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感言

篇一：记者节感言

静悄悄的，记者节又到了。

由于自己和然然一起感冒，今天看到“小二读帖：中国记者也有节”才知道11月8日是连半天假也不放的“记者节”。为此，国内云南26家媒体“宣誓承诺放弃‘灰暗新闻’”：“做负责任媒体，让新闻更加>温暖、更加阳光、更加有力量”。这当然是个好的方向，媒体、记者，一向有“社会良心、无冕之王”等等的称号，他们若能更清楚的认清自身责任、勇于负起责任，而不是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当然是社会与民众之福。

另一方面，记者节不仅需要强调责任，更需要强调权利而不仅仅是福利。我们至今还时常听到记者挨打、被防、被限制、被传唤、被诬告等等的新闻。在这样的新闻舆论环境下，如果记者的采访权、知情权、人身权利还得不到足够保障的话，又如何保证公众可能得到真相和阳光呢？

记者是观察者，报道者，也是记录者。每逢重大的事件，都有记者在场。此时，记者就成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扮演着古代史官的角色。

伍皓：“做负责任媒体”

做负责任媒体，首先是要对新闻负责；一定要对公众负责；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目的是为了重塑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建立在“负责任媒体”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在追求公开、透明、阳光、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记得《南方周末》上刊载过一篇文章，讲述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历史是古代的新闻，而新闻是当代的历史。这一番话，是值得反复引用的。我一直认为，记者应该学习 历史，以加强对事件的整体把握，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学家也应该关注时事，以便给材料注入生命 。历史与现实，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今天的时事，就是明天的历史。在中国，我们既不能够准确地报道时事，也不善于经常地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既没有新闻，也没有历史。于是，我们沉溺在不断进步的幻觉之中，却走在老路上面。我们自以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三次直至很多次。我们天天在觉悟，结果却是被新的石头再绊倒很多次。

刘松萝曾说：中国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就是在缺乏报道，缺乏记录并且缺乏对旧闻的回顾的社会条件下日甚一日，直到积重难返。

因此，中国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冷静地观察时事，把事件客观地报道出来，准确地记录下来。在重要的时刻，他们又能够把历史记录拿出来以供社会对照之用。当

社会沉沦的时候，他们的是非标准不随着社会沉沦。当社会扭曲的时候，他们的记录不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当社会选择遗忘的时候，当社会在娱乐中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应该记住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让权贵，让大众不快乐的事情。记者和学者，当然应该是肩负这种使命的人。

我不埋怨大众。大众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有权利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同时，应该有人去考虑长远一些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分工，与精英和民粹没有太大的关联。有些人的虚名，或者因为虚名而产生的实利，就应该来自他们考虑了大众没有考虑的问题，承担了大众没有承担的精神痛苦。

假如有人不愿再承担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可以选择退却，让新来者承担这一社会角色。但是，假如有人不愿意承担痛苦和风险，却仍然以记者和学者自居，这就是在欺世盗名了。至于那些歪曲事实，模糊逻辑，倡导遗忘，麻痹社会，降低社会肌体的疼痛感的人，应该被称为记者和学者中的败类。

把事件记录下来，这是一种无奈，是我们在有些时候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呐喊》的自序里，鲁迅 先生记录了现在已经被熟知的他与钱玄同先生的对话。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看似无望的时候，愿意沉睡的人继续沉睡吧。不愿意睡或者睡不着的人们，不妨加入记录者的行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社会的记录者正在增加。以前，我们听说过有神话般的西方记者，他们周游世界，又能够随时把文字和图片传到报社，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今天，这已经我们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了。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多数人只能在网上发表。可以说，每一位网上作者，都是广义上的记者。很多新闻，就是由他们提供的。

更值得庆幸的是，网上的报道和记录已经起到了作用。周正龙虎照事件，“躲猫猫”事件，周久耕事件，邓玉娇案件，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等等，都得到了社会的关注，有些还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刘松萝曾在《天价和地王：我们无能为力，不过可以记录下来》中说：“我们无能为力，不过可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们要记住：是谁在操纵房价，谁在放松监管，又有哪些专家在为财阀张目。一句话 ，是谁在祸国殃民。我坚信，报应会来到的。”此外，假如我们把看到的暴力拆迁记录下来，把市政工程中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把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记录下来，就可以形成威慑的力量，就可以推动中国的进步。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看到了《南方都市报》的社论，《记者：观察者、记录者、参与者、改造者》。在此，向《南方都市报》致敬。

