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谢谢对方辩友精彩的陈词。

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方观点是治贫比治愚更重要。开篇立论，概念先行。治，就是治理、管理。贫，是指因为贫穷而生活窘困，是一种物质生活匮乏的表现，简而言之，治贫就是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我方的立论标准是治贫与治愚哪个对主体的发展和完善起决定性作用。下面，我方将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治贫是完善个人的前提。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每个人的需要分为几个层次，按照重要性不同，将其组成一个金字塔。他指出，在这个金字塔底层，是最优和最重要的需要——即生理需要，也就是治贫的需要！然后才是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这些囊括治愚方面的需要。个人只有具有了一定的物质物质生活水平才能维持生存，才能继续发展，逐渐完善。治愚固然重要，但治愚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只有通过治贫，才能满足这个基本需要，才有可能治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治贫比治愚更重要。

第二：治贫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也提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解决温饱问题，即治贫题中之义，是基础中的基础，而治愚则属文化、科技和艺术等这些上层建筑的范畴。正所谓，治贫为根，治愚为叶。根繁方能叶茂;治贫是源，治愚为流，源远才能流长。再且，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决策，全民行动，共谋经济发

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治贫，是强国，是促进国家的发展。再让我们看些数据，社科院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的财经费用中有10%用来发展教育，而近有80%都用于发展经济。这难道不能说明国家在发展教育的同时更注重发展经济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治贫比治愚更重要吗？

第三：治贫是社会进步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是社会第一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根本表现，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通过治贫来克服贫穷，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与飞跃也都是对贫困的突破，这正是治贫的体现。从历史发展上看来，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搞其他。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果，国家富强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稳定，我们才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进行一场精彩的辩论。治愚不以治贫为前提的话，那么，再宏伟的治愚大计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也难免落得一个心在天山而身老沧州的局面。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治贫比治愚更重要。

第二篇：治贫比治愚更重要(四辩)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大家晚上好。对方辩友激情洋溢的辩论真是。。。。。。的鲜明典范。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对方辩友可谓是“嘈嘈切切错杂谈，大错小错落一盘”，那么落在哪儿呢？

第一、脱离辩题。辩题是“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这就划定了既存在“贫”又存在“愚”的人类低级发展阶段的大环境。对方辩友超阶段、超环境地高谈“治愚”。却忘记了中国贵州省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的现实。喝鱼翅燕窝汤对富人来说是强身健体，对穷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倾家荡产啊！

第二、立论不稳。对方辩友将治愚无限扩大化，似乎海纳百川。而我方很清楚的认识到，治贫和治愚都是使人脱离最低阶段的过程，他们绝对不等同于追求大富大贵、大智大慧。

第三、以偏概全。对方辩友举出一些在极端条件下的特殊个例，不具备普遍性。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治贫与治愚都是重要的，但治愚是次要矛盾，是催化剂，是手段；治贫是主要矛盾，是基础，是目的。“治贫”当然比“治愚”更重要。

我方坚持认为：“愚”是造成贫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原因。贫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运输困难、社会保障制度欠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等。

同样，“治愚”是“治贫”的条件之一，但并非必要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开发性移民、投资交通基础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症下药来治贫。对方辩友说“治贫”关键在“治愚”，正像说到新街口只能坐2路公交车一样狭隘。

让我们放眼西望吧：

四川凉山布托县，年人均收入仅30美元，85%的女童无法上学。陕西近8成地方存在着教师工资拖欠现象。有一些地方甚至用茶叶、砖头、棉絮来兑现教师工资。教师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都成了最大的问题。请问对方辩友，在这样的地区，如果不改变其经济状况，再多办几所学校，让谁来读，请谁来教呢？

值得庆幸的是，小平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核心都摆正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提出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从19xx年到20xx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教育经费的增加速度，均居世界第一。

偷换概念

第四，曲解辩题。对方辩友避开治贫与治愚的比较，避开更字，大谈治愚的绝对重要性，而对治贫的重要性或避而不谈，或躲躲闪闪，我方一直是在有贫有愚的前提下，来谈论今天的治贫更重要，对方辩友显然过于理想化，正所谓不识“辩题”真面目，只缘身陷“治愚”中啊。

第五，颠倒主次。对方辩友大谈长远目标的重要性，我倒想请问，假如贫困问题这一当务之急不解决，学生会因为生计而辍学，老师或许会因条件艰苦而流失，长远目标再理想、再宏伟、再重要，又怎么会是可能的，而不可能的事又怎么会比可能的事情更重要呢？

我方的观点是：“治贫比治愚更重要”，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人类基本需要来看，治贫属于生存需要，是最优先最重要的，而治愚属于自我实现需要，显然不如“治贫”重要。

第二，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没有原始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怎么会出现私有制而进化到奴隶社会？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怎么会产生三次工业革命？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物质发展史和治贫史。

第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温饱”是基础中的基础，文化知识处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夯实经济的根基，才会培育出科教的花朵。没有了经济，治愚终究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正所谓巧妇难成无米之炊，智慧超群如袁隆平，也绝不可能在没有解决好自己温饱的情况下研发出高产的杂交水稻而造福世界。

第四，从经济和教育的关系来看，经济与教育互相影响，相辅相成，但经济是基础，是前提。经济有多少“米”，就决定了教育能做多少“饭”；经济有多大的“布”，就决定了教育能做多大的“衣”。印度上个世纪xx年代大学生曾居世界第3，但滞后的企业接纳不了如此众多的人才，仅19xx年一年失业的大学生就达70万。中华民族岂能重蹈覆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治贫比治愚更重要，是源远流长的堂堂正道。治贫乃是治国之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2300多年前，孟子提出的“仁政计划”，其核心是就先养而后教，先治贫而后治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惜我们没有真正实行过，才一次又一次的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中华逢盛世，千年等一回，只有“治贫”大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才是“治愚”难题得到彻底破解的时候！谢谢！

为什么我国法律先保障人的生存权，再去谈受教育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