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灵魂的卓越
——浅析丧失责任感的哈佛
摘要：哈佛在追求卓越的路上逐渐丢弃了大学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肩负的责任 ，渐渐忘记了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使哈佛成为一所没有灵魂的学府。本文从教学过程、教师、领导等方面分析哈佛如何丧失责任感的。
关键字：责任感；教学过程；教师；领导
众所周知，哈佛是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哈佛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绩成为全世界高等院校争相追逐的典范。然而，在卓越的这条道路上走地越远，教育灵魂就丧失的越快。尤其是在争夺优质师资和生源的过程中，哈佛渐渐忘记了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丧失责任感的学校如何培养具有责任感的人？
哈瑞·刘易斯在哈佛学院任教30多年后，于20xx年退休，在20xx年出版了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从他的经历及书名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来看待这所著名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丢失了大学最为宝贵的东西——灵魂。考察一所大学的灵魂，尽管她弥漫于校园中无形的角落和师生细胞，却可以从校园里面的热点问题得到观察，比如，这几年一直在讨论的“分数贬值”、“校园枪击”、“学生性侵犯”、以及劳伦斯·萨默斯校长充满争议的领导风格等问题，哈佛正在从教育的本来目标，走向迎合消费者需求方向。这不仅仅是一所美国著名大学迷失办学方向，更严重的是她在引领世界大学的教育发展方向。这绝不是无关大局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大学的身上维系着我们未来的希望，维系着人类对高等教育的理想。但是，哈佛在丧失责任感的路上渐行渐远，辜负了人们寄予它们的期望。本文将从教学过程、师生关系以及学校领导三个方面阐述哈佛是怎样丧失一流大学应具有的责任感的。
一、哈佛的教学辜负了人们的期望
19世纪初，伴随着文雅与实用之争，哈佛开始了漫长的通识教育发展之路。虽然通识教育的实施方案历经改革和变更，但是其致力于培养“完人”的理念始终未动摇。大约每隔25年，哈佛就会对所有的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但是，课程改革越来越沦为形式，没有为教师学术发展和学生视野的扩大添砖加瓦，相反成为一项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形式运动。哈佛最近一次的课程改革始于20xx年，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校长的任职也为课程改革带来了功利和金钱至上的味道。“哈佛将这些社会发展的主题置于本科教育的核心，但课程忽略了人文知识的重要性。”“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这导致大学的指导思想失去了根本的教育宗旨及其与社会的联系。”课程的设置更加趋近于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忘记了其承担的“培养有教养的人”的责任，忘记了通识教育的实质。两千年前，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今天的哈佛在培养适应社会的人这条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学习不是为了适应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哈佛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正变得像市侩一样功利和现实。
不仅课程改革的内容越来越肤浅、功利，课程改革的过程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大学课程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师的学术兴趣，而不是为了满足学生或家庭的愿望。课程的领导人对“共同基础”没有清醒的认识，使得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的形式主义的漩涡。课程的设置人员和评估人员根本就不知道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要传授给学生什么知识的情况下就敲定了改革方案，他们只是为了在满足教授学术兴趣和学生知识需求方面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从而把教育的根本目的抛诸脑后。新的课程体系不仅没有反应时代特色，却越来越像19xx年“红皮书”的课程目录。新的课程毫无系统性可言，“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学生在毕业时讲学到什么”，学生从盘根错节的学术网络里选修五花八门的课程来构建不知为何物的“共同基础”。课程的过度选择性，丧失了教育的目标性。更让人诧异的是“虽然很多教授读参与了课程改革，但他们发现还没有等到投票表决，甚至连报告都没有过目，他们的名字就赫然出现在咨询报告中了”。课程改革的形式化从某种程度上践踏了美国引以为傲的自由和民主理念。
在复杂多变的今天，哈佛的教学内容却越来越狭隘。现在的哈佛课程中鲜有体现人性自由、启蒙思想和社会民主思想的。学校仅仅依靠学校开设的课程来培
