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社会”
——关于微博“打拐”的案例分析报告
前言
20##年被称成为微博元年，随着其技术的专业化，用户数量的增加，微博渐渐成为了公共事务的交流平台。微博的即时性，广泛性，自由性等特点让它总能轻易地聚集社会舆论的焦点。从人大代表发微博到两会微博现场直播，从明星微博亮相到随手微博身边美女帅哥，从名嘴微博指点江山到政府关注微博民生，微博从来不及传统电子政务之大体，却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从来不像听证信访等制度之专业，却造成社会的热烈讨论。究其原因，首先，微博诞生于网络虚拟社区盛行的大环境；其二，微博自身便捷，贴近生活，趣味性强的特点可以迅速积累群众关注度；其三，公众人物的微博引起社会共鸣，微博腾出了公民反映民生问题的广大空间。
而近年来，由微博而引起的社会公共活动此起彼伏。其中，微博“打拐”解救乞讨儿童更是得到公安部门的关注，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民众的力量解决社会犯罪，公共的智慧引发政府反思，社会的行动引导公安执法。这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道路，是非政府组织成长的契机，是政府角色改变的开端。
本报告将结合微博“打拐”这个真实案例分析政府改革的去向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回归，通过引述新公共管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等，对“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模式进行分析。
微博“打拐”
几万字博文记录漫长寻子路
20##年3月，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退伍军人彭高峰，遭遇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和往常一样，他的儿子彭文乐上完幼儿园回家，和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彭高峰正忙着照顾生意，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他和妻子焦急地四处寻找，方圆几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撕心裂肺的呼叫声。电话中获悉这个噩耗的彭文乐奶奶，当场晕倒后瘫痪在床。孩子外婆则忍不住用头撞墙以图减轻痛苦。彭高峰夫妇与其哥嫂连夜赶制了一万份彩色寻人启事，贴遍深圳的大街小巷和各个车站，无奈都石沉大海。 派出所事后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文乐是被一个陌生男子硬生生拖走的，孩子曾哭叫抵抗，但当时路人中无一人上前询问阻拦。 为了寻找儿子，彭高峰一度把在深圳经营的电话超市改成寻子店，店外悬挂着“寻亲子，悬赏10万”的灯箱和横幅。而在网易博客和天涯论坛中，记载着一路寻找小文乐历程的《我的苦涩无助的寻子日记》已经连载了近3年，三万多字的流水账记满了寻子的辛酸和痛苦：“孩子你可曾听到，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而妈妈的心，比寒冷的冬天还要冷。 ” “虽然儿子丢了，但彭高峰每年还是坚持帮他交保险费。保险公司知道后感到很奇怪，但他坚定地表示，孩子一定会回来的。 ”一同陪伴彭高峰走过寻子路的《凤凰周刊》采访部主任邓飞向记者回忆称。
热心网友网传照片发现线索
20##年，微博在中国初露头角，邓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之后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再发一遍。“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城市里的微博网友一般会回老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这条微博已被全国网友转发了6000多次。 20##年2月1日，在兔年即将到来时，小文乐终于有线索了。邓飞昨天告诉记者，有一个大学生在微博上看见过彭文乐的照片，回乡到邳州八义镇一村庄看见一个酷似文乐的孩子，连忙打电话给彭高峰。“当时他没啥感觉，因为很多人给他打过电话，其中还有人骗他。第二天下午，这名学生拍下照片发到邮箱。彭高峰当时就傻了，那表情就是他孩子特有的表情。”大年初四，邓飞和彭高峰一起赶到当地向警方报案，当两地警察完成部署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孩子不在家。“对方说孩子去外婆家了，我们不敢动，怕出其他意外。孩子不能转移，否则就功亏一篑。”邓飞回忆称，当时警察安慰大家要忍耐，要一击必中。在漫长的等待中，彭高峰逐渐崩溃，在房里哭泣。
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
昨天下午，局面终于打破。两地警察去了彭文乐的“外婆”家，终于找到了玩耍的小文乐，抱起他就去找养母，然后一起到了公安局。 在当事志愿者昨晚向记者提供的几段视频中，记者看到，正在等待结果的彭高峰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四处张望。据了解，当时一行人很担心当地村民闹事不让解救，所幸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拦车去公安局，抽烟，紧张，说不出话，这是我们找了两年多的那个孩子吗？不要玩我们！”，“他抓住我的腿，我们哆嗦。”，“他说，我上气不接下气，哭了，大哭，车里。”从昨天15点开始，邓飞以几乎每分钟一条的速度直播着微博。与他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间接参与了这次营救行动的网民。
