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读一本好书，我的感觉就是在经历一场头脑风暴，读时震撼，过后平静。而熊培云先生的这本《重新发现社会》就让我经受了这样的跌宕起伏。

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政府？

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思考过的问题。毕竟我们处在一个急剧转型、风云变幻的时代，就像狄更斯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遇，却也有无法承载的迷茫与困顿。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不正义、太多的不道德、太多的不应该，我们都有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曾有的理想的光芒日益暗淡，我们像身处茫茫黑夜中恣意漂泊的航船，一个小小的风浪就让我们颠簸不已。我们能否到达向往与憧憬的彼岸？而熊培云先生的这本书《重新发现社会》就像航海图，让我们看到了自身拥有的力量，看清了我们自身的位置，让我们有了一条明确的航线。

书中为我们拨开了笼罩在社会、国家、政府三者中间的迷雾，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去透视和还原中国的道路，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行驶在一条不断走出“社会=国家=政府”传统模式的航路上。只有重视“社会”的作用，才能让中国安然驶过历史转型的“三峡”。而要重视社会的作用，首先要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只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才能有一个有序

良性的社会。作者似乎想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社会的定位，在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中寻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物权与税权中寻找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在自由与民主中寻找社会的底线，在传统与网络中寻找社会的传承与未来。

书中道出了国家里面产生的几大矛盾：人权和政权之高低；重刀剑还是重思想；是人民决定政府还是在政府决定人民；最后揭示出国家是什么：国家不是目的，只是国民将自己权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梁文道在序言《允执厥中》中提到：“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具体到个人，是否也是一个寻找自我价值与自我权利的过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在针砭时政的同时，是否应该反省自身做了什么？重新发现社会之旅，不应搭便车，更不是开倒车，而是在历史前进的征程中“发现个体的价值、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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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熊培云力作，梁文道作序，陈志武推荐）

目录

梁文道序允厥执中

自序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

国富论与民富论

重新发现社会

“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

爱国如何主义

第二章 经济与社会

社会化与资本化

绿色警戒

“社会资本”主义

被缚的“蜘蛛侠”

民间是个好东西

第三章 物权与税权

果壳上的物权

“没有理由不纳税”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第四章 从自由到民主

帝国稻草人

乳房与民主

新“农村包围城市”

底线理想与偷鸡寓言

从限政到宪政

第五章 开放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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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夫子到“孔先生”

从榜样年华到“青年领袖”

一个人的传统

整理国故：从墨子到胡适

“庸俗革命家”与“增量历史”

第六章 网络社会

自从有了互联网

“周老虎”——一个时代的标本

吃吃喝喝的民主——“网络咖啡”精神源流考

第七章 补遗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巴黎答客问

从游民到梭罗——与王学泰谈游民与中国社会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反思法国“五月风暴”

错过胡适一百年

“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附录 减政主义杜亚泉

后记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第一部分 序

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空间之名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

梁文道序：允厥执中（1）

梁文道序：允厥执中（2）

自序

自序：希特勒的“牛皮书”

自序：谁为谁献身？

自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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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重新发现学校》有感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北京玉泉小学高峰校长写的《 重新发现学校》这本书。全书以事带论，“以案说法”，对教师善心拳拳，对家长建议灼灼，对孩子情意绵绵。文笔质朴简洁，耐人品味；非常教育，又非常文学。

作为一线教师的我，读完本书有许多收获、许多感慨。现浅谈以下三点收获：

一、做一个智慧型的老师

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老师走进教室，看到里面一片混乱，学生们打打闹闹，该如何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由此出现了三种做法。第一种，老师拍拍手或敲敲桌子，大声喊着“静一静，上课了?”，孩子们安静下来。第二种，老师啥也不说，走到讲台上，先写一个“表扬”，然后在“表扬”的下面把那些安静的孩子的名字写下来，孩子们看到了，马上就会坐好。第三种，老师把拳头握起来，对着全体学生说：“我这里有一个秘密?”孩子们觉得好奇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结果，结果是上完课后，老师讲了一个笑话。

显然，采用第一种方法的老师不动脑子；采用第二种方法的老师会动脑子了；采用第三种方法的老师是智慧型老师。想一想自己在教学中，经常会碰到这种现象，几乎每一节课开始都要用些时间来强调课堂纪律。可是总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趴在

教室门口，四处张望看哪个老师来上课，等到老师走近教室他也很难安静下来。为此，我们低年级的老师采用了很多方法，一次次强调，个别谈话，有时也敲桌子，可以说是软硬兼施。可是，细细想起来自己多数时候也是采用第一种方法，没有动脑思考如何在每一节课的开始就调动学生的兴趣，设法吸引学生，总是反复强调课堂纪律又有何用呢？我深感今天的教师比拼的不仅仅是谁更兢兢业业、起早贪黑、苦口婆心，更重要的是谁能更有智慧地工作！做一个智慧型的老师是我努力追寻的目标。

