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读后感 19xx年以前的上海，虽是一个小小口岸，却五光十色歌舞升平，汇集各色政商名流，声名足以叱咤全国。发生在它身上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带你重新回溯那个年代，通过了解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那些精彩纷呈的传奇故事，那些老洋房与旧街道，体味历史并感悟人生。本篇为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千马撰写的年度城市观察。20xx年，上海设立自贸区，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王千马认为，170年，上海经历了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海派文化的没落，归根结底是开放的被边缘化。而今，自贸区的设立是否会成为对“丢失几十年”的一次主动弥补，仍需时间的证明。

正是1843年开始的上海开埠，给了中国一次现代化转型的大好良机。首先，它让清帝国那种全能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尽管这种转变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但再不甘心也要被推着往前走。其次，正如我在新书《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的后记里所说，因为开埠带来的中洋杂糅，一方面让上海成了八面来风之地，另外一方面也让上海包容和接纳了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以及装有这些不同思想和主义的脑袋--而这也成就了上海海派文化异于中国其它文化的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无疑又刺激了规则多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它对冲破其时封建帝国的一元专制，进而带来了自由民主的新风，是何其的重要和宝贵。尽管上海的开埠是耻辱的，是恶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第三章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伦理观的同时，也曾指出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比费尔巴哈深刻和丰富。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果将他这句话换成时下比较热门的词汇，也许就是“破坏性创新”。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开埠，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性创新。

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中国民众被专制压抑的热情也得不到释放。我们会看到，商人阶层悄然成为清末民初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此之前，家国普世政权体系存在数千年，周而复始未曾断流。大家追求大者定天下次者定一国。商业只是不入流的谋生手段。而商人更是在王权秩序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权力体系边缘。

上海“再崛起”

幸运的是，在20xx年，上海开设自贸区。

自然而然，它让人想起了整整百七十年前的开埠。只是，这种联想有其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上海走向了开放；但也有很大的区分，那就是当年的转变，是被动的。其由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是主权不统一下的被迫的权力缩水，而

现在的转变，却是主动的。这样的“有限政府”，更靠近“服务型政府”，很符合当下全球改革的潮流。

当然了，当年上海的开埠，是西方列强想寻求一个宝地和中国做生意，这次开设自贸区，落脚点同样是在商业或贸易，是中国主动寻找世界性市场。不过，正是在贸易中崛起的商人阶层当年曾推动了中国全方位的变革，谁说这次的自贸区不能惠及其他方面？！它的影响力将会深入文化、教育到科技……当然，它也会促成“地域联动”。有人就开始憧憬，当上海自贸区开设之后，杭州会如何？南京会如何？现在已经努力融入长三角的皖中又如何？更何况，“自贸区”中所蕴涵的“自由”，难道不正吻合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么？！可以说，这种建立在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改革，再也不是破坏性创新，而是建设性创新。上海需要这样的创新。也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对上海“丢失的几十年”的一次修正，亡羊补牢却为时未晚。

希望在这样的创新下，上海依旧能给中国继续带来惊喜，继续推动中国在现代化中的进一步转型。曾在上海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举办的“看得见的开放”的新书分享会上，我朗诵过一段自己新书后记的内容，我觉得用这内容给这篇文章结尾也非常恰当：

今天的上海，已然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象，这也意味着它有着足够的故事，供我们细细温习和揣摩。我们只有理解这些故事，才能明白今日上海的骄傲。当然，上海也不能自甘骄傲，从此在世人面前端起架子，要知道，它所有的骄傲，正是源于这一个世纪多以来的八面来风所塑造。只有在新时代里再一次兼容并蓄，上海才真正成为上海。

第二篇：重新发现制度

《重新发现制度》读后感

一、关于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反对当时的学术界把行为主义、功利主义等作为分析个人和群体行为最基本的范式，反对把制度的及其作用放在相对次要的层次。反对那种认为制度只是适应环境变化而生成和变迁的规则。同时作者又极力反对仅仅将政治看作是一种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分配性工具，作者强调政治同时也是一种赋予行动以某种价值意义或解释方式的象征和仪式。正是因为有了政治的象征意义，才使政治行动在诸多的价值冲突和稀缺的资源环境中确立了运作的基础和目标，才使得公众的各种认知、价值和偏好进入政治过程，并在公共政策中得以体现。同时认为驱动人们行为的不是对结果或者利益的预期，而是由于制度义务和制度责任的驱动。 他们认为恰适性行为模式、规则、管理等才是政治学的核心特征，理解政治稳定和政治变革需要一套新的基于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理论。这样的论述把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中提到了极高的地位，改变了已往对于制度的评价和论述，所以两位作者对也被奉为新制度主义的开山代表。

