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时，母亲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待一年只回家一次的我，她关心备至、呵护有加，甚至有时不知怎样做才好。她的表达方式和说话语气，以及眼神，都已然变得谨慎、小心翼翼，甚至带着讨好，有点低三下四。

　　一天中午，母亲在外屋准备午饭，我在里屋上网聊天。突然，她推门进来，脸上堆满笑容，距离我大约两米的地方站定，讨好地说：“儿子，妈想跟你说一件事，怕你不高兴。”“什么事？你说。”我抬头望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妈跟你说了，你别有什么负担。”“嗯。你说吧。”“那妈就说了？”“妈你真啰唆！”“呵呵，就是……如果你钱不紧，给你爸一点儿玩麻将的钱。”“我不是给了你们每人一千吗？”“嗯嗯，给了。我是说……你跟你爸说：‘爸，给你点钱，你去玩麻将吧。他有是他的钱，你给是你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他脾气就那样……”“哦，别说了，我知道了。”我突然有了莫名的情绪，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她还定定地站在那里，好像还要说什么，不准备离开。“儿子，妈就是这么一说，你别有什么负担，也别生气啊？”“噢，没有……”我明显变化的情绪，终于令母亲不再言语，她默默退回外屋，继续做她的午饭。而我，目光虽仍盯着电脑屏幕，满脑子想的却是母亲刚刚说过的话和她的言谈举止。

　　其实，母亲一离开，我就为自己刚才的态度后悔了。同时，我也在想，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与母亲之间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一个强势到凡事以自我喜怒为中心，一个却变得谨慎入微。她跟自己的儿子说一件事，要调整好表情，脸上堆满笑容；要事先争取“不要生气”的保证，做铺垫；还要在说完后，一遍遍以“别有什么负担”消去儿子的不快……那也就是说，这个想法在母亲脑子里可能反复想了几遍，左右权衡，该不该说，怎样去说。决定最终要说，一定下了很大的勇气；又担心会掀起“风暴”，所以才会那么谨慎、小心翼翼。那么，之前一定是我做了什么过火的事，说过什么过激的话，以至于母亲在一次次的被顶撞、被斥责中，最终被吓住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地说话做事，一切要看儿子脸上的阴晴变化。

　　因为我回来的缘故，父亲晚饭后就不再出去找人打麻将了。他和母亲坐在炕头一侧，喝水、聊天、看电视。我在炕的另一侧上网聊天、看新闻，偶尔跟他们说上几句。在老家，睡的还是土炕。虽然晚饭后，母亲又烧了很多柴火，炕烧得很烫，但外面是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土坯房很快就会凉下来。所以趁着炕还热时，母亲就开始铺被子。而此时，我正趴在我睡觉的地方。聊兴正浓，不愿换地方，于是就说：“妈，我的一会儿再铺。”“一会儿就凉了。”母亲的语气很坚定，但声音却很小。“没事，我不怕凉。”母亲不再言语，我继续聊天，未动。但她也没有离开，我感觉到她在我身边一点点蠕动着。我一回头，很明显她是担心我生气，忙解释说：“妈碰到你了吧？你上你的，妈在一边铺。”原本确有一点儿生气的我，心一下子柔软下来。“没有碰到。刚好，我也累了，不想玩了。”母亲叉重复一遍：“铺晚了就凉了。”我和母亲一抻一拽，一起铺好被子，她才坐回自己那里。那一刻，我发觉，她得到我的配合和响应后，神情一下子恢复了自然和轻松。我突然恍悟到，我的事其实越来越少地需要她，也许只剩下准备一日三餐和铺被子这样的小事，做母亲的天职一点点地被剥夺，满心的给予一点点被忽略，她一定感到从里到外的失落和伤感。

