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场地基础持力层为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岩基试验采用Φ1130mm承载板来检验承载力特征值为2500kPa，较《建筑基地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之岩石强度折减系数有较大提高，但仍未突破地方规范之上限。

　　国际金融中心岩基承载力试验研究

　　1岩基承载力试验

　　1.1试验方法及试验点布置试验方法包括岩石地基静力载荷试验、钻孔旁压试验与岩石天然单轴抗压试验。

　　试验地层为?瑏瑡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在不影响基底持力层工程性能的前提下，试验深度尽可能接近基底标高，进入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厚度大于等于14.0m。

　　岩基载荷试验点数3个，均匀分布在T1塔楼地基范围内;每个岩基载荷试验点中心大于承压板2倍直径距离之外布设1处试验孔进行旁压试验;岩基载荷试验前，

　　在每个试点中心大于承压板2倍直径距离之外和承压板标高以上1m范围内各选取一组岩样进行室内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载荷试验后，在承压板下1m范围内再取一组岩样进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试验点布置见图1。

　　1.2载荷试验试坑为圆形，深200mm、直径1130mm，人工开挖，采用C30混凝土及时封孔，以保证试验点岩性不受天气、雨水浸泡等影响而弱化。

　　混凝土垫层上安置面积1m2、厚80mm的钢板作为承载板，板上设置千斤顶。

　　采用支撑墩平台堆载反力装置，配重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条，试验点反力荷载按不低于检测最大加载值的1.2倍配重，最大加载量参考文献[4]规定折减系数上限值0.8确定。

　　为保证较准确地获取Q-s曲线上的比例界限值，加载量级不小于25级。

　　试验结果见表1。

　　Q-s曲线表明(图2)，加荷至预定最大加载量7500kPa时，沉降仍然稳定，未出现《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附录H.0.8条之终止加载现象。

　　将最大试验荷载除以3的安全系数与比例界限点对应荷载相比较取小值，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取2500kPa。

　　1.3旁压试验旁压试验是通过旁压器加压扩张向土体施加均匀压力，使之产生变形乃至破坏，测量压力和径向变形的应力应变曲线。

　　1.4岩石天然单轴抗压试验每个岩基载荷试验点各取岩样3组进行天然状态下的单轴抗压试验。

　　载荷试验前，在试验标高以上1.0m范围及距离试验点大于2倍承压板直径范围外各取岩样1组，如图1之取样点1、2。

　　岩基载荷试验完成后，在承压板中心位置布设钻孔进行持力层检验，并在承压板以下1m范围内(图1中取样点3)取第3组岩样。

　　试验统计结果及计算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见表3所示。

　　2分析与讨论

　　2.1载荷试验与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对比现行规范中，涉及岩石地基载荷试验者主要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和《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04)[9]。

　　本试验执行GB50007-2011附录H之“岩石地基载荷试验要点”，但承压板直径为?1130mm，远大于岩基载荷试验要求的?300mm，也大于JGJ72-2004附录E中“大直径桩端阻力载荷试验要点”规定的?800mm。

　　从图2分析，除T1-1#比例界限点明显外，T1-2#、T1-3#基本呈直线段，比例界限点不甚明显。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Q-s曲线进行修正，分别获取s/d=0.008对应荷载为4220kPa、4073kPa。

　　岩基承载力特征值与岩石天然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之比值见表4。

　　对比发现，按最大加载量的1/3计算的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其折减系数为0.5<ψr<1，大于GB50007-2011的上限0.5而小于《长沙市地基基础设计与施工规定》(DB43/T010-1999)[4]之上限0.8。

　　其他方法获得的结果接近或大于1，其结果与文献[10]的结论一致;采用最大加载量的1/2确定岩基承载特征值为3750kPa，既符合概念要求，与其他确定方法相比也有一定安全储备。

　　2.2旁压试验与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对比利用旁压试验成果来评定浅基础的承载力，在国内外均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临塑压力法和极限压力法。

　　由式(8)计算，旁压试验点P1～P3的临塑压力分别为4.95MPa、5.64MPa、5.31MPa，与表2中试验结果>4.61MPa、>5.01MPa、>4.83MPa吻合。