二、恰适性的逻辑

本书的观点中给我最深刻的影响的应该是作者关于“恰适性”的论述，因为书中的论述相比旧制度主义的观点有很大的进步。作者认为政治的组织逻辑是恰适性。而关于恰适性的含义是这样论述的：“政治制度是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人们）依据角色和情景间的彼此关系，这些制度规定了哪些行为是适当的。”作者认为影响人们和组织行为的动机不是他们基于个自己利益和对结果的预期，而是基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所处的社会角色，按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不同的位置和角色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在考量自身行为的时候是依据自身角色具有的责任，自我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制度的要求，是否是恰当的，是否是合适的。简而言之，自身行为跟制度义务的恰适性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普遍因素。当然作者同时认为恰适性逻辑的成功实践是和对人们的教育、教化分不开的，这就意味着制度不仅仅是规定着什么适当的，什么是不当的，同时还要把制度用类似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传播和教化到民众之中，让人们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这样才能是个人的行为时恰适制度要求的。

作者关于恰适性的论述让我联想到制度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原始安排会对以后制度的变迁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会使制度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运行，不管以往制度是有效地还是无效的，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的时候我认为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路径依赖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以为常。当制度运行过一段时间之后，按照制度角色的要求行事就变成了制度承受这的必然选择，从而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

但是，虽然作者对行为主义、功利主义等结果逻辑进行一一的辩驳，作者的论述都有一定的道理，制度对于政治和人的影响是基础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个人觉的仅仅用人们对制度的恰适性或者说对制度和规则的习惯遵从还不能够客观完满的解释人们的行为模式，毕竟制度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有着很多的制度安排和规定，而且各种制度之间还或许有冲突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不同制度对同一社会角色的不同责任要求，这些责任要求对角色的影响力大小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对承担相同角色的人的影响力也有差异，甚至有时候对同一角色的不同责任要求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就必然会造成一种现象，在相同制度安排影响下的相同社会角色，面对相同的事情做出不同的行为，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坚定的说这些不同的行为都是角色根据相同的恰适性做出的，这其中必然有角色承担者从自身需求和对结果的预期出发而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关于恰适性逻辑的观点有一些太过于绝对。

三、关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关系

旧制度主义一般认为制度是根据制度环境的要求而制定，并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简而言之制度环境塑造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过程。但是在本书中作者确认为政治制度不仅对环境做出反应，同时也在创造环境。现代政治学理论把现代政治输出看做三个基本要素的一个功能：偏好在各种政治人中的分布、资源（权力）的配置、以及博弈规则所强加的约束。同时认为这三个基本要素都是外生因素，他们对制度及其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作者认为这三者都是在制度的影响之下而建构的，是制度影响了人们的偏好、资源的配置和博弈规则的安排。因此，对于三者来说，制度都是内生因素。

作者认为当每个政治人都成为他人环境组成部分时，他们的环境一定程度上

是取决于自我的，人们在适应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在对人的行为作出回应，这是一个不断进行调试的平衡过程。正如强行推行一个新的制度的时候，新的制度必然会为创造出有利于制度运行的新为环境，并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制度环境。同时人们根据自身角色的制度要求决定自身行动本身也在创在新的环境。

四、关于制度变迁

尽管作者对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政治稳定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作者依然坚定的认为制度的稳定性和变迁性是不矛盾的。他认为制度并不意味着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不意味着制度暂时不能迅速而严格的适应环境就必然会失败，所以制度会在适应环境和创造环境的过程中发生变迁。

关于有意图的专门的制度变迁，作者给予了客观审慎的评价，认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和方向并不一定能按照既定的意图进行，一方面因为制度变迁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因为制度之间以及制度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存在很多现在的和显性的联系，一个制度的变迁会牵扯到诸多的相关制度同时也给人们行为的恰适性带来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迁意图本身有时就是不清晰的或者是多元的，意图会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甚至变迁的意义是在过程中被人为塑造出来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成功或者失败（挫折），两者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大相径庭，失败所诱发的社会压力能够导致原有行为的持续而不是变化，因为制度变迁的尝试使得社会系统去尽力修补和改进相关程序而达到维护稳定和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作者重视宽松环境下的改革信心和进行试验的自由空间二者的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作者对制度变迁持肯定的态度，同时认为变迁是一个系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很多的条件和准备，也面临很多的负面因素，渐进的制度变迁是变迁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