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浅谈中国文化的优缺点
我看到“中国文化最大的优点或缺点”这几个字眼时，脑海里不自觉地就跳出了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的一段话，“中国的艺术和思想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阁楼，这是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尽的的聪明。”好奇心驱动，非得再翻开《谈中国诗》细看看，却又再看到一段醒目的话，“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
“早熟的代价是早衰”，这句话一并概括了中国文化的优缺点。中国文化的早熟恐怕是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欧美文化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就以中国诗的发展历程来看，“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如同罗马史诗般恢弘的史诗，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早已具有完备的史官制度，历史的传承和记载的功能交由史官编纂的史书来负责。而中国的戏剧诗，从最早的各种“传奇”的出现，演变到元朝，关汉卿等创作的元杂剧才在一定意义上具备戏剧诗的雏形。反观中国的抒情诗，早至商周时期，就已有《诗经》广为传诵。（当然，当时还没有编纂成为《诗经》，但这些诗歌已经产生并在民间和贵族之间流传）《诗经》中抒情诗所达到的高度，足以另今人汗颜。到唐朝时，中国诗再一次达到了巅峰 ，抒情诗的发展已达到堪称完美的地步。但是在巅峰之后，再继续发展，由于体制越来越严密，格律越来越讲究，加之唐诗的巅峰实在难以逾越，所以尽管宋人在玄诗方面有一定成就，但相比唐诗的巨大成就还是微不足道的。一直到近代，民国时期徐志摩，戴望舒等海外留学归来的诗人们，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才使中国的诗坛稍有一丝新意。
关于这点，袁行霈先生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有一段话说的甚是有理，“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它的发育期、成熟期和衰老期，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一样。成熟期一般说来较短，犹如鲜花之盛开，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出现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充分发挥了这种题材的各种潜在的表现力，使后人难以继续有所作为，而只能在追慕之余进行模仿，于是这种题材也就衰老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自然亦难以逃脱这般命运。只是中国诗歌过早攀上巅峰，让今人对于盛唐气象，只能空余追慕。
上面是从中国文学的体裁方面浅谈的一些，如果从中国文学中表现的价值观方面来看，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尚善性”。孔子在评价《诗》三百时就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想没有邪念，这就是一种善。这种“尚善”的思想，在文人雅士的诗赋中，表现为对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同情，比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人口传诵的诗句；而在民间俗人之间，这种“尚善”的思想而表达的更为直接，往往是以各类戏剧小说里面的一些故事为其载体，比如流传至今的各类清官譬如包拯，海瑞等的形象以及后世民间对该形象的神化，再有就是比如《聊斋志异》里面各种传奇女子与书生的爱情故事。在古代，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当现实的世界实在无法为某个故事的发展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时候，民间的想象力就调动了起来，各种鬼神、超乎自然的力量就会出现，可以总结之为“天参考资料：
袁行霈《中国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钱钟书《论中国诗》,
谴”，正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最典型的莫过于《窦娥冤》中，窦娥在被冤死时，竟然六月飘雪。在窦娥死后，又有鬼神托梦于窦娥父亲，使得窦娥得以沉冤得雪。还有，在《孔雀东南飞》当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坟头上“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另一个大家更加熟悉的例子就是《梁祝》，在故事的结尾梁祝双双化蝶而飞。
从情感上来说，我非常理解民间人们的这种纯朴的思想：他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在遇到冤情或者奸逆当道时，他们也渴望像包青天这样的青天大老爷的出现，拯救万民于水火。但是理智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个人认为，在这种文化思想熏陶下，导致国人在遇到不公时，更多的时候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出现来拯救自己。套用共产国际歌的一句话，“从来没有救世主”，仅仅期望别人的拯救，远不如自己的努力，或者说远不如从制度上的更正来得更有效。神话的各种美好总的来说只是对处于不公平现实中的人们的一种慰藉和安抚。
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很多场合我们会看到“文化复古”的口号，近来网上呼声很高的各种关于“恢复汉服着装”的运动就是一个例证。先且不考虑汉服这个称呼过于强烈的民族色彩（包括我国国内的各种少数民族听到这个称呼时的心理感受，似乎多少又有华夷色彩的强烈区别在里面），把当下这种情况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当时的那种狂热的学习西方，鞭挞中国文化的不足，倡导“赛先生”和“德先生”，与现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回溯到千年之前，相似的情形也曾在盛唐出现，只不过当时我们是作为文化的输出国，而接受国是日本。在近代，随着清朝的衰弱，“日本当仍破鞋子把中国文化扔在了一边，转而投入了西方文化的怀抱。”（可以说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中的失败，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今天各种国学热和“汉服运动”的兴起，与中国的日益强盛不无关系。个人认为，理性的，合理的国学的学习和汉服的推广，还是契合中国当前的发展的。借鉴日韩两国的文化发展，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段时间津津乐道于韩国古装电视剧《大长今》，以及日本的各种传统食物譬如寿司在中国的大为流行，这两个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现代化程度，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却保留的相对完整。但是，激进的，过于狂热的各种国学热、汉服运动还是不可取的，毕竟时代在发展，像“全面恢复汉服着装”这类口号显然是不合理的。
以上从几个小的方面浅谈了一些中国文化的优缺点，很多方面譬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都没有谈及到。其实仅仅就“早熟”、“尚善性”这两个方面，我都很难单一地把哪个列为优点或缺点，只能说作为两个特点，从不同角度看而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吧！就以“尚善性”来说，文化的价值观鼓励人们尚善，当然值得褒扬。但是仔细看看，总觉得这层面纱下有一种钝化民众思想的本质性作用在里面，总让我觉得有些许的不足。但不管怎么样说，诸位皆是中国文化胞养中的婴儿，总难以逃脱面对这些。
以上学生拙见，或有大言之处，老师可笑而过之。
参考资料：
袁行霈《中国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钱钟书《论中国诗》,
第二篇：中国商帮课程论文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
中
国
商
帮
所在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班级： 12艺术设计8班 姓名： 许祥宇 学号： 20124491
由中国商帮浅谈“新儒商”
