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史》读后感

郭咸纲教授所著《西方管理思想史》是一部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六篇，从早期的管理思想开始，经过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一直到当代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思想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科学的梳理和分析。书中也提到了管理理论发展的线索和研究方法，并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景和领域作了分析与展望。

学了几年的管理，越来越发现管理学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组织，管理便出现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管理的实践一直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直到近代，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才出现，管理学才作为一门学科正式产生。当然，这是有着其显著的社会经济背景，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公司制度在美国的确立，企业的规模、数量不断扩大等等。

西方管理理论自产生以后，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经济组织的的演变与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组织的演变为管理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管理研究的进展又为新型组织的巩固提供了支持和保证。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和理论演进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由于企业或行政等组织的经营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从实践中得出管理理论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甚至繁杂性。所以在管理理论中没有那一个理论一手遮天、独霸天下，它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甚至一度出现管理学的“丛林”现象。管理学的理论流派多彩纷呈，理论也各不相同。管理学从产生到现在有代表性的理论不下几十种，在加上一些不入主流的，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导致对管理作一概念上的界定都无法产生一致的定义。比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等等，但我仍然比较推崇孔茨的定义：管理就是在正式的组织化群体中通过别人做事情的艺术，也是创造一种环境使这种组织化的群体里的人们以个体或协作的方式实现群体目标的艺术，同时也是排除绩效障碍的艺术以及在有效地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保证最优效率的艺术。

尽管管理思想源远流长、繁杂多样，我们仍然可以抽丝剥茧，探寻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同时，股份制的企业制度促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家们开始把注意力从技术转移到管理上来。“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代表性的就是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特别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按照时间顺序，下面出场的是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动作研究。动作研究的目的是制定出合理的动作模式，采用合理的工作方法，改善工具和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接下来韦伯的组织理论暂居潮流。他的理想行政组织可以分做三层：其中最高领导层相当于高层管理层，行政官员相当于中级管理层，一般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层。韦伯还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利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目标，只有权利才能变混乱为有序。与泰勒、韦伯并成为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的是法约尔。他的一般管理理论直到现在一直散发着光芒，尤其是他的14条管理原则，一直都是管理的通行准则，是企业维系长期有效竞争的平台。1933年，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正式形成。他领导的霍桑实验，其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理论对人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1938年，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形成。协作系统是有相互协作的许多人组成的个人可以对是否参与某一协作系统作出选择，这取决与个人的动机包括目标、愿望和推动力，组织则通过其影响和控制的职能来有意识地协调和改变个人的行为和动机。1943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一经提出便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是天生的、内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顺序发展的，满足了的需要不再成为激励的因素。团体动力学是卢因与1944年提出的。这里的团体是指非正式组织。团体三个要素：一是活动；二是相互影响；三是情绪。团体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各种力的“力场”。团体成员认为其他人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时，就产生了社会惰化效应。1960年，麦格雷戈的著作《企业的人性方面》出版，标准着“X理论-Y理论”的成型。他把传统管理观点成为X理论，即“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软硬兼施的思维方式。Y理论把人们当作成熟的成年人看待。实施方法有：分权与授权，参与式和协商式管理，扩大工作范围等。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理论是一种研究企业领导方式及其有效性的理论。他们指出：在对生产关心的领导方式和对人关心的生产方式之间，可以有使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相互结合的多种领导方式。1965年，亚当斯提出公平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1965年，菲德勒的权变管理思想认为没有固定的最优领导方式，应当根据领导者的个性及其面临的组织环境之不同，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领导方式可分为任务导向型和人际关系型。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最好的领导形态，企业领导者必须具有适应力，自行适应变化的情景。1966年，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面世。满意因素多来自于工作任务本身，不满意因素多来自周围环境，也称之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他还提出了最简单的激励方式“踢一脚（KITA）”，工作内容丰富化才能有效地利用在人力资源。同年，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个人成就需要思想，作为领导者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培养下属的成就感而使其获得激励，从而提高组织效率。三种重要的动机或需要：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亲和需要。要创造一种组织环境，使人们有机会取得成就，对成就的人给予报偿。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人。德鲁克的有效管理者理论也是管理思想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理论。他认为：管理者的效率往往是决定组织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并不是高级管理人员才是管理者，所有的负责行动和决策而又是有助于提高机构的工作效能的人，都应该想管理者一样工作和思考。管理者要富有成效地工作需养成五个习惯：正确地统筹时间，注重获取成果，把工作建立在优势基础上，集中精力，做有效的决策。1977年，西蒙的管理决策学派在管理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一个过程，决策的核心是选优，只能满足“令人满意的”决策。决策常依据事实、价值、环境和条件，对信息要求准确、及时、适用、经济。经理角色学派是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个管理学派，他以对经理所担任的角色的分析为中心来考察经理的职务和工作，以求提高管理效率，以明次伯格为代表。经理人所担任的角色有人际方面的如挂名首脑、领导者、联络者，有信息方面的如监听者、传播者、发言人，有决策方面的如企业家、故障排除者、谈判者等。1981年，大内的Z理论名噪一时。他把那种既结合自己的特点，有利用日本管理方法而形成的新型企业称之为Z企业，把这两者兼而有之的管理方法，归纳为Z理论。Z型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其中包括长期雇佣、信任以及亲密的个人关系。1985年左右，波特的竞争战略研究已渐成型。决定行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是行业的吸引力，以下五种力量决定行业的盈利能力：新侵入者、供方力量、替代者、行业内竞争、买方力量。五种力量的抗衡中，蕴含着三种成功型战略思想：总成本领先、差别化、专一化。沙因是组织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他率先提出了关于文化本质的概念，对于文化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文化的形成、文化的转化过程提出了独创的见解。组织文化有物质层、支持价值观层、基本的潜意识假定层组成。文化的五个维度是：自然和人的关系、现实和真实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人际关系本质。到了20世纪90年代，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腾空出世。所谓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要建成学习型组织需要进行五项修炼：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近些年，哈默的企业再造理论甚嚣尘上。企业再造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效率。企业流程再造是企业内部的一场革命，这一过程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业务流程在再造的核心目标是再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目标是把企业由职能导向型转变成流程导向型。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至今，已逾百年，不少思想至今仍光芒万丈。但它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细细探索，不难发现，它有着这样的演变趋势。比如更注重知识、知识结构的测量，更注重快速应变，全球战略、实施跨文化管理等等。

