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认识的两个男孩子的故事——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男孩子，未来还有多种可能性，现在他们都是30+的老男人，人生的前半段已经基本定型。这样的故事太多、太普通，也太容易被忽略。写下他们的成长，主要是用来自勉当前的我，因为我也需要反思自己的人生。

　　之所以选择男性来做参照，是因为男性不能像女性那样能退回家庭、相夫教子，所以能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人是失败还是成功。

　　第一个故事：

　　昨天满嘴塞着晚饭的时候，突然手机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

　　这是我的一个校友同乡。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家族中的长辈对比较优秀的男孩看得非常重，对他寄予了非常深切的厚望，希望他能够在仕途和钱途上熠熠生辉，光宗耀祖。他考上硕士之后，人生理想也变得很混乱。一会儿想当“著名学者”，一会儿想当“政要人士”，一会儿又想当“房地产商人”。其实，与其说这是“理想”，不如说是对名誉、权力和金钱的欲望。这些宏大的“人生目标”，把他已经压了个半垮。

　　他是学考古的硕士，但宿舍的桌子上除了放着《老子》之外见不到一本专业书籍。

　　研三时别人都在找工作或者考博，但这货却几乎不去教室，也不去图书馆。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宿舍上网聊天看电影打游戏。

　　在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他离校出走了，跟周围的人招呼也没打一声。——离校出走，什么概念？？据他同专业的人说，他毕业论文写不出来，被导师骂，然后他就卷铺盖走人了。

　　作为一个真心为他着想的朋友，我好不容易才打通了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跑到了南方的一个寺院里住了下来。我建议他赶紧回来，延期毕业都没关系，拿到学位再出去闯荡。

　　但是他似乎很淡定，说他看不上这学位，这限制了他的人生创造力。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事业”和＂方向＂。

　　既然这样，那我只好没话可说了。学位学历不见得一定对应着一个人的能力，但这里关键不是学位怎样，而是他虚妄之下的软弱。

　　在寺院待了半年多之后，他又跑到了更南方的一个清真寺，在清真寺办的穆斯林女中里教语文和历史。平时也会在当地的图书馆读宗教、民俗、教育类的书籍。还曾经让我帮他列过一个文学类的书单。我以为宗教的熏陶、清真寺的戒律、边地民风的淳朴，以及有书可读的环境，已经让他的精神境界变得从容一些、也更踏实一些了。我以为他从此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下去。

　　结果大概一两年之后，他给我写邮件说，他以为自己“韬光养晦”够久了，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还是那种熟悉的妄自尊大的口气。

　　我心想，坏了。

　　果不其然。昨天打电话来，正是他说要跟着一个建筑队去搞设计，做cad制图。

　　cad，这个跟他之前的考古专业、以及后来读的宗教、民俗、教育，都没有一点关系。我问他学了多久，他说“边做边学”，他的潜台词，应该就是没怎么学。

　　我问，那你还回清真寺吗？他说：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不喜欢那个地方。

　　我想了想，还是忍不住说：这次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下来，不能半途而废。因为超过三十岁的人，时间和精力都已经没有太多试错的余地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年轻人。我亲眼看着他最好的年华，在他缺乏清晰的理想、又缺乏自律和定力的惨淡经营下，坍塌成一堆齑粉。我看到了什么是没有担当的人生。

　　第二个故事：

　　要讲到的第二个人，是我本科时的一个学长。毕业之后回了老家的地级市，在一个四流高校做行政工作，跟专业毫无直接关系，一直到现在。

　　他出身于一个看似条件不错的家庭，然而他的童年虽然物质生活充裕，家教环境却无比糟糕，在亲情上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错乱和缺失，用“命运多舛”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具体不详述了，经历过他那种童年生活的人，如果没有严重的，那简直是奇迹了。

　　然而学长就是这样一个奇迹。不但精神健全，人格完善，而且成为了一个诗人，不夸张地说，有天才般的光芒。与他交往过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当然，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学和诗歌拯救并升华了他原本十分苦难的精神创伤。

　　他在一个民间诗歌小圈子里很有名。同时这个小圈子由他本人一手打造。他在学校时就写得一手好诗，而且经常组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写作交流。诗歌圈是一个很边缘化、但是又很自得其乐的特殊场域（当然实际的生态状况也很复杂，背后往往纠缠着各地文联、作协、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宣传部门、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之类）。出了那个圈子，是没人认识他的。但这不妨碍他乐此不疲地经营自己的那个小圈子，做得风生水起。