养健全的“尊严和人性”，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教育活动融入到学校的每个角落，但是哈佛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教育学生的机会。
首先，哈佛对学生的溺爱错失了培养哈佛学生独立、坚忍的品质。在哈佛的历史上，每当学生对课程设置的数量和难度不满时，学校就会启动课程改革来安抚学生躁动不安的心，而没有向学生强调知识完整性的重要性；当学生一不留意得低分转而以生病为借口向老师申请重新打分时，教授没有向学生传递抓住机遇的重要性；当学生向领导提出开设“校园酒吧”的请求时，学校没有向他们解释寂寞之于学术的重要性；当学生请求学校开展“清洁工服务”时，学校没有教育学生自立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其次，哈佛对学术卓越的追逐忽视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道德之于任何一个社会和团体都是一件利器。哈佛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道德教育不谈，对实施道德教育不感兴趣。虽然现行课程的评估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仍然以培养有道德感和负责心的公民和领导人为己任。”然而人们对什么是道德感却缺乏统一的认识而曾经在大学传授的道德准则已被取消。通识教育中的“道德推理课”洋洋洒洒而学生不知其所云。因此学生以生病为由拒交作业这类道德缺失问题层出不穷，甚至是“性侵犯”这种严重破坏大学精神文明的行为竟然屡禁不止。
最后，“哈佛”本身这门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哈佛大学本身就是一本蕴含哲理的书，她的一言一行都值得世人膜拜和效仿，但是如今的哈佛却对发挥这一功效无能为力。每当公众和媒体讨论分数贬值的问题时，哈佛总是快速给出一番解释，用以缓解公众的舆论压力，然后在强迫教授在打分时严格一点，达到公众满意的程度。公众的舆论成为了哈佛的“风向标”，哈佛成为没有勇气独善其身，没有毅力坚持原则的傀儡。她应该理直气壮的面目向世人表明分数只是教育手段，哈佛学生的质量与分数成正比；哈佛在处理“性侵犯”时的仁慈玷污了一个校园该有的纯洁性。如果道德的力量已经无法约束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是不是该借助法律的力量为校园提供安全感呢？在处理公正和性犯罪的问题时，“哈佛的教授认为自己的智慧绰绰有余，以致不愿承认自己在处理性侵犯问题上根本无法做到公平、高效、有智慧”；哈佛为校际体育运动设立双重标准，一方面希望通过体育运动盈利，另一方面却要学生保持纯洁的心态，不为金钱所动。这种虚假的“业余主义”只能为哈佛戴上虚伪的面纱。哈佛本身的功利和现实使得她再
也没有资格为学生上一堂有关浪漫主义的课。
哈佛的评价方式并没有和她卓越的声誉相匹配。依靠成绩分数来判断学生的学术水平不免使哈佛落入俗套。无论是依据“鞭策学习理论”还是“鉴别卓越理论”，以分数来确定毕业荣誉的人选都有失“公平和科学”。虽然哈佛如此的重视学生平均成绩，但是现在很多的企业更青睐用非学术的标准选拔人才。尽管分数贬值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用人单位却很少关注哈佛学生的平均成绩。他们更看重具备特定技能的学生，以及学生的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即便如此，从1825年开始的“排名表”，虽历经改革，但是直到现在仍以某种形式发挥巨大的作用。哈佛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并没有体现在其对学生的评价方面，其评价方式仍然采用古老而又守旧的方法不免使那些在这方面对哈佛有所期待的人失望。
二、哈佛的教师辜负了人们的期望
学生对学校越来越不满意，源自许多教师对学生的漠不关心，他们只是把学生作为未来的学者培养，而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终身教职的任职要求使教师的选拔标准更加狭隘，并导致教师专注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却很少关心学生的利益。虽然在教师聘任和晋升时都会考察其教学情况，但评价教学的过程远没有评价学术成果的过程严格。“教授在评价年轻教师的学术能力时，会根据大量校外专家寄来的详细而秘密的信件做出判断，但他们几乎从不会走进年轻教师的课堂或考查他们使用的教材来判定其教学质量。”教学几乎被看做一项与学术研究无关的技能，有时甚至与研究和晋升相排斥。这种对教学能力的忽视使得教师不屑于花费宝贵的时间研究教学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无法从教师那里有效地获得系统的课程知识，学生也没有机会感受教师的人格魅力。 教授可以自由的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虽然可以保证他们作为学者应享有的学术自由，但是同时也纵容了教师漠视个性化的需要。随着哈佛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个性化教学越来越昂贵，讲座制以其巨大的实用和经济价值成为教授普遍欢迎的授课方式，满足培养大批量学生的需要，但是这种授课方式有时口碑不佳，原因在与教师的实施方法和态度不尽合理。许多教授把对本科生的授课看做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只是例行公事的照本宣科，每次上课就像挤牙膏一般的传输材料，根本没有把上课看做一次与学生进行精神交流的机会，没有认识到自
己的授课方式和内容也许不经意的就可以改变一个学生的一生。为了弥补讲座制的不足，分组教学开始盛行于校园，但是这种学习方式的组织者不是教授而是研究生助教。因为这些助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研究和写毕业论文上面，以致教学经验不足，没有驾驭课堂的能力，“学生只能以开小差、讥讽或耍小花招来应付”。