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买卖人称作商人。“商人”一词的起源与整个殷商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族人的祖先契，由于跟随大禹治水功不可没，被夏王帝舜封为商，也就是古代的商族，契的第6世后代王亥聪明多谋，他把牛马等牲畜训练得既能驮货物又能拉车，驾着牛车沿着黄河北岸到各诸侯国去做买卖。商族人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走南闯北劳碌奔波，以做买卖为主要职业。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把做买卖的人就叫作商人。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19xx年，各地学者在芜湖讨论撰写《中国十大商帮》，商定“商帮”的定义为：“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得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商帮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追溯历史，，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纲有纲首、纲纪，负责指挥、管理贸易中的相关事务。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是地域商人在经商地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行业中采用的“纲运法”，由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都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福建的其它行业，也是“纲”、“帮”不分，纲即帮，视为当然。
“商帮”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后，并没有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末，文献记载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其实并不常见，而通常只称
“帮”或某某帮。在清代中后期，中文文献将地域商人群体称为“帮”或“客帮”者就较为多见。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
商帮为何会在明中后期产生呢？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贱视商人，规定凡是商人和经商之家，不得穿丝绸衣服等，从身份上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外出经商时也要办理很多手续。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商品流通大大增加，商业的范围和流通总量迅速发展，商人的实力和社会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商人以群体的形式活动成为必要和可能，各地地域商帮从而先后兴起或形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对商业和经商有着较之以往不同的看法，也为商帮兴起提供了推动力。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这些地域性商帮的出现，既是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也与商帮所在的自然环境、特殊条件以及风俗人情、社会意识有关。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贡、白圭等一代儒商，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儒商商帮，现今也涌现出“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的李嘉诚、“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荣氏家族、邵逸夫、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
人常说做一件事首先从自身做起，做一名儒商，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儒人（有知识的人），“仁、义、礼、智、信”无疑是儒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孔子曰：“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没有仁义，那是物质金钱的奴隶。没有礼，那是生命的败笔，没有智和信则是人生的悲哀，古有“退避三舍，桃园结义，一言九鼎”。今有“诚心至上，一飞机载一客之佳话”。记的曾有人采访李嘉成，问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生命、信用、名誉。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1.5亿元信用承诺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海尔集团凭其产品信用遍布全球，在如今经济时代里，无信寸步难行。所以，信是儒人的通行证。只仅仅拥有通行证还远远不够，你必须有一定的软件装备，这才是通向成功的资本。没有足够知识可以做老板，但有足够知识可以做出色的老板。能文
能武是多少商人梦寐以求的，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一个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商人怎能驾驭自己的管理系统。
如果具备了儒商的基本素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作为一名儒商应该有怎样的经营伦理和思想。作为一名商人，首先应问自己为什么而赚钱，也许你的回答是实现个人价值，或养家糊口，或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无论哪种归跟到底都是履行自己的责任，当你的财富足以养家糊口时你完成了家庭责任，当你拥有几十万或几十亿资产时，你的责任就不只家庭责任，你的每决策都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是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因为我们是“儒人”，无法超脱一切。可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则少之又少，曾享誉全国甚至整个东南亚的中国酒鬼酒公司，公司老总一夜之间携走巨款不知踪影，某某公司的领导作假帐，收贿赂等等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严重的玷污现代的儒商的形象，表里不一。但值得庆幸的是，仍有许多儒商在高举责任的牌子，树立起儒商的榜样，李嘉成、柳传志，史玉柱等等。
曾有两位日本商人说过：“儒学中有算盘，算盘中有儒学，”儒商的第一重境界是要掌握儒家思想（即人们的第一种理解），人常说：“和气生财”，这无疑是商人的铁定律。与消费者和，与客户和，与同行和，与政府和，与媒体和，与员工和。正如一位商人所描述的：“和”对商而言，是前进的动力，是运转的润滑剂，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一切商业行为的前提和准则，一名善于与人“和”的儒商首先为将来的成功铺好了平坦的大路。其二应正确处理好义和利，德和利的关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字所欲也，不以值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得利的前提。当义和利摆在面前，毫无疑问，君子儒选择德和义，小人儒则选择利。 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竞争的时代，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我们更提倡君子式竞争。
一个商人尤其是管理阶层商人无疑要面临：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决策、控制，在这一系列的商业行为中，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李嘉成的成功，正是这样，他从儒学中参悟出经商之道：“三思而后行”“破除成规”“持之以恒”“追求本真”等等，将其与自己的经营活动、经营决策相结合。要上升到这种境界本人认为儒学中的“中庸”思想必不可少，值得众多儒商借鉴。了解、掌
握了当代“中庸”，相信一切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线索。何谓“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思想贯穿于计划到控制整个过程。计划方案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应从中寻求最优方案；企业产品创新要考虑众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要考虑价值的大小问题，在创新平台上找到最佳平衡互动方案；“制定上下级、员工之间等管理制度，重视群体力量，协调各种关系，依时、依事、依时将度控制在最理想的状态；商业决策也是一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正确把握这个度才能一路走得快、走得稳。相信将“中庸”思想贯穿于实践，这是每个儒商成功的需要。
21世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道德文明也应受到高度重视。儒商正是文明与物质高度丰富的结合体，他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中国的需要。让我们做一名儒商，将儒人与商人结合，努力争取实现儒商的两种境界，将儒商的精神发扬光大。
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