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在台中东势镇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眼盲，母亲是个弱智。一家十四口人，只能住乱坟岗的墓穴，吃乞讨来的百家饭，穿死人的老衣或好心人赠送的旧衣服。

　　才一岁多，他就被家人领出去讨饭。9岁那年，有人劝说他父亲：“你应该让儿子去读书，要不他长大了还是当乞丐，做乞丐将来是没有出息的。”父亲才把他送进学堂，上学的第一天，老师看他耳朵、脖子上全是污垢，手脚也黑乎乎的，就给他洗了个澡。而此前，他从没洗过一次澡，头上长满虱子，身上还常有跳蚤。

　　面对这一个又一个的身心之痛，他没有心生怨恨，而是在课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当我去向一百户人家乞讨，只有五户人家给我饭吃时，我特别感谢那五户人家给我温暖，而不去抱怨其他的九十五户人家。

　　进入省立离职后，他发现仅仅靠乞讨已无法养活一家十几口人，于是尝试着做一些政变—— 白天读书，夜晚打工挣钱。

　　16岁时，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跑上几十里，到一家化肥厂打包装。每逢星期天，他还到鸭寮做跑堂工，到铁路上做扳道工，到饭馆给人端茶倒水。17岁那年，他在一家烟叶厂找到一份工作，但采收烟叶有一定的季节性，烟叶的季节过后，他又转到一家电镀厂做起了电镀工。18岁时，他进入一家防火公司当杂工。拿毛巾、拖地、递扳手、拧螺丝，甚至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他都一点一滴地学，一分一毫地做。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进取，生活渐渐走入正规，他也终于成为一家专门生产消防器材的大公司的老板，并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由他撰写的《乞丐囝仔》也获得了台湾出版风云人物大奖，并在全球畅销发行。

　　他就是赖东进。

　　当有记者提起往日种种苦难之事，问他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时，他并没有像其他名人一样，家人朋友等等罗列了一堆，而只说了两个字——磨难。

　　是的，像赖东进那样，成功者无论命运和生活处于什么样的逆境，都没有想过去怨恨谁，在成功之时，仍不忘像老朋友似的，对它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因为，没有昨日的那些个山高路远，就没有今天这片海阁天空。是磨难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人生。

　　初见迪娜，是在新生见面会上。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刚下了火车，匆匆赶到系图书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看到后排好像还有一个空位，就走过去问那个坐在旁边的女孩子这里有人吗?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注意到她有一双异常妩媚的大眼睛，顾盼生辉。中间休息的当儿，她告诉我她叫迪娜，来自俄罗斯。

　　那一年，我们都还非常的年轻，我二十出头，而迪娜只有十九岁。作为系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新生之一，我们很快就开始结伴一起上下课、去食堂和图书馆，没课而又有太阳的日子。我们会在学生咖啡厅买好咖啡端到外面来，坐在图书馆矮矮的石砌围墙上，眯着眼睛把脸冲着天，一边享受不常见的阳光，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手里好像握满了繁华，内心里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青春的寂寞。

　　迪娜是一个很美丽精致的女孩子，白皙细腻的皮肤，挺直的鼻梁，耳环的式样与颜色总是和衣服搭配得非常协调，每看到她，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中文的形容词：赏心悦目。

　　时日无声流淌，迪娜与我慢慢地从要好的同学变成了闺密，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巴黎，在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我们两个会坐在我宿舍的地毯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手里捧着热热的茉莉花茶，谈论着东西南北、儿女情长的话题。迪娜12岁的时候，她母亲遭遇车祸去世，年少的她转瞬之间与她最依恋的亲人阴阳相隔，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命运的打击，每谈起她的母亲，迪娜都会忍不住地掉眼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也就跟着她一起掉眼泪。

　　后来，迪娜与我相继毕业，我论文上交之后就南下法兰克福，迪娜则留校任教，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后的七八年间，我们没有彼此联系。

　　几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散步归来，电话留言机上红灯闪闪，我一边脱鞋，一边摁下留言机的按键，一个遥远而又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嗨!我是迪娜啊!你好吗?我一直想联系你……你给我回个电话好吗?我的电话是……”我手里握着尚未完全脱下的靴子，仿佛入定了一般，半天也回不过神来。往事如潮水，顷刻之间淹没了我。

