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触颇深。此书是钱穆先生在50年代初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讲稿的基础上补充修改成书。钱先生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该书虽然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讲述，但正如钱穆先生在该书前言所说，此五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而每一朝代中，又依次讲述了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方面，要言不繁，论述精僻，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虽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羡慕古代的皇上，万民景仰，权力之大，看似可以决定任何事情，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更
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等等古代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冗官是指在中国古代，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北宋时期尤为严重。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
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钱先生书中说到：“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觉得钱先生这个观点非常正确，任何一个决定或制度都有利有弊，关键要看实施之后的效果和得失情况，各方意见和反映。例如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
钱先生在书中指出：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就从表面上谈历史，要全面考虑，也不能盲目评价。
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
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钱先生在书的总论中说道，“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件事。”借鉴到当前，对于我们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更好的结合起来，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社会两千年发展，无非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逐步削弱的趋势。从财政、人事、军事等各方面，中央能够充分根据自己的政见来向地方传达并实施，在地方财政被卡死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办起来很难，因而自然而
然最终事情的大权都掌握在中央手中;其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政令不通问题无时不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中央有看似合理英明的政策，地方是否执行或是否按照中央原本的初衷去执行都是个问题，都切实关系到政策的效果，关系到每个老百姓能否从中央的政策中获益。
读完钱先生这本书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统治阶级)在掌握权力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暴力，通过意识形态来神话统治者(即我们常说的“洗脑”)，并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要来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从而控制和约束人民，同时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与限制的，因此这必然出现了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那么，如何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统治者要有长远理性，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到，皇帝做好了(长远理性)，事情也做的好，然而皇帝坏了(短视理性)，政治上却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大问题。二是由人民监督政府。即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建立一个平等型政府。毛主席说只有民主才能帮助我们逃出“历史周期律”的魔咒，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最长远的公共理性来取代最狭隘的短视理性。
从长远利益看，人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共生共荣的，权利与义务处于对等状态的理性社会，然而，在暴力竞技场上占有优势的人们，却一次次失去建立这一理性社会的机会。总之，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的博弈，权力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政权的崩溃是必然。当前，我们推动法治建设，建立法治中国，就是要求依赖民主，通过制约公权力，从而羁束着公权力更好地落实老百姓的合法权利。中国政治制度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到今天民主制度的施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的前进方向。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更应该该有清晰的头脑，客观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得失，要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为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民主做出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