我们是社会的记录者。我们拒绝强权，拒绝遗忘，拒绝商业霸权，拒绝泛娱乐化，力求为社会，为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我知道，还有很多网络关注的事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事件甚至在网络上无法讨论。但我坚信，只要有人还在记录，中国就有希望。

篇二：记者节感言

去年记者节，是因为一个报道没有出来而有感慨，今年的记者节是因为一条祝贺短信而记得，当然，今年记者节也是碰巧，刚刚也有自己一个专题报道出来了，但因为是关于政协副主席之死的，所以一上午领导来电话，还是搞得人有点担心，生怕触及政治，可说，记者节，不是记得是媒体同业者的一个节日，更多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同时也感慨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媒体的生存，媒体从业者的发展。

记者，是一个让人荣耀的称谓吗？但在体制内，很多人都自谓是记者民工，在社会上又出现封口费一事，真真又是让人感觉有点自甘堕落。记得研究生毕业那会，虽然有很多机会，但作为导师五个弟子的唯一一个去了媒体的我来说，是对自己一个信念 的坚持，还是对老师的一个安慰呢！至今，或许我不是最好的，但在于学新闻的，难道理想不是做一个优秀的记者吗？理想与现实，考虑眼前利益，其实也着眼于发展前途。

做记者，不仅在于外部环境，同时也在于媒体自身的环境。面对利益诱惑，面对阻扰，面对重重的探访真相的困难，作为一个有想法，有坚持的记者，或许我们都可以克服，但如果再加上自身的环境，我们所寄生的媒体环境也是一点都不理想，那我们，工作是否就真是就为了谋生呢？在我身边，在我的同行圈里，我感觉，除了养家糊口，大部分人心底里其实都还是有些精神寄托的，这一点精神寄托，不仅在于我们在探寻真相，报道老百姓关心的新闻或是满足老百姓的娱乐享受，更实际的，其实还在于我们其实可以帮助到人，我们有一种工作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自于心里，来自尊重，来自于社会及人们对记者的期望。所以，话说回来，记者行业，这个行业是有职业信仰、职业道德、职业理想的。但如果在整个社会舆论环境，生存环境变得更糟糕的情况下，我们的坚守，难道就是能超脱现实的吗？

在对记者有太多寄托、太多期望的同时，我们是否问过自己，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对于民众的人心呢？每一个人，除了职业的这个身份之外，每个人也都是社会民众的一员，对家庭，对亲朋戚友，对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我们是否又都保持了一份人心呢？这人心，是人的善意、是人的爱心、是人的怜悯之心，是人的上进求尊重之心。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有保障，每个人也都希望活得有尊严，所以，对于记者之期望，是一份要求，也是一份自身的担当，记者与民众有区别，但同样，民众也当有自身的要求。民众媒介素养，或许说的是一个专业问题，是公民素养问题，但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得好一点，都想在保障自己权益方面有公正对待之时，那就不仅需要对记者有要求、有期望，同时也在于每个人都希望记者那样一样希望自己，这样，记者不仅可以做得更有希望和更专业，同时我们大家也都能生活得更好。

希望与失望同在，荣耀与失落同行，记者工作是一份光荣，也是一份辛苦，在记者节说记者，不仅在于媒体从业者的要求，同时也在于民众的期望和努力。环境，不单独是你的，我的，而是大家的。

篇三：记者节感言

今天是第七个记者节，和护士节、教师节一样，在中国作为行业性的节日好象只有这么三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有幸过节，我在很忙然中度过了今天---记者节。

从业这些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苦辣酸甜??心里一直想要说些什么？

100多年前，马克·吐温曾这样评价新闻业：“这是由一群无知、自以为是、头脑简单的人制造的舆论，这些连挖沟、修鞋都不够资格的人，为了生存走上了记者之路。”