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几条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比如从制度的变革到人性的发掘，比如企业不同的部门协调到企业大系统管理的研讨，比如对人性假设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激励理论与思想。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史所能够遵循的方向。

第二篇：西方管理思想史(2)

2．导  言—— 管理理论的发展线索和研究方法综述

郭**

    任何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有其假设和前提，并且这些前提能否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是这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管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所要接受的检验截然不同。

    20世纪30年代科斯（R.H. Coase, 1937）[1] 的经典性文章，以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因经济学理论无力明确阐述它的假定而痛苦，因为建立理论时通常忽视检验其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今天，经济学家仍然为无力检验其理论赖以成立的某些重要假定而苦苦思索。管理学领域的情况恰恰相反，管理学家在为其理论及其前提接受的检验太多而备受折磨，任何一种管理理论从产生开始，就要受到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的检验。管理实践活动的丰富多彩，使得管理理论相形见绌，以致于人们至今还很难给管理下一个精确而统一的定义。

    截至目前为止管理理论还不是从假设开始的，经验性的实证分析是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无论针对什么对象，因为环境背景因素是理论和实践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从不同的实践环境中诞生出来的理论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理论体系。从构成古典管理理论大厦的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法约尔(Henri Fayol)的组织理论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行政管理理论开始，到行为科学的产生以至到现代的管理理论丛林，都有这一特点。所以“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一步表明管理系统多视角审视的歧义性、复杂性。”[2]

