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的转化看税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税收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税收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它密切地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税收制度与一国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介绍了唐代从兴盛到衰落过程中实行的税制的改变，同时也介绍了税收制度的成效如何，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存在什么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的税制对后代的影响，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税收制度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税收制度的制定需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一种税收制度主要受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在唐朝初期，刚刚经历了战乱，人口较少，从而保证了均田制得以顺利实施，顺带着租庸调制也得以展开。而随着几大盛世的来临，人口剧增，土地兼并严重，导致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法继续进行。因此，在唐德宗时期实施了税制改革，两税制正式被实施，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稳定了唐朝的政权。

其次，税收制度要对国家产生积极影响，除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之外，保证配套措施的健全与有力的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套制度的对国家的作用不仅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好坏，还取决于制度的是否能被正确的实行。唐代刚开始实行两税制时，既减轻了农民的税赋，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到了后期，两税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各种税收项目又卷土重来，国家动乱，民不聊生，最总灭亡。 最后，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应该是以人为本。正如孔夫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税收制度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而百姓的生活水平直接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因此税收绝对不可以成为百姓的负担。纵观古今，有许多朝代的灭绝都是因为横征暴敛导致的人民反抗斗争。因此，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只有在与广人民群众利益相符的情况下，才能促进一国的发展。

从唐朝税收制度的改变，以至于后来的“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税制的实施，我们都可以看到税制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和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代，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还要对市场起宏观调控的作用，税收是国家经济的来源，也是国家调节市场经济的手段，因此我国应该完善税法，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实施的配套措施和监管机制，使我国经济健康稳步的增长。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 “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无论是论述汉代之政治事实，还是在论及汉代政治之得失，钱穆先生站在当时人的思维下来论述，来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确实钱老先生一下子给我们廓清了前代政治现实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对汉代之政这么井然有序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