15：35，一条简短的微博被发出：“就他。”这两个字，意味着在寻找彭文乐的第1050天，奇迹出现了。 一直坐在台阶上哭的彭高峰，一看见孩子就扑了上去，抱着。孩子愣愣的，警察怕吓着孩子，就抱走了。在一个房间里，孩子说：“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 邓飞表示，彭高峰随后流着泪给家里打电话，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是我们的孩儿，是我们的孩儿。”然后，彭文乐给妈妈打电话，喊了一声“妈妈”，仍是那熟悉的湖北潜江乡音。 当年拐卖男子已患癌症去世，“孩子的养父就是20##年从深圳抱走文乐的那个男人，他们在深圳打工，有一个女儿，可能是需要一个男孩子养老。”邓飞说，小文乐的养父去年已经患癌症去世了。一位志愿者轻轻叹息称，可能这就是天谴。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小文乐原本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但昨天找到他时，那颗痣已经被点掉了。这说明，拐孩子的人有一定的经验。”该人士称。
在邳州，彭文乐的名字已经被改成韩龙飞，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优异。他的养母很爱他，在一旁一直抹着眼泪。昨天半夜近12点，记者从邓飞处获悉，彭高峰看见孩子的养母不舍，孩子看上去也不开心，就提出让孩子和她度过最后一个晚上。“这个晚上，那个可怜的乡村妇女和孩子会说些什么？真的，我没法做到不动声色。”在寻找小文乐的一千多天中，包括赵薇、王菲、郑钧、马天宇等在内的明星也转发了此条微博。而在昨天邓飞漫长的网络直播过程中，“记者打拐联盟”QQ群中全国各地近200名媒体记者欢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踪报道多时，更有人难以自制地感动落泪。一位记者感慨地表示，在他的印象中，几年来寻找这个孩子的照片充满了互联网各处，QQ群里都见过多次，现在终于找到了。
“这一次微博打拐寻童，我们赢了。”邓飞终于哭了。
事情后续
彭文乐的解救成功赚足了眼泪，赢尽了眼球。这个交织在现实与网络的奇迹仿佛一夜间让人们相信了爱与坚持的力量。它轻易地触动了民众内心里柔软的地方。于是一场以“让奇迹接力”的微博“打拐”在网络上浩浩荡荡地进行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口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名人的转发让活动升温，被救的儿童让网民欣慰，政府的介入让打拐增添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截止20##年2月9日，六名儿童被发现且成功被解救。
随后，不少的社会团体响应活动。他们积极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亲身走访各地考证微博的真实程度。另外不少地方公安也参与了打拐的活动。微博成为了官民沟通的平台，微博上的照片成为了公安办案的有力线索。
20##年3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以及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此通知明确了儿童少女失踪被拐等一律立为刑事案件等原则，明显是针对拐卖儿童妇女犯罪的上升趋势而确立。当然，这一通知，还主要是司法机构强化“打拐”措施，健全机制，并没有更多的延伸之意。
此次微博“打拐”事件，与司法机构，特别是警方正在推动的针对拐卖犯罪实施综合治理的努力不谋而合。警方还提出从“打击拐卖”到“反对拐卖”概念的转变，其目的是为改变警方单打独斗的局面，针对拐卖儿童妇女犯罪，建立全社会参与的预防、打击、救助的综合治理模式。
问题分析
微博“打拐”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社会的力量，让我们深切觉察到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欲望，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微博只是一个沟通的平台，而微博“打拐”是借用这个平台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实例，而我们真正应该意识到的是——群众在努力地帮助群众，人民在努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过去，大部分的公共事务管理都由政府主导，策划，民众往往充当观众的角色。看完政府作秀后，不少人会选择评论一翻，但实际效用微乎其微，政府下一轮的改革还是会在同一块香蕉皮上跌倒。更多的民众选择“打酱油”，“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抑或“想管也管不了”的思想显而易见。这种以权力中心作为导向，以政府集团利益出发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不但对财政造成极度的浪费，降低公共事务开展效率，还促成了利益集团的勾结与威胁了广大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权力的回归，政府角色的换位是未来公共事务管理的必由之路。微博“打拐”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的方向。群众在聚集自己的力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救自己，然后得到政府的关注，继而将行动升级，牵动法律，保障机制等的改革。——一场由群众作主导，政府支持的行动，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苗子，是新公共管理发展的路子。接下来，笔者将会结合一些管理的理论对此案例作出较为详尽的分析。