二、做一个服务型的老师

高峰校长认为：只有满脑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才能创造出优质的教育。有一次，在高校长那里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他们学校就奉献了一台节目。高校长看得满脸乐开了花，但一些校长认为节目很一般，高校长知道后说：“我又不是演给他们看的，我是让我的孩子们借这个机会展示一下。我的每个孩子都上场、都能够在全国老师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是孩子在展示自己，而不是大人。别人看着如何我不管。”我觉得高校长这一点很了不起，满脑子都装着孩子，真正做到为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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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书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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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救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一下子拿不出一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困的人。 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

熊培云先生2010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单看书名，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政府”可能显得过于遥远和高高在上，而“市场”则显得过于无情和冷冰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社会”。

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术语，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

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熊培云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 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每个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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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读后感 19xx年以前的上海，虽是一个小小口岸，却五光十色歌舞升平，汇集各色政商名流，声名足以叱咤全国。发生在它身上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带你重新回溯那个年代，通过了解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那些精彩纷呈的传奇故事，那些老洋房与旧街道，体味历史并感悟人生。本篇为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千马撰写的年度城市观察。20xx年，上海设立自贸区，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王千马认为，170年，上海经历了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海派文化的没落，归根结底是开放的被边缘化。而今，自贸区的设立是否会成为对“丢失几十年”的一次主动弥补，仍需时间的证明。

正是1843年开始的上海开埠，给了中国一次现代化转型的大好良机。首先，它让清帝国那种全能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尽管这种转变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但再不甘心也要被推着往前走。其次，正如我在新书《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的后记里所说，因为开埠带来的中洋杂糅，一方面让上海成了八面来风之地，另外一方面也让上海包容和接纳了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以及装有这些不同思想和主义的脑袋--而这也成就了上海海派文化异于中国其它文化的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无疑又刺激了规则多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它对冲破其时封建帝国的一元专制，进而带来了自由民主的新风，是何其的重要和宝贵。尽管上海的开埠是耻辱的，是恶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第三章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伦理观的同时，也曾指出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比费尔巴哈深刻和丰富。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果将他这句话换成时下比较热门的词汇，也许就是“破坏性创新”。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开埠，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性创新。

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中国民众被专制压抑的热情也得不到释放。我们会看到，商人阶层悄然成为清末民初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此之前，家国普世政权体系存在数千年，周而复始未曾断流。大家追求大者定天下次者定一国。商业只是不入流的谋生手段。而商人更是在王权秩序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权力体系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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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识与社会发展

——儒学的重新发现与现代化 兼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

一、社会共识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国家在经历快速、短暂的高速发展阶段以后，一般会出现一段思想活跃期，在中国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五四运动、改革开放发声之始（我是这样认为的）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西方如思想启蒙运动、如现代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等等，各种思潮涌动，相互启迪、丰富、印证、发展、乃至论战，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带来的社会变革做着思想和观念的准备；但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社会思想权威被渐次打破，新的社会观念共识正在建立之中，在这段相对真空期往往会造成一定时期内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并外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失序，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中国汉代政治家贾谊讲“仓廪实而知礼义”。“实仓廪”，实际上是一个解决温饱问题的过程，这个阶段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都会有所改善，“填饱肚子”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道理是社会各阶层最易达成的共识——有共识社会就稳定、就发展；而这之后到了“知礼义”的阶段就会有些麻烦：“礼义”者何谓？何为？——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差异必然体现在思

想观念的差异上，共识被打破了，社会就会进入思想观念的混乱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动荡。

新加坡，从一个贫弱的弃儿小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积五十余年，经济上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廉洁高效；各民族和谐相处，国家认同感、社会归属感日益增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而且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思想观念建设三者呈现直线上升、并行发展的态势，几乎没有出现思想观念的混乱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是新加坡实现平稳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经验，对当下中国正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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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重新发现社会》有感

《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本书探讨的重点。至于作者为什么对中国未来有信心，我们当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培云的社会观察，他的文笔，是如此细致和娓娓道来，让我恨不得重回小学，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人文社会科学“推倒重来”。 培云是一个能够在纷繁的穿梭中保留一片内心绿洲的人，虽然也伴随着激越的情绪波动，但并不缺乏思索的宁静和从容。对于我们这些从抑制独立思考的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人来说，到大学毕业时还能保留住自己个性、特别是保留住思想个性的人，实在渺渺无几，而能够像熊培云这样独特洞察人、社会与国家的人就更是难得。

在当下中国，进入政治学领域串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多多少少说明了在一段时间的政治狂热将中华文明的基础几乎燃烧殆尽之后，人们怀有浓得化不开的焦虑和渴望。西方文明的政治之光并没有驱散中国文化的乡愁，这个百年幽怨总要寻求宣泄的途径。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出在政治对于社会、对人的过度侵略，那么，研究政治演进的理路，自然成为不放弃思考之人绕不开的问题。

社会，因此忽然成为一个思考的关键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吗？可是这里的社会到底含义若何？我们的社会如何与国家关联在一起？关联的途径是什么？样态可人吗？我们是社会中人吗？因何对公共事务表达情绪和见解？社会被国家覆盖和吸收了吗？国家是如何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渗透的？社会是中性透明的吗？那些无休止的争论，忽左忽右的思潮，是如何在社会中滋生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诸如本书作者熊培云这样的意见领袖如何与官方意见博弈？意见领袖们是透过社会的重重迷雾来作用于权力运作的核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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