　　我去她生活的城市看她。多年不见，迪娜依然是从前那样的赏心悦目、温婉优雅，她早已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正式的教职，这对于一个母语不是德语的外国人来讲，能在德国大学里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系任教。是多么罕见的一件事，什么是秀外而惠中?迪娜就是最好的例子。

　　迪娜结婚较晚，婚后不久就怀了孕，她的生理反应相当强烈，整个孕期都很痛苦，当产期终于临近的时候。我看到她给我发来的照片上仿佛只有四五个月身孕的肚腩，忽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

　　那年的夏天，迪娜与她的丈夫史泰凡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发了一封电邮，上面写道：“7月6日，我们的女儿吕迪娅顺利地降生了。她是个比较特殊的孩子：她比一般人多一条染色体——第21号染色体。也就是说，她患有唐氏综合征。即所谓的‘蒙古症’……”我被这个消息惊得哑口无言。那个晚上，我久久地呆坐在书桌前，为迪娜感到深刻的悲哀——欲哭无泪、欲诉无声的悲哀。

　　去看迪娜的时候。我望着吕迪娅无辜的小脸，拼命克制自己的眼泪，迪娜并不掩饰她的悲伤，她说，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像当年得知她母亲的死讯时一样，我找不出安慰的话，而眼泪却是再也控制不住。

　　迪娜一度精神抑郁，而且变得非常脆弱敏感，作为她的朋友，我们都能理解她的感受，但在说话上却觉得相当困难，仿佛说什么都不对。孩子满月后不久，我陪迪娜出去散步。这显然是迪娜产后第一次出门，她有些笨拙地推着童车，不时有过往的行人微笑着往童车里看。我生怕迪娜会感到不自在，就说你看今天天气多好，这样的日子里就应该多出来走动，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迪娜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安慰我似的说道：“那是当然，如果我把孩子藏在家里，那不是自己隔离自己吗?”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迪娜的情绪起伏不定，她问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遇上了如此的不幸?作为相对高龄产妇，她怀孕时没有做羊水检查，真是太轻率了。如果查出孩子有问题，就应该把她做掉吗?难道有残疾的孩子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迪娜是一个充满爱心与耐心的母亲，每次看到她逗吕迪娅时的可爱样子，我都会很感动。她爱用手去挠孩子圆鼓鼓的小肚子，把孩子逗得嘎嘎笑：她也爱一边给孩子喂饭，一边轻柔地对她说俄语。吕迪娅稍微大一点了的时候，迪娜就带她每周去做两次物理治疗。让孩子在马背上锻炼肌肉与平衡能力。有一次。迪娜发来了吕迪娅戴着她的新眼镜的照片。上面写道：“小东西戴眼镜的样子超可爱，像一只快乐的小乌龟!”

　　如今，吕迪娅已经3岁了，迪娜早已不再消沉，她又回到了大学里给学生上课，不时发表专业论文；同时，她加入了德国的绿党，开始从政，准备在维护残疾人权益方面做一些事情；在网上，迪娜与几对有相似经历的父母一起创办了一个论坛，互相交流经验与心得；她还专门为吕迪娅开设了一个博客，仔仔细细地记录下这个不平常的孩子成长的点滴……

　　迪娜的坚强不是装出来的。有一次她带着女儿来看我们，气色与精神都很好。饭后我们坐在花园里聊天，她忽然问我：“你看吕迪娅长得像我还是更像史泰凡?”我瞅了瞅坐在她怀里的小妞儿，小心翼翼地回答：“嗯。说不上来。”她呵呵笑了：“我看她更像我，你可别忘了我父亲有蒙古血统!”我在心里舒了口气，她又有了开玩笑的心情，谁都知道。“蒙古症”与“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迪娜抚摸着女儿细细的头发，满眼都是慈爱地凝视着她，悠悠地说：“这个孩子让我懂得了人生，这是我最应该感激她的地方。”

　　好的女人是一本书，读她千遍也不厌倦，迪娜就是这样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