教师很少花时间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他们更愿意花时间与研究生谈谈当今学术发展的前沿。不能否认哈佛的研究生培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因为比起培养本科生，学校和教授更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发掘未来有潜力的科研人员。没有把培养本科生作为学校的基础任务。现在的哈佛本科教育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大多数的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研究生教育，而是依靠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踏入社会。“威斯康星思想”提出的高等学校在现代社会的三大功用，哈佛把科研的功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却把教学抛诸脑后。研究生院的成功是以牺牲本科生的教育为代价的。师生之间越来越陌生，以致课程结束时，教师都不知道到底哪些学生选修了他的课，或者说只对名字有个模糊的印象。导师与学生之间本应该是一种友好的关系，一种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学生就不会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学生与导师之间隔了一条鸿沟，一边是导师的漠视，另一边是学生的畏惧。刘易斯甚至用讥讽的口吻写道：任何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聘用和晋升标准的人都会产生疑惑，他们的疑惑不在于‘教授们为何如此不关心学生’，而是在于‘在如此缺乏激励和奖赏的情况下，为何还有教师在关心学生’。
哈佛的教师不仅在学习上没有给与学生应有的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没有给予相应的帮助。“导师—即便是学术导师——最重要的工作时帮助学生了解自我、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并支持学生走自己的路，不要让他人的期待主宰自己的梦想。”有时候，学生需要的不是系统的科学知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在对未来迷茫的时候，有一位宽容的长者可以帮他们指点迷津，给与他们选择的信心和前进的勇气。让他们那颗年轻的心可以迸发活力，而不是死气沉沉、萎靡不振。而现在，哈佛学生得到有关这方面的帮助太少了。教授没有心思在意一个学生的情绪变化，而一旦发现“学生可能处于痛苦之中”便建议他们进行心理咨询，敦促学生寻求专业救助，把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
聘任教师时对科研的过分重视忽视了对教师人格品行的考察。给与学生建议
时，不仅要求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求教师能承担道德义务具备责任感。不能否认，教师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酗酒、赌博、不当性行为等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发生在教师身上，但是这些问题比其他更容易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刘易斯在书中解释了在现代社会将道德列为评选教师的考虑因素实施起来相当有难度，社会中德才兼备的人毕竟在少数，但是学校应尽力减少这种负面效应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毕竟学生的抵御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坚固。显然今天的哈佛在消除教授带来的不良影响方面远远没有达到公众满意的程度。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上述的情况只存在于部分老师的身上。虽然没有制度的保障，但大多数的教师还是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按照德里克·博克提出的“平均法则”，大多数的教师能做到正直、善良，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以自己的行为树立了伟岸的形象。例如，教授古典文学的康拉德教授对辛西亚的单独辅导，他们纯粹而又高尚的精神交流对辛西亚的文学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格拉斯·弥尔顿冒着断送学术生涯的危险，将整个研究项目的触角伸向联邦拨款制度的禁止的领域；哈瑞·刘易斯宽容在课堂上睡觉的比尔·盖茨，相信他因为忙更重要的事而没有时间睡觉，他发现学生成绩一落千丈后，耐心询问背后的原因，最后发现是因为他的女友怀孕不知所措而影响了成绩。既然优秀的教师比比皆是，为什么还要如此吹毛求疵呢？这是因为哈佛的卓越，使得人们对她投以更高的期望，期盼哈佛在卓越的这条路上走的更宽更远！
三、哈佛的领导辜负了人们的期望
学校管理和沟通方式的变化使得大学变得越来越神秘，对公众关注的问题遮遮掩掩，唯唯诺诺。校长年度报告传统的中断就是很好的证明。两百年来校长的年度报告就是一副展现哈佛发展轨迹的画卷。公众可以借助年度报告了解学校发展的现状，但是就在十年前，校长的年度报告不再出版了。是哈佛的领导人没有耐性和能力面对公众的疑问和职责了吗？纳税人对哈佛寄予厚望，哈佛理应以光明正大的形象和自信和蔼的态度回应公众的呼声。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校长是大学这个教育组织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大学校长应有一种“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英雄气概。这不仅是说校长在科学或学术领域应有胆识，
