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①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2-3页。

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群体的认同乃至文化。美国联邦党人不正是借鉴常识、经验并通过逻辑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国宪法吗？这也许并不完全切合当时的人事，但这却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并行之有效达两百多年之久。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我觉得皇权、相权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诚如钱先生所言，此一变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职均不能世袭。平头百姓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谋取官职，提升社会地位，客观上来说是进步了。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历史上刘邦和萧何的关系以及其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都可以看出皇帝还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务于他的。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

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必须要认清的第一要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代地方只有郡、县两级，有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中央官员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而汉以后，一是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分为三级。二是中央逐渐集权。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即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物质上的东西。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①。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完本书后，我还有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即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换言之即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②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①

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54-155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63页。

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这就牵涉到权力来源和制衡问题了。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概言之，中国历代政治根本问题乃是权力的来源和制衡问题。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妥协、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则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得也好、失也好都没有跳出绝对权力这个大框架、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制衡权力的办法，因此也就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症结。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作为今人，在掩卷而叹的同时我们还应以史为鉴，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共和之政治进程，莫使后人复哀后人。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前不久看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原以为它会如以往看过的一些名著那样枯燥乏味的。谁知，事实并非如此，从序、前言到汉唐宋明清五讲而至总论，我都无不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提起了满满的兴趣，津津有味的拜读了两遍，故而兴趣之所至，自觉从中获益良多。

《论语》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而中国的几千年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专制”，则是钱穆先生所最反对的了。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在这本书里，钱先生论得论失，但主要的是要肯定其得，即中国历代（自然主要是先生所详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人事上的建树。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应钦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论及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历代之始，不论汉唐还是明清，都如一张张白净的纸，在英明的君主的励精图治下，总能创造出一个个辉煌。而在历朝之后期呢，多因了因循守旧、骄奢淫逸、小人干政、内忧外患等等，经济、文化、军事上或多或少地陷入了无可自拔的困境当中，再想恢复到过往的繁荣昌盛又谈何容易呢？这不就是教我们要懂得发展、懂得开拓进取吗？否则，就只能是见到最初时那美丽的昙花一现，没法持久。推及政治制度，钱穆先生说“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好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失好制度的呢？”不正说的世界是发展的，我们要与时俱进才不至于落后的道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生是政治得失的关键指标。也不记得是何时何地听来的这句话了，但总觉得说的挺好的。在《中国政治得失》这本书里，钱先生论述了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先生最赞汉，次褒唐，再次谈宋明，而末仅就全贬清似的了。若问其间的原因，我想不同的读者一定会有各异的理解的。而在我看来，先生如此，很大原因是从民生角度思考、评论的。而至于民生方面，又是可由许多处所见的。在此，我想主要就从历代的兵役制度来看。从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的兵役制度确是比较人性化的，这在当时所规定的壮丁服兵役的年龄上就可见一斑。“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里，正是汉统治者充分考虑到壮丁以及他的家庭负担的体现，既是一种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唐初是实行“寓农于兵”政策的，也可谓之为府兵制度，较之于汉制，这似乎比较好一些。但是后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士兵却变成了苦工，这不得不说一定会造成民不聊生的境地的。“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在那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是不被国家所

重用的，因而也是被世人所瞧不起的。明代的兵制呢，先生说“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由此或许也可见，实行卫所制的明代兵制，在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而国家呢，也可以说是比较注重民生吧，总之是就不要他赋税了的。清代，则是由于满族人统治下的政府，满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敌视汉族人的，所以要论及民生，清代的中国人，或许应该主要是汉族人，实在是苦不堪言的。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我启迪最大的则莫过于评价一个朝代的政治好坏的一种方法了——学会“听取”历史意见，而不能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于是，在本书的前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生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地区分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这一对范畴。先生指出，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在拜读本书时，一面我获益匪浅，解决了我中学学习历史时的很多困扰；可是接踵而来的却又是一些不解的疑惑。或许是因为钱穆先生本身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持有相当的认可态度的，也就不免让我觉得有些地方似乎是有些许掩饰的嫌疑了。比如先生一直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中国历代政治之中最好的了，故而他挑选了许许多多的史料来论证此观点，我们在书中可以显眼的看到汉代制度的种种优点：轻徭薄赋的经济制度，地方中央的融洽，乡举里选的可行之处??但是，先生却不知为何把我们熟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历史事件只字未提，或许先生是觉得不可尽言之吧，但我觉得这也算得上是汉代史上重要的一笔，不提及，似乎有些不妥当。既然是政治得失，得失得失，作为“失”的重大事件之一，还是应该讲讲的。

又再如对清代的评述上面，我也觉得自己的见解不能与先生的完全相同。因为在我这么粗略读来，先生好像是很不喜欢清代的，至少是满清政府。所以字里行间，我总能感受到先生的一些颇词。虽然我也赞成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但是，我又自觉，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被人理解的，那么，谈及清代，为何就不适用了呢？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所以说先生在此处可能过多的带了个人的感情吧。而在客观事实上呢，“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这是我在张鸣的《再说戊戌变法》中看到的。）

以上就是我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的一些感悟，因为见识短浅，我自觉并不能把先生此书中的所有精华都吸取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而又深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我也不敢说自己的上述观点一定正确、符合原意，只是按照心里的所思所想，全然写了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