　　接下来的几天，我有意留心观察母亲：即便她与父亲发生不愉快，她的心情很糟，面对我时，她也脸上挤出笑容，每顿饭前必叮嘱我“别放冷了，趁热吃，喝点热水”；即便我吃饱饭或是清晨起床，她必嘱我“多吃点”、“多睡会儿”，时间一长，我觉得啰唆，便当听不见，不回答她，下一次她照样嘱咐；还有，我正视她时，她的眼神总是躲闪不定、不知所措，她看我时，带着几分讨好的笑意……母亲的无微不至与小心翼翼、爱与隐忍，与我莫名的厌烦、冷漠和又臭又硬的脾性，形成鲜明对比。往往事一过，我就感到后悔；我也清楚，时间过得越久，在外面遭受的风雨越多，我就会越怀念、越愧疚。

　　夜里，我躲进被窝，不停地搜索、拼凑我与母亲间的点滴记忆。几句对话的片段，破碎、断裂、凌乱，难以拼凑完整；更不必说找寻出我究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令母亲变得今天这样谨慎、小心翼翼。我回味这几天的“留心观察”，深深的愧疚最终使我掉下眼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等我发现时，母亲的爱，依然强烈，但它却比落满地面的尘埃还要低，低到，我的痛不停地在内心翻滚，无法名状、无可排遣，却又清晰可见。

　　十三岁那年，我的命运因为一次捉迷藏而改变。

　　那时，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做仓库保管员，母亲在一个区级工人文化宫做图书馆管理员。我是他们收养的独女。父母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加上住在东城的姥姥，时常的补贴，所以我们的日子也算得上小康。

　　由于家里没玩伴，我常常跑出去找胡同里的小孩玩。那个傍晚，只有二毛、小娅、苏苏和我四个人出来玩，我提议去妈妈工作的图书馆捉迷藏。她们都兴奋地同意了。因为那天我妈妈去姥姥家请舅舅帮忙写大批判稿。她没带图书馆的钥匙。

　　我们到了图书馆，就欢天喜地地玩了起来。当然我是大赢家，因为我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我的胜利终于令大家厌倦乃至气愤了。我赶紧说再玩最后一盘吧，我一个人藏，她们三个人找。她们勉强地同意了。这一次，我藏到最后一排书架后面一间放杂物的小储藏室，里面有个壁柜，上面吊了把铜锁。其实锁是虚挂在那里的。她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来到壁柜前，却被那把锁唬住了。最后，二毛迟疑地说，毛妹，你要是在里面你就快出来，你不出来我们就走了。她的话音刚落，苏苏带着哭腔说要上厕所。

　　接着，我还没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来，她们的脚步声已经消失在门外了。从此没再回来，事实上，她们从此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并且那天晚上她们并没有回来找我，这也是我无法释怀的地方。

　　不过，和我父母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相比，她们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那天夜里在图书馆，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唤的主要是他们，我一直到最后都相信他们会来找我。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开了门，我从书库里溜了出来时，回到家里。发现一切如故，父亲跟平时一样去上班了。母亲背对着门在床上躺着。当我走进屋子，她只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我注意到她眼睛红红的，脸色苍白，便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我想她只要一开始骂我，问我昨晚去了哪儿，让她急成这样，我就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发誓永远爱她。谁知她说出来的话却是：你姥姥死了。

　　我感到身体里什么东西嘭的一声响，断了。我重重坐到旁边一把椅子上，对母亲的话没作出半点回应。她又说一句：你姥姥死了，是给他们打死的。我听见自己遥远的声音：哦。就是这样轻轻的一句话，在那一刻，姥姥的惨死比起我昨夜的伤痛竟然如此微不足道。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我们这座都城的伤心之夜，许多人家遭遇了不幸，许多居民在这一天惨遭杀戮。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但是，即使我后来得知姥姥惨死的细节，我也没能理解他们对我失踪一夜不理不睬的冷漠，正如他们未能理解我对姥姥之死的冷漠。从那天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养女。大概就从那天以后，我不再叫他们爸妈，而改用了“老爹”“老娘”这种玩世不恭的称呼。

　　显然，到死他们都不明白我们互相之间变得这么疏远的原因，正如我也不明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