一、管理理论的发展线索

   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的。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尽管理论形式千差万别，但是研究的主题仍有着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关系以求最优化实现其目标的科学。管理涵盖着人、思想、观念、行为、方法和结果。古典组织理论是在当时市场环境比较稳定的情形下产生的，开管理理论先河的管理学大师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在提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后，进一步明确指出，管理目标是采用最佳管理模式使工人最大程度地发挥积极性，作为回报则从他们的雇主处取得某些特殊的刺激（泰勒，Taylor ,1911）。[3]法约尔将管理理解为领导者对组织进行管理，他将管理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5个因素，其目标是企业的稳定和发展，达到目标的最优方法是14条管理原则（法约尔，Fayol,1916）。[4]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指出，行政组织的内在要求是稳定、严密、有效、精确，采取的最优方法是科层制（韦伯，Weber，1921）。[5]古典组织理论隐含着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如管理行为的动力是为达到既定的组织目标，管理行为的有效模式是选择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时的管理模式等。

    行为科学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如何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是行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管理的各种学派也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管理和谐这一重要思想。尽管孔茨（Harold Koontz）等人把法约尔的组织理论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但是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维护一种环境，使身处其间的人们能在集体内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体的目标”（孔茨，Koontz，1955）。[6]巴纳德（Chester Irving Barnard）的社会系统学派自成一家， 他在分析了个人与组织后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给出了协作系统在共同目标下的组织结构关系，目标是使组织有效和有能力（巴纳德，Barnard，1938）。[7]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继承了巴纳德的思想而创立了决策理论学派，并因《管理行为》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西蒙等人认为：组织就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西蒙，Simon，1958）。[8]在他的组织系统中，理论上的决策最优质和实际上的令人满意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西蒙，Simon，1960）。[9]运筹学在二战中的兴起，并奠定了数量学派的基础。数量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并求出最优解，以达到组织的目标。在组织的目标下，用数学来解决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特色。以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技巧，管理是用技巧来解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问题（德鲁克，Drucker，1954）。[10]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管理是由经理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经理所承担的角色体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角色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从舞台术语中借用于管理学的，角色就是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演员、经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角色。”（明茨博格，Mintzberg，1973）。[11]系统学派以系统理论为其理论基础，把组织看作是一个系统，它由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两个以上的要素或部分构成，是一个具有特定目标、功能和结构的有机整体。系统内部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构成其组成要素。系统的外部是组织的环境（约翰逊、卡斯特、罗森茨韦克，Johnson，Kast，Rosenzweig，1963）。[12]如果以整个系统科学作为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管理理论就有可能从这里走出现代管理理论的丛林。这也正是我们的基本观点。

    把古典的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丛林进行比较，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古典管理理论带有的系统思维色彩比较小。二战后，市场越加变幻莫测，由此所形成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系统思想的色彩明显增强了。根据系统科学的新理论，用系统的思维观点来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将更加接近于现实。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管理思想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建立逐步向系统整合方向发展，这正是和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在管理系统的运作机制上，管理行为有既定的系统目标，系统内有多种变量相互作用，这些变量和外界环境有着非线性的动态关系。外界环境给定了这些变量发生作用的边界，目标给定了变量作用的最优化选择。最为关键的变量可能是由管理和被管理行为所形成的两个相互作用的管理力场，这个力场的始作俑者是人及其表现的人性，还有就是和外界紧密联系的背景文化和组织文化。这里的每一个变量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且都是呈非线性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态的系统模型就有可能建立起来，不过这是一个超大系统。现代系统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给出解决这个超大系统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问题的方案。对于这个超大系统的彻底解决，可能有待于超大系统理论的建立。

    信息论给出解决系统的信息流的流动机制及其影响的问题，控制论对超大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稳定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耗散结构理论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机制指出了方向，如何输入负熵成为问题的关键；而协同学为这个超大系统“建立一种用统一的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哈肯，Harken，1988）[13]，涨落和快慢变量对系统的演化将起关键作用；突变论是解决系统的突变和拐点问题，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系统的整体发生突变，系统通过失稳从一种组织状态变成另一种组织状态；而超循环理论是解决“块复制”的机制问题，即组织的发展如何把自身的核心能力复制到要发展的区域并和环境融合起来。