一、官民合作微博“打拐”，治理主体结构分化。
在此次案例中，我们轻松地发现解救行动的发起是由社会群众完成的，而一开始事主也因为在公安部门中无法得到消息才想起了微博——这个公共事务交流的平台——群众力量的聚头地。随后引发的解救活动也是网民主导的，不少的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虽然他们的力量有限，不过这种群众治理群众事务的模式让我们看到善治在中国大地的萌芽。后来，政府部门的介入让行动升级，吸引了社会各界关注“打拐”，“防拐”“反拐”等社会问题，让我们看到法律的缺位。反观事情的始末，拐骗儿童此类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由政府慢慢转向了群众。
1.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开始在民生问题中呈现。这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发展路向。过去只由政府治理的格局已被打破，私人组织治理公共事务，抑或私人与政府组织合作治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自我管理的意识在此次微博“打拐”中可见一斑。
2.政府在公共事务中担当的角色开始改变。微博“打拐”案例中，我们看到政府慢慢淡化出权力的中心，在民众活动发起后，政府才出手援助，并对这个行动给予了正面的引导和法律的保护。政府从一个公共事务管理的导演渐变成了一个后期制作，让群众去演绎自己的生活，并及时对其正确性和科学性作出指引。
3.治理的网路体系正在逐步地完善。微博“打拐”最终的成功之处在于官民的合作。倘若仅仅靠民众的力量，是难以维持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的，同时行动也难以得到广泛关注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和官民沟通的一大平台就是新生的微博。它的特性让官民共治的网络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撇开一些所谓作秀的成分，人大代表开微博，两会微博直播等的确让政务透明化，让群众多了渠道去参与自身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建设当中。
二、公民意识觉醒，新公共管理雏形渐成。
社会化的大生产伴随的是公共事务的增加，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要求群众走到利益的共同出口。单单依靠政府对民生考察后再进行的改革抑或行动，是不可能满足现代群众短经济周期的生活的。
在微博“打拐”的案例中，事发之时，公安部门不断劝导彭高峰回家耐心等候消息。但彭高峰深切明白到光靠公安的力量是难以找到自己的亲身骨肉的，所以想到了微博，继而引起后来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工人在相关部门没能及时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选择了自救。而随后网民的打拐行动也是试图通过群众的力量打击人贩子此类犯罪分子和解救那些可怜的孩子。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群众意识到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滞后性决定了第三部门参与公共管理的必要性。
另外，此次的行动处于主导地位一直都是群众，政府的介入是民意诉求的结果与行动升级的要求。如果将政府看作是负责任的“公共企业家”，社会公众是顾客，那么这次的微博“打拐”就是一场以顾客为导向，市场需求为动机的商业盛宴。这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就是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它不但大大提高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效率，而且使公共服务的多样性和针对性得到相应的提高。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它非常关注时效性与公共性。彭高峰之所以选择开微薄求助，一方面是因为亲身骨肉没能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得到消息，第二方面正是因为微博的门槛低，覆盖面广。同样的道理，公众通过微博问津国家之事的成本也相当的低，从而保证了它的关注度。后来民众选择微博解救乞讨儿童除了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与良心的驱动，更体现一种集体的选择，集体的管理。所以说从微博“打拐”，我们看到新公共管理的雏形在中国渐成。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基于这种管理模式的社会状态。
三、国内非政府组织存在缺陷，社会公众管理公共事务的专业性不足。
当然在一片的掌声之中，我们不乏听到一些批评。微博“打拐”貌似成功的背后有着许多我们必须正视的公共问题。在网上如此张扬的讨伐人贩子，我们是否考虑到犯罪分子对这种做法的极端反应；毫不保留地上传乞讨儿童的照片，我们是否考虑到这些儿童和他们家庭的隐私；社会团体实地解救儿童，我们是否考虑到儿童的境地与行动的危险性……笔者不否认此次微博“打拐”的初衷，但微博有可能让这些孩子痛苦的童年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没有科学的数据分析，没有强大的资金协助，没有到位的社会调查，微博“打拐”让我们看到了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瓶颈。