　　与岩石抗压强度的比值分别为1.56、1.45、1.49，高于载荷试验T1-1#、T1-2#的比例界限压力而与T1-3#相近。

　　由式(9)计算，三个旁压试验孔P1～P3的极限压力分别为11.13MPa、12.18MPa、11.68MPa。

　　取安全系数K=3，计算承载力值特征值分别为3711kPa、4061kPa、3994kPa。

　　旁压试验计算的承载力与岩石抗压强度的比值分别为1.17、1.04、1.12，与T1-1#的比例界限压力及载荷试验的最大加载量的1/2比较接近。

　　考虑到旁压试验均未加荷至临塑压力点，且旁压试验在基坑底标高进行，初始压力P0对试验成果的影响与在地面进行试验的贡献不同，该试验结果应该说仍有相当的安全储备。

　　2.3载荷试验与旁压试验对比载荷试验最大加载7500kPa，试验过程中未出现GB50007-2011附录H之终止加载现象，最大加载下对应的变形量为17.63～29.85mm，与JGJ72-2004附录E之终止加载的沉降量限值(0.04～0.06)d(即45.2～67.8mm)相差很大。

　　试验后观测各试验点，承压板周围岩石无裂缝、混凝土垫层也未见破碎或开裂痕迹。

　　可见，载荷试验仍未做到破坏点。

　　与笔者曾经完成的旁压试验结果相比，本次旁压试验终止时，其加载量与旁压器测试腔的体积变形量尚有继续试验的余地。

　　显然，以此来进行二者的对比，缺乏客观性。

　　从前文分析来看，旁压试验确定的岩基承载力较载荷试验成果略偏高且有安全储备。

　　综合上述分析，由表5不难发现，三者的总体关系如下:旁压试验结果>载荷试验结果>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

　　文献[12]针对上述关系进行过分析，认为原因如下:①泥质粉砂岩为黏土质岩石，水稳性差，岩石强度受钻探施工、试样加工及试验等因素影响而偏低;②岩基载荷试验的加荷影响深度有限，未能体现围压对岩基承载力的贡献;③旁压试验较好地反映了不同围压作用下岩体的强度变形，可更好地模拟深基础的应力状态。

　　上述分析表明，采用载荷试验的最大加载量的1/2，即3750kPa作为承载力特征值是安全可靠的，该类岩石地基的承载极限是多少，尚待继续研究与探讨。

　　3结语

　　(1)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场地基础持力层为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岩基试验采用Φ1130mm承载板来检验承载力特征值为2500kPa，较《建筑基地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之岩石强度折减系数有较大提高，但仍未突破地方规范之上限[4]。

　　(2)本试验再次验证了文献[10]的研究结论，即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旁压试验结果>载荷试验结果>岩石单轴抗压试验结果。

　　综合分析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岩基承载力特征值取比例界限压力与大板载荷试验最大加载量的1/2之间的小值(3750kPa)是可靠的，该值接近试验段岩石天然抗压强度标准值。

　　换言之，利用红层软岩单轴天然抗压强度标准值作为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是可信的。

　　(3)实践表明，采用单轴抗压试验按现行标准确定长沙地区红层地基的承载力，结果偏低，不能客观反映岩体实际强度，建议采用载荷试验或旁压试验来确定其承载能力。

　　特别地，旁压试验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结果可靠，可最大程度地克服取样、加工等缺陷，经过近20年的应用，在本地区积累了一定经验，已为工程实践所验证，其结果能客观反映长沙红层的强度变形特征，该方法值得归纳、总结、推广和重视。

　　国际经济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的均衡化，国家之间的商品、资本、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形成的经济联系。

　　【1】国际经济环境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对的问题与国际协调分析研究

　　1 发达国家推出货币政策的背景

　　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市场、刺激经济以应对金融危机，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加大公开市场投放流动的力度、缩小贴现窗口货款利率与基准利率的利差等传统手段。

　　危机之后，各个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普遍较低，甚至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形。

　　为了加速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复苏，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也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措施和创新性手段。

　　金融动荡直接引起信贷紧缩，本国内部经济持续减速，美联储面对这样局面因地适宜的推出货币政策，而这样个性的货币政策增强了本国的金融市场流动。

　　银行信贷恶化的局面也在不断蔓延，美联储不断将资金注入本国内金融系统中和实体经济体系中，主要抑制了资本市场缓慢的流动性和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面临倒闭的权威金融机构。

　　这样资金大量流入对于次贷危机所带来的信心缺乏、资金短缺的资本紧缩问题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美联储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类似，英格兰银行也对其流动性支持政策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金融危机之前，英格兰银行面对当前格局推出货币创新政策，世界各家银行提供流动性缓慢的金融证券，英格兰银行以此为基础换取提供流动性较好政府证券，这样在这样基础之上，即盘活各银行的融资能力，也加强了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更巩固了本国民众对资金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信心。

　　同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体系，不断调整贴现机制操作方法，欧洲中央银行在2008 年10月对其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进行了改革，向欧元区输入以固定利率招标不变的为基础无限额周期为7天的融资策略。

　　继续放宽抵押范围，开始接受外币计价的资产的债务借贷方式，不断扩大融资规模、增强融资流动性。

　　2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

　　当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特点，例如：除继续维持零利率或是接近为零的利率外，采取大规模购买长期资产的方式，并将维持极低利率的“前瞻指引”作为政策工具。