    美国的系统动力学专家福莱斯特(Jay Wright Forrester)教授，首创了一套关于社会系统的建模和分析的方法。[14]建立一个社会大系统模型，首先要明确系统的目标、系统的边界、划分子系统、明确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对于管理系统这样一个超大系统，与福莱斯特教授的要求比较相符。除了采用动力学方法以外，还有模糊系统理论建模方法和灰色系统理论建模方法。尽管采用了这些现代系统理论的方法，但是对于管理系统这个巨大系统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路还很长。

   “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揭开迄今未经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雷恩，D.A. Wren，1979)。[15]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理论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人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化。人性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管理可以看作是由人性驱使的一种社会活动。对人性的探索最初来源于《国富论》，斯密(Adam Smith)认为，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16]李嘉图(David Ricardo)把经济人的观点发展成群氓假设（李嘉图，Ricardo，1817）。[17]而把“经济人”的观点用到管理上并建立其理论的是泰勒（泰勒，Taylor，1911）。[18]“社会人”的发现是梅奥(George Elton Mayo)对管理理论的贡献，它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梅奥，Mayo，1933）。[19]“自我实现的人”是马斯洛（Abraham H .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一级，是人的更高一级的追求（马斯洛, Maslow，1943）。[20]而对人性进行归纳性分类的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理论和Y理论(麦格雷戈,McGregor，1960)。[21]约翰·莫尔斯(J.J. Morse) 和杰伊·洛希 (J.W. Lorsch) 在1970年发表的《超Y理论》，是对上面经典人性研究的总结。[22]“复杂人”的观点揭示了人性多维结构上的多面性。对人性的层层揭示和多面展示，在引导管理理论不断发展的同时使得流派纷呈。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化人”假说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这在特雷斯·E· 迪尔(Terence Deal)和阿伦·A·肯尼迪（Allan Kennedy）于1982 年写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得到阐述：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特雷斯·E· 迪尔、阿伦·A·肯尼迪，Deal & Kennedy，1982)。[23]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博弈论经济学，也许能找出人性更深层次的本质，人的最优选择或许更加趋于理性。然而对人性全面了解也许还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突破。对人性的认识永远不会终结，管理理论在未来的研究中定会更加异彩纷呈。

   “管理是文化的产儿”(雷恩，Wren,1979)，[24]管理理论发展是和文化紧密相联、并且根据各种不同的文化底蕴酝酿产生的道德准则和制度变化而向前演进。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产物。管理理论沿着文化的轨迹演化主要有三条线索：一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管理理论的文化基础（马克斯·韦伯，Weber，1904），[25] 理论家们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古典组织管理理论； 二是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氛围形成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三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成为当代管理理论的主要特色。“文化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必将使管理走出管理理论丛林……成为当代管理发展的大趋势”。[26]管理文化的最优境界极有可能是东西方文化最和谐的融合。

    管理学是研究在一个管理系统中为了达到管理目标，使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趋于最优境界的问题。管理系统存在着最优境界，这个最优境界是实现管理目标的最佳路径。它是由三个层面的最优组成的：一是管理所形成的力场和被管理所形成的力场在达到完全重合时管理达到最优，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任意一点的管理强度最大；二是当管理文化达到完全和谐和融合时，其组织文化的氛围达到最优；三是个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理性完全一致时管理达到最优。当一个管理系统达到了这三方面时，管理的最优境界就实现了。而通过理论探索建立管理最优境界的理论体系，就形成理论管理学的基本架构。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始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管理的最优境界（郭咸纲，1999）。[27]