这有点像当下中国新闻记者的写照。

曾被誉为“无冕之王”的这个群体，正在尴尬地饱受声誉危机。更可怕的是，即使是记者自身，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之中。

一个机会，一考就考进了新闻单位，一个本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就吃起了文化这碗饭，敢说我是尽了全力地做记者，那种痴迷，那种敬业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堪回首，参与创办经济台、交通台，耕耘、>收获、艰辛、汗水、鲜花、荣誉，苦乐尽在其中??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民鼓，为民呼，为社会进步助推一把，忠于职守，我无愧地说，我做到了。

记者节只是一个尊重记者的形式和符号，记者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更好地融入社会，褒扬正义，鞭笞邪恶，为社会进步和文明贡献力量。

记者节，一个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令人心动的节日！

第二篇：一位非记者的记者节感言

一位非记者的记者节感言

读了南都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才知道今天是记者节。在标题为《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的社论中，有心人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其中深深的幽怨。记者和媒体对当今的新闻环境，自然有比普通人更深切的体认，但他们也只能和咱们网络人一般，咬着舌头说话，记者节为他们说点东西提供了机会，但是并没有提供勇气。

本人不是记者，过了今天，下次记者节到来之前，若没有人提醒，照样不知道。可不是记者的我，却要写什么劳什子感言，有越俎代庖、捞过界之嫌，然而“旁观者清”，在相对比较荒唐的环境中，圈外之人常有一矢中的的功力，再说南都那话说的，跟蚊子哼哼一般，不过瘾。当然，这里我并没有要想代表谁发言，因为我谁也代表不了，除了我自己，我只能假设：假如我是个记者。

大约一个月前，俄罗斯著名女记者安娜遭枪杀。这勇敢的记者，据说一是反对总统普京，20xx年写过一本《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书，对普京的评价相当负面；二是似乎同情车臣反政府武装，以至于在别斯兰事件中，绑匪们唯一信任的就是这位女记者。女记者之死，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本人孤陋寡闻，人家女娃死于非命，咱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这么个人存在。

后来的报道说，因为安娜的被杀，俄罗斯在新闻自由排行榜中的位置大幅下跌到138位。我很好奇，在这之前俄罗斯排在多少位，可用古狗搜索出的2，930，000项网页链接，前面几页却没有一页能打开。百度的连接，虽然多数可以打开，却只是一些网络论坛的发言或个人博客。

对于排名100位后的国家来说，摆弄记者不外两种办法，要么枪杀，要么捂杀。枪杀是愚蠢而无奈的办法，而捂杀就高明好多。在电影《火烧园明圆》中，介绍了晚清一种奇特的杀人办法，用牛皮纸浸油，做成袋子，套在要处死的人头上，在颈子下扎紧，渐渐地里面没了空气，人犯越呼吸，袋子贴鼻子越紧，不需要很长时间，人犯就呜呼唉哉。这种杀人的办法，就相当于捂杀。

枪杀说明记者还是可以说话的，反对者不能捂住记者的嘴，威胁利诱一概无效，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出此下策。我相信这世界有大胆不怕死有正义感的记者，哪怕对方无比强大、凶恶，但只要自己的话能说出来，他/她就敢说。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话可以让他/她说出来。同时也说明，对方除了枪杀他/她，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让人消声。俄罗斯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我们的民国时期，也是这种情况。

捂杀就不一样，它看起来没有这么血腥、暴力，捂杀不是要让某人的生命消失，而是干脆让记者出不了声，即使出声，也只能按某种要求出声。有时侯，你不按要求出声还不行，比如说那个职称与正面报道挂钩的办法，就是一例。在捂杀的情况下，即使有记者想做英雄而不可得，制度决不容许用生命追求正义的英雄出现。

捂杀就相当于在记者头上戴上那浸了生油的牛皮纸袋，你越挣扎，死得越快，虽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记者也因此只是一副行尸走肉而已。要想不捂杀，只有吹喇叭一途。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要么不呼吸，要么吹喇叭。

我相信世界上不止俄罗斯有安娜这样的记者，很多地方有用鲜血追求正义的勇敢者，不过在捂杀的国度，比如朝鲜、古巴，他们没有成为安娜式英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