肉已经彻底分离，她蓦然回首，发现孩子一直待在原地，没有离开过。汉娜最终见到了男孩，此刻男孩也已经上了岁数。这次见面之后她知足了，当他得知男孩的婚姻已经结束时，她的心颤了一下，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汉娜偷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汉娜死了，但是她对于男孩的影响却是永久的，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

《朗读者》的故事可以有很多层面的挖掘，毕竟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可以觉得它关注的焦点是二战中灭绝人性的屠杀，而并非爱情本身；当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这种独特性是书自身所特有的，它包含了人类社会中最敏感的主题，也包含了社会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有着自身的不确定性，情欲可以变成爱情，无知可以变成屠刀，希望可以变成动力，随着时间不断前进，每一个人在镜子中的线条都发生着变化。

08年小说的电影版正式上映，然而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汉娜这个人物都将成为艺术创作上一个独特的印记被人所铭记，不是因为她的伟大，而是因为她的悲惨。作为大屠杀施虐者的汉娜同时也是那段动荡岁月中一个最普通的受害者，审判日来临的那一刻，她势必也会被当作受害者进行公平的对待。而男孩对她那份执着地爱，就是上天给她的最丰厚的礼物。

“how far would you go for a secret？”这是这本书封面的一句话，这是汉娜的一个秘密，是作者的一个秘密，抑或于，这是德国人的秘密，德国人最不想提起，最不想面对，最不想正视的事。这是一个守不了的秘密，并且需要去拿出勇气面对的秘密。 而“朗读者”三个字所对应的，是汉娜？还是麦克？或许都不是，而是德国上一辈经历过纳粹时光的所有人，他们都有一个秘密，他们需要朗读，需要倾听，需要理解，需要宽恕。这就是我从作者那所得到的，这是一个关于爱，理解，宽恕的故事。即使是当初的屠杀幸存者，都选择收下汉娜留给她的茶叶罐，这是灵魂最深处的理解与宽恕。在电影版的《朗读者》中，麦克选择在汉娜墓前对疏远的女儿讲述汉娜的故事，这正是代表着德国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交流，代表着下一代人的逐渐理解与宽恕。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从来没有正面参与过纳粹的德国人的心灵救赎，却是作者所代表的那一代德国人的心理独白。

《朗读者》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自我灵魂救赎的故事，更是一个国家自我灵魂救赎的故事。它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理解，教会我们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