　　学长的另外一个事业是组织学生剧社。除了能接触到更多年轻漂亮、有灵气的女孩子之外，他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离不开“艺术理想”。他排演过很多先锋戏剧，在当地的商业场所尝试上演过，票房不用说了，肯定是很惨淡。但为了学习观摩，他还是会一次次驱车到200公里外的省城去看那里巡回演出的话剧，再连夜赶回他所在的小城市。

　　（相比之下，我感到非常惭愧。我住的地方，离保利剧院和首都剧场都可以骑15分钟自行车抵达。但我一年看一次话剧就就算不错了。）

　　学长还利用业余时间拍了家乡水库库区生态环境的纪录片。但据说由于涉及敏感问题而不能在电视台播放，只能作为独立纪录片存在于网络上，但这不妨碍他对这部片子的喜爱和重视。

　　我一直替学长的才华和抱负而深感惋惜。如果能像我辈这样花一点工夫考研考博，从而有机会更深地接触一些“高端”的”文化人”，那么以他的优秀（而不是学历学位这些东西），在京城小小聚敛一把人脉、找个更高的平台待着，从而享受到更多他喜欢的文化资源，更充分地发挥他在创作上的优长，大概不成任何问题。

　　但直到有一次，我从学长的博客上看到了他和诗友聚会的照片：是在一个农民诗友的家里。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诗人（确切地说是两个农妇），笑容却像小女孩般无比纯真灿烂，没有受到＂知识＂、＂学问＂的污染，有藏不住的满足和幸福感，背景是起伏的群山，面前一口大黑锅，锅里是野菜馅儿的饺子，野菜是他们一行人刚上山采下来的。——我看清楚了自己的“志向”之于学长的“诗生活”来说，是怎样的鸱之于鹓雏。

　　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这是听起来简单但很难实现的事情。因为“文化”往往一层层覆盖在了我们的精神之上，形成了厚重的“人格面具”。这些民间诗人的生活绝不轻松自在，但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生命没有被消耗和稀释，反而增加了密度和容量。那绝非虚幻的繁华所掏空的灵魂所可比拟。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立春》所描述的那样，但精神状态远比《立春》中热情饱满。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年轻人的故事。当有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活泼地、也是深刻地植根于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那么无论周围的土壤再怎么瘠薄，生命本身都显现出一种挺拔向上的姿态。这种人生才是真正值得羡慕和尊重的。它并不靠怎样恢弘的外部目标，而是靠充盈、内敛的张力，人生有着这样的底子，才不会被轻易压垮。

　　失败常常不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而是在心理上默认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度限制。

　　六年前，一位朋友南下求职，根据她的专长和才华，负责一个部门运行不成问题。

　　我给一家电信公司的余总工程师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让朋友约定时间面试。没想到她却说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大的电信公司做过主管，恐怕面试无法通过，或者做不好工作，影响朋友的面子，只好“退而求其次”。

　　她先给几家用人单位寄去简历，足足等了半个月，结果石沉大海无消息；接着，她又去找区级人才市场或者职业介绍所，见了几家用人单位，结果是“高不成而低不就”。最后，她打电话给电信公司余总工程师，总工办秘书接过电话问道：“请问您找哪一位？”她回答说：“请找余总。”秘书说：“对不起，余总正在开会，可以请您留下口信吗？”她又不好意思留口信。

　　一周后，我给她讲了一个“跳蚤的故事”：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只跳蚤放进玻璃杯，发现跳蚤跳的高度一般可达到它身体的400倍，如果再增加一些高度，跳蚤就跳不出来了。但是当你把一盏酒精灯拿到杯底，跳蚤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它就会“嘣”地一下，跳了出去。正如兵法上所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朋友很快领悟，第二天一上班，她就给余总打电话，又是秘书接的电话，但她直呼余总的名字，秘书不敢怠慢，很快接通电话……

　　现在我这位朋友早已成为该公司的设计室主管。余总多次对我说：“我真该感谢你，你给我们公司介绍的这位同事诚实、能干、进步最快。”

　　其实我们许多人也在重复着这样的“跳蚤人生”：因为在心理上默认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度极限，而甘愿忍受失败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