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角度

    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梳理出三条线索：第一条是从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这是目前管理学发展的主线，我们可以称之为应用管理学；第二条是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从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理论管理学；第三条是以企业管理案例（如MBA案例）研究为主要代表的管理学，这一条线索实际上给管理提供了一块试验田，使得每一位受教者把自己假想为管理活动中的一员，对管理环境进行假想式的试验，以求各种可能的管理结果，我们称之为实验管理学。对不同的管理学其研究方法是不同的。

    在管理行为中贯穿于其间的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对于管理行为中人的研究的深化是对连续的过程模型进行不断改进的基石，并由此不断揭示管理世界的一些新真理。

    管理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多约束的领域，管理从已建立的社会科学范畴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并且将面向商业团体的具体运作作为整个管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因。理论的和经验主义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数学和统计学。而对管理理论来说，它们相互协调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来源的多样性的直接后果是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而复杂的管理实践使得管理者不被狭隘的理论和经验传统所束缚，他们能从广泛的方法中进行选择，并能在具体的管理项目中从多个学科的角度把相关的方法和知识加以整合和应用。   

    可以说，作为管理学基础的理论管理学体系截止目前还没有建立，这使得管理学看起来更象一门纯粹的经验科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理论管理学落后于应用管理学和经验管理方法，这种状况就成为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桎梏。管理学诞生于泰勒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追求效率的结果。管理学的实用性一直是管理学发展的主线，但是对这一学科的内在机理的探索却显得不够。管理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机理分析应该是理论管理学主要研究和探索的领域。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故而理论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和应用管理学不同。应用管理学是从实证主义出发的，而理论管理学应该从对人性的研究出发，有什么样的人性就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人的社会活动的特征和管理模式，因此建立人性模型就成为理论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尽管在应用管理学中也有一系列人性假设，但是从这些假设出发建立理论模型显然是不充分的。

    理论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从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把理论架构的建立作为研究的重心。研究的方法可以从一个高度抽象的人性模型出发，探索在一定的管理环境下的管理行为模式，并以此建立科学的管理理论，继而把模型的约束条件逐步放宽。在理论上每放宽一级就可能向真实的人性靠近一步，从而就会有相应的管理环境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关的理论、原理、定律和法则诞生。这样就可能逐步建立起理论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当管理者能明确自己管理人性的假设模型后，就可以把理论管理学所提供的管理规律作为自己管理行为的指南。

    理论研究的这个构思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尽管建立起了理论管理学的核心体系，但是模型的基础是对人性的构建，而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结，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角色的转换规律还有待于探索，所以，理论管理学将是一个随着其他人文科学发展而一起发展的学科。我们无法对各种环境中、各类文化背景中人的行为进行全面构建，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人们探索管理这一伴随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社会活动提供的又一个研究思路，将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书目

[1] 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P386.

[2]席首民：“再谈管理、管理研究和管理理论”，1997年.

[3] Frederick 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t York: Harper ＆Row, 1911.

[4] Henri Fayol, 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le et Generale,Paris, Dunod,1916.

[5]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ans. by T. Pars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6] H. Koontz and C. Odonnell,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ow Hill Book Co., 1955.

[7] Chester I. Barnard,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8] 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7。

[9]同上，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icision,1960.

[10]Petet Drucker,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Row,1954.

[11] Henry Mintzberg, 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1973。

[12]约翰逊、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1963年。

[13]哈肯：《协同学》，1988年。

[14]福莱斯特：《系统原理》，1968年。

[15] Daniel A. Wren,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John Willey ＆ Sons, Inc., 1994。

[16]斯密：《国富论》，1976年。

[17]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

[18] Frederick 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1911。

[19] Elton 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3。

[20]A.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21] Douglas Mcgregor, 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0。

[22]莫尔斯、洛希：《超Y理论》，1970年。

[23]迪尔、肯尼迪：《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1982年。

[24] Wren,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1994.

[25]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tes Scribner,s Sons,1958.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5.

[26]谢雪华：《文化管理：现代工业管理发展的大趋势》，1977年。

[27]郭咸纲：《企业多级动力机制分析》，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