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哈佛的校长萨默斯为哈佛带来了巨大的财源，但是作为正义和良知的守护人，萨默斯无疑是失败的。
萨默斯校长五年的统治，在给哈佛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深深伤害了哈佛的传统。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更不是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今天，大学与政界、商界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唯一的疑问是大学在这场博弈之中还能守住多少传统。身为经济学家的萨默斯不仅追求哈佛在可量化指标上占绝对第一，而且力图使在政治、经济、科学都成为统计中的第一。在他的名言“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指导下，萨默斯校长仅仅用了两年时间逼走了最受学生欢迎却政治激进的终身教授尔内尔·韦斯特，撤换了学生爱戴的哈佛学院院长哈里·刘易斯，通过一系列任免使校长的权力最大化，在本应理性和自由之风劲吹的校园建立起铁腕统治。在大学企业化理念的支持下，哈佛的财富和影响力高速增长，一次次引来媒体的一片叫好声。萨默斯把大学校长的职业筹款人形象演绎到了极致。仅仅五年时间哈佛按他制定的方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经济学家的世纪，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
萨默斯只想着为哈佛筹钱，没有想到维护哈佛的传统和形象。萨默斯领导的哈佛强调哈佛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具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因此，他不遗余力的开展教育国际化，千方百计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了解世界固然重要，立足于本国，培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公民同样必不可少。而萨默斯在20xx年的通识教育报告中竟对“西方文明”只字不提。不考虑客观实际，一味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萨默斯的改革打破了美国重视共同价值观的传统；当穆斯林学生亚辛因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题目为“美国的圣战”演讲而收到死亡威胁时，萨默斯只是发表了一篇不温不火的声明，表明哈佛校长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保护只是一句“谁也不许威胁杀死他”，其言辞远不如一位学生记者中肯和大胆。萨默斯的言行不仅没有维护哈佛的原则和正义感，也践踏了美国尊重自由和人格的传统。当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费尔涉嫌犯有欺诈政府的罪责时，萨默斯没有坚持哈佛的公开和诚实的理念，一直以沉默和底气不足的态度面对公众的非议。正如德里克博克在19xx年所说的“如果大学主管部门不愿意解释其政策，不愿
意回应公众的批评，人们就会认为学校缺乏道义”。遗憾的是萨默斯始终以沉默和闪烁其词示人，这种逃避主义不仅破坏了哈佛在学生心目中的道德权威，而且毁坏了大学在公众眼中的正义形象。
萨默斯不只是管理风格引起争议，从学术角度看，他拥有的智慧、知识无法胜任一个大学尤其是像哈佛这样顶尖学术殿堂的领导，不能肩负培养“自由”和“人文”传统的理性的自由人。特别是在一次关于女性在科学、工程领域地位的讲话中，在解释为何女性科学家比例小时，他没有强调性别歧视的重要性，却说天资差别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女科学家“好像”不适合“硬”科学的言论表现了其不只是对教师的不尊重更是对科学的亵渎。终于，文理学院教授对他的“不信任案”获得通过，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来第一个被弹劾的校长，只好自动提出辞职。哈佛终于结束了萨默斯的专制统治。
四、结语
哈佛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上有过值得骄傲的教育理念，她坚持所有早期大学的起源。即使在今天哈佛所取得的成就仍然让很多学校望尘莫及。但是哈佛大学正在发生革命性的的转变，在哈瑞·刘易斯看来，这种转变的明显标志是哈佛更倾向于向学生传授知识，却越来越远离向学生传授智慧。哈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具有业余运动员身上的贵族气质。哈佛正在越来越背离最初的信仰，丢失了培养“完人”的责任感。从学生到教授再到校领导无不透露出浓重的功利和现实气息，玷污了哈佛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教育理念。校园里找不到责任感的影子，忘了作为一个哈佛人应承担的重担。如同有责任心的家长一样，负责任的大学应该让学生了解那些富有智慧的人们是如何思考“追求人的完善”，知识仅仅是帮助学生追求人生理想的一种工具，却不是唯一的工具，也不是充分的工具。负责任的大学应该鼓励学生思考一些可能令人不安却富有哲理的问题，使学生从大学走出来以后，会成为一名接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他们的内心深深地受到良知、责任和上帝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