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非经过不知难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首自己六年多的新闻工作，首先从脑海里蹦出来的就是陆游这副对联。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结束十六年的教育工作，投身新闻事业。当上记者，伴随强烈新鲜感的是知识面狭窄的窘迫。

想要干好一项工作，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没有准备的行动必然导致手忙脚乱。我的第一次采访??虽然事后在领导帮助下完成了这篇通讯报道，但写作过程磕磕绊绊，苦不堪言。总结教训，是自己采访前案头准备不足。那位企业家的背景、企业产品及其在全市产业中的位置、企业文化等等一概没搞清楚，贸然采访，只能一头雾水。稿件写好了，发表了，看着报纸上那署了自己名字的一千多字，心头涌上一丝甜、一丝苦、一丝酸。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有时候，做足了采访前的案头准备，可真正采访时却发现准备的东西派不上用场，甚至采访对象与内容都得临时调整。这时候只能“急中生智”，高速开动脑筋，找准新闻点，设计问题，完成采访。采访完成不代表稿件形成，往往是采访后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充足的素材，但回来写作时才发现还是有些问题没搞清。即使找准了新闻点，取得了充足的素材，解决了“写什么”，构思成文的时候还会遇到“怎么写”的问题。为拿出一篇稿件的框架思考一两个小时，为求得一个合适的句子、恰当的词语推敲十多分钟，那都是常事。“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那时候，感觉自己真的能和古人想通。

《仪征信息》的记者跟其他平面媒体的记者不一样，我们既是文字记者又是摄影记者。这对记者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在报道重要领导领导活动时，记者同时操作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兼顾文字与图片而能不顾此失彼，确非易事。做记者的时候，我多负责重要领导活动的报道，其中的甘苦比别人体会得更深。现在，我做编辑，轻易不枪毙记者的稿件，稿件质量不过关，哪怕让记者一改再改。新闻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没有干过，真的不能深切体会其中的艰辛。

从一线记者退居幕后做编辑，工作节奏放缓了，大脑神经却绷得更紧。编辑工作最可怕的敌人是“熟视无睹”。周日到周五，每天看稿、改稿、校对，视线里通常都是熟悉的地名、人名、职务、企业、项目??熟悉的东西看多了，大脑便会抑制神经兴奋，把似是而非的东西误读成正确的东西，一些错误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前些时候把温家宝总理的名字弄成了“温家室”，我想，做过编辑的人恐怕都能“理解”这样的错误。编辑工作的每一天，除了安排好版面、处理好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我就一直强迫自己始终以陌生的眼光审视稿件的每一个词句、标点，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熟视无睹”的陷阱。

记者节到了，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多少有些感触，对自己这份工作取得的成绩多少有些自豪。但是，想一想范长江、邹韬奋这些前辈，对比当今为和

平、发展、民生而奔走甚而血洒战场的杰出同仁，我们才算什么？

用“忝列其中”描述我与新闻记者行业的关系是恰当的，这绝不是谦虚。 （洪亚东）

20xx年11月3日星期四

第二篇：一位非记者的记者节感言

一位非记者的记者节感言

读了南都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才知道今天是记者节。在标题为《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的社论中，有心人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其中深深的幽怨。记者和媒体对当今的新闻环境，自然有比普通人更深切的体认，但他们也只能和咱们网络人一般，咬着舌头说话，记者节为他们说点东西提供了机会，但是并没有提供勇气。

本人不是记者，过了今天，下次记者节到来之前，若没有人提醒，照样不知道。可不是记者的我，却要写什么劳什子感言，有越俎代庖、捞过界之嫌，然而“旁观者清”，在相对比较荒唐的环境中，圈外之人常有一矢中的的功力，再说南都那话说的，跟蚊子哼哼一般，不过瘾。当然，这里我并没有要想代表谁发言，因为我谁也代表不了，除了我自己，我只能假设：假如我是个记者。

大约一个月前，俄罗斯著名女记者安娜遭枪杀。这勇敢的记者，据说一是反对总统普京，20xx年写过一本《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书，对普京的评价相当负面；二是似乎同情车臣反政府武装，以至于在别斯兰事件中，绑匪们唯一信任的就是这位女记者。女记者之死，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本人孤陋寡闻，人家女娃死于非命，咱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这么个人存在。

后来的报道说，因为安娜的被杀，俄罗斯在新闻自由排行榜中的位置大幅下跌到138位。我很好奇，在这之前俄罗斯排在多少位，可用古狗搜索出的2，930，000项网页链接，前面几页却没有一页能打开。百度的连接，虽然多数可以打开，却只是一些网络论坛的发言或个人博客。

对于排名100位后的国家来说，摆弄记者不外两种办法，要么枪杀，要么捂杀。枪杀是愚蠢而无奈的办法，而捂杀就高明好多。在电影《火烧园明圆》中，介绍了晚清一种奇特的杀人办法，用牛皮纸浸油，做成袋子，套在要处死的人头上，在颈子下扎紧，渐渐地里面没了空气，人犯越呼吸，袋子贴鼻子越紧，不需要很长时间，人犯就呜呼唉哉。这种杀人的办法，就相当于捂杀。

枪杀说明记者还是可以说话的，反对者不能捂住记者的嘴，威胁利诱一概无效，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出此下策。我相信这世界有大胆不怕死有正义感的记者，哪怕对方无比强大、凶恶，但只要自己的话能说出来，他/她就敢说。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话可以让他/她说出来。同时也说明，对方除了枪杀他/她，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让人消声。俄罗斯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我们的民国时期，也是这种情况。

捂杀就不一样，它看起来没有这么血腥、暴力，捂杀不是要让某人的生命消失，而是干脆让记者出不了声，即使出声，也只能按某种要求出声。有时侯，你不按要求出声还不行，比如说那个职称与正面报道挂钩的办法，就是一例。在捂杀的情况下，即使有记者想做英雄而不可得，制度决不容许用生命追求正义的英雄出现。

捂杀就相当于在记者头上戴上那浸了生油的牛皮纸袋，你越挣扎，死得越快，虽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记者也因此只是一副行尸走肉而已。要想不捂杀，只有吹喇叭一途。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要么不呼吸，要么吹喇叭。

我相信世界上不止俄罗斯有安娜这样的记者，很多地方有用鲜血追求正义的勇敢者，不过在捂杀的国度，比如朝鲜、古巴，他们没有成为安娜式英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