　　美联储是第一个使用前瞻政策指引的中央银行，并表明将继续维持联邦利率在预期的低水平，直到失业率降低到6.5%以下，或是通胀率在一两年内部不会超过长期目标的0.5个百分点。

　　英格兰银行同样加入了前瞻政策指引计划，表明会保证银行利率不会上升超过0.5%，直到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然而现有预期其失业率在2016年下半年前下降到7%的可能性很低。

　　日本银行也声明将继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直到通胀率达到预期的2%为止。

　　相比较而言，欧盟中央银行所执行的前瞻政策指引的极低利率的延期计划，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与目标限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会维持现阶段的低利率至少到2015年中期，随后可能逐渐增加利率。

　　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难以回避的后遗症，随着各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逐渐显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必将以利率的上升所代替，而利率的上升没有达到本国内部经济预期，所以宽松货币政策推出一旦出现恐慌性反映，资本的流动必将会带给世界经济造成拖累影响，加大世界经济的下滑速度。

　　并且，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将发生改变，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风险加大。

　　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增强将使得大量资本回流，廉价资本持续流入新兴市场的格局将发生改变，新兴经济体增速将滞缓。

　　在国际收支恶化与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资本外流的交互影响下，部分对海外资本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可能不断恶化，个别国家甚至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主导货币，对全球市场的流动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量化宽松收紧过快，一方面会限制流动性，使全球资本流动放慢;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与投资结算上对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很强，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会引发外汇市场汇率波动，使美元等国际货币升值，从而对脆弱的经济复苏和市场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从贸易投资方面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导致投资贸易萎缩，对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令大宗商品需求复苏和价格进一步疲弱，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进一步波动，并波及到制成品产业。

　　当价格持续下跌时，过低的通胀率很可能引起通缩。

　　在高负债率加上经济疲软的情况下，通货紧缩破坏性巨大，并且难以摆脱。

　　以欧元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低通胀的风险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大多数发达国家离中长期2%的通胀目标依旧很远，而且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一度出现负通胀率。

　　低通胀率可能破坏通胀预期的稳定性，日本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例。

　　毫无改善迹象的低通胀率也使得欧洲央行始终面临着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的压力。

　　通缩一方面导致工资下降，从而引起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通缩的预期会让人们推迟消费，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南欧，希腊的消费价格就在下降。

　　如果排除一次性税收增加，通缩不能算是近在眼前的危机，因为多数经济体仍在缓慢地增长着，调查显示，消费者期望中期通胀率达到或高于央行2%的目标，然而如果经济增长长期过慢，同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那么物价和工资最终很可能会下跌。

　　从而加大全球低通胀的风险。

　　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路径选择与国际协调

　　在全球经济逐渐出现复苏迹象的背景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逐渐被各国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必须兼顾通缩与通胀两种情形，低利率必须维持至经济顺利复苏，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又必须在通胀蔓延之前改变。

　　应当看到，此次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多地是运用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进而降低长期无风险利率水平，同时结合减少国家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因此，收缩各种流动性的退出工具主要有三种：其一，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

　　多国央行(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银行)都有向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做法，此手段可以遏制银行放贷，同时可以改变宽松的货币环境。

　　拆借市场利率随市场的波动而变化，在准备高于前者时，银行认为市场可以获得无风险收益。

　　所以当银行准备收紧流动的时候最直接的手法就是提高准备金利率，这样对拆借市场利率也有收紧作用。

　　第二，银行作为调控工具，其控制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内央行为抑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可以回购协议，也就是央行通过出售其持有证券的给金融机构，给与与其承诺于未来某一时期进行回购。

　　这样预期吸纳差额准备金，资产负债表可以被逐步缩减。

　　其三，加大准备金利率和贴现率。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上金融发达国家的国家银行都在稳步的降低准备金利率和贴现率，同时对这两个利率的政策性调整，在货币市场变化中可以被看作风向标。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基准利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市场中的流动性。

　　贴现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存款机构的准备金，从而缩减央行资产负债规模。

　　政策设立时的多样性决定着推出策略实施时多种选择渠道，当政策推出时由于工具的选择及外部条件的多变性，实施后的效果会有一定的阻力：各国的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也相应的提高自身的资金成本，其自身的融资能力也会受到回购协议出售资产的约束，政府要公开市场操作，比如直接出售其持有的资产，不然的话市场必然会受到资产质量、市场需求等方面约束。

　　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过程中，各国在工具的选择上，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市场发展情况与所处阶段进行适当选择与变换，且注重各国之间政策工具使用的协调，防止造成各国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的效应。

　　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还应当注意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