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介入公共事务管理是由政府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必要性决定的，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必须的环节。如何引导非政府组织更好地管理事务是政府目前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除了确定非政府组织的合法身份之外，更应鼓励专业人员下到民间组织，努力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和行动执行能力。
其实，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处于很尴尬的境地，除了身份不明确之外，其专业性一直制约他们的壮大。而政府爱理不理的态度着实让很多非政府组织难以生存。非政府组织不能依赖政府而生存，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政府也不能起控制的作用，应该在资金与技术上给予帮助。微博“打拐”让人们看到社会团体的力量，同时也将他们的问题放在了显微镜下。
后记
微博“打拐”不得不说是一次社会公众管理公共事务的进步。但在事情过后，的确不少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它折射出的是法律的缺失，社会拜金主义，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
1．“我没有被拐，他们是我的亲身父母”。
据中国民政部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可能在100万至150万。其中许多是被拐卖儿童，也有一些属于随父母一起在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但是，较之全国庞大的流浪乞讨儿童数，经由微博被解救的儿童可谓沧海一粟。而在这次微博“打拐中”，令人最尴尬的是在微博被解救的儿童部分是因为贫穷而全家过着乞讨的生活。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却在这次行动再次备受关注。这里并没有执意要拷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意思，乞讨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政府应该更努力完善对儿童的保护机制，“打拐”始终不及“防拐”彻底。
2．微博“打拐”的合法性备受质疑。
事实上，从一开始，“微博打拐”运动就伴随着合法性危机。今年两会上提交的“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立法草案引起相当大的争论，其本身是否合法还有待商榷。另外，没有具体的法律表明参与微博打拐的广大网民具有“执法资格”。
而且，广大微博网民拍下乞讨儿童的照片并上传微博供人围观是否构成对乞讨儿童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随便拍下并在微博上围观一个人在公共场所中的肖像，当然可以用假设中的被拐儿童的人权和出于公益目的进行辩护，但如果儿童不是被拐的，仍然存在一种精神侵犯，难以通过道德直觉的检验。这些都是现在的法律机制不能明确解释的，政府在这方面存在着法律机制的缺失。
3．法律机制缺失，“防拐”“反拐”力度不够。
儿童权益的保障，不能靠运动式地抓人遣送了事。健全对被解救儿童的保障制度，才是打拐更深层的问题。我国早在1991年制订、20##年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这部法律中并未明确行政机关的打拐责任。城市户籍地执法机关应该对乞讨儿童及时采取强制保护措施。如果在本辖区内出现拐卖儿童的犯罪现象，应追究户籍管理机关和城市管理机关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拐卖、诱骗儿童从事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立案、及时打击，对拐卖儿童乞讨、流浪打击不力的，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4．被成功解救的儿童将何去何从。
相比较于那些仍在被拐的儿童，被解救的儿童是幸运的。但他们对以后生活的适应程度，他们隐私的保密性，他们心理与生理上的创伤都值得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作为公众的领头人，更应建立起专业的数据库，并及时对这些弱势群体伸出援手。
5．困境儿童的背后，往往是家庭功能的失灵。
据公安部统计，流浪乞讨儿童中80%以上是由亲属、同乡携带“自愿乞讨”的。儿童乞讨的控制者们在遭遇警察询问和志愿者救助查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拿出“亲属证明”、“同乡证明”、“大队证明”。而一旦儿童乞讨有合法合情的可能，人贩子就会乘虚而入。
中国的网络总是处于一种沸腾的状态。感性的认知不时会影响我们对政府的正确评价。就此案例来说，我们应该看到政府角色改变的苗头，也应该肯定政府对行动的支持。所谓的民主，所谓的服务型政府……不是可以靠骂骂出来的，只要看到了改变，就证明了目的地就在前方，只是路长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