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教育史》有感

孔子有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作为一名教育新人，读一读我国五千年来教育的发展历程肯定是十分必要的。国内最权威的教育史应当是华东师范大学孙培青教授所著的《中国教育史》。该书再版多次，全国发行数百万，是国内以及国外学者专家研究中国各阶段教育的重要资料，也是教育者从教的重要参考。这本书是笔者的一位教育学研究生朋友推荐的，由此可见，此书也是引领国内教育史研究的模范。

下面来谈一谈我对本书的具体把握。本书将我国的教育历史主要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原始社会教育的萌芽阶段；第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第三，封建社会末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下又详述了各朝代的教育状况，下至村学社学，上至国学州学，描述全面且详略得当。在这三个阶段当中，第一阶段属远古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教育萌芽并对文明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进程却十分缓慢，也是各个阶段中时间最长，成效最小的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也就是从夏朝开始直到清朝被推翻前夕的四千多年，这一阶段，是华夏文化繁荣大发展的阶段，也是教育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朝代更替，随之而来的也是文化的不断替换与更新，有数之不尽的教育范例，例如赫赫有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稷下学宫”等教育的直观反映，也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学术流派和教育大家，儒道释三家最为著名，然儒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统领文化和教育达两千多年，创始人孔子也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师之表率。本阶段初期和中期，教育对于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是具有较大积极意义的，但到了后期，则完全沦为了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以致最后被推翻，重塑。第三阶段是从清王朝覆灭前夕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九十年间教育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是个阶段中时间最短，但发展跨度最大的阶段，也是中国的教育向世界教育靠近的艰难过渡阶段。在这九十年当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历史巨变和社会革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下，教育的发展也是风雨飘摇，极不稳定。但正是伴随着社会巨变，教育也脱胎换骨，有了全新的发展。由落后的且严重阻碍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古代封建教育逐步进步到与世界大方向接轨的近现代教育。在这一阶段中有几点不得不提。第一，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两大运动中，早期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尝试以改革的方式保住政权和改革教育，虽然最后都被封建反动势力打压下去，但是这毕竟是从无到有的突破，新式学堂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渗入了落后的东方教育。第二，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名学者教育家在尊孔复古的思潮兴起时引导发起的，大范围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知识的文化革命运动。其中，19xx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在国民受到西方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以及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激励，掀起的爱国运动。这一时期的大小运动都与新文化的传播和新教育的普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夺革命胜利的果实，并公然复辟帝制，同时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思潮，教育界受打击到极大的冲击，已废除的四书五经重新回到课堂。这无疑是历史开倒车，无疑是要否定先进的教育成果而恢复到封建的落后教育，后来因袁世凯倒台，这一趋势得以遏制，历史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第四，蔡元培改革北大。一代教育学界泰斗蔡元培于19xx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前身为清光绪皇帝接受梁启超建议所创办的高等学府，旨在培养扶持新政的高等人才，从其创立到改革前，北京大学官僚气息浓重，师生纷纷以入仕做官追求富贵为目的，轻学而重术。这一高等学府名不副实。蔡元培接手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改革校园风气和学术氛围。改变了治校模式和管理制度，新开设了不少学科以纠正轻学而重术的现象。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走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列。

纵观我国近五千年的教育发展历史，几乎可以说它是与华夏民族的发展史如出一辙。在古代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文化教育也无多少发展壮大可言，相反在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文教发展反而愈加明显，如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阶段。每每到朝代更迭，文化兴衰也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和平安定的时代，平民大众只求安居乐业，故统治者所施行的文教政策也只需为安抚百姓培养顺民，为统治者粉饰社会本质上的不公平和矛盾。然而，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不公和矛盾日益激化，明显。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异军突起，出现另一种或多种顺应民意的文化，抨击原有落后腐朽的文化。当文化上的交锋仍旧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经济政治的问题也会同时爆发，最终导致政权颠覆，改朝换代。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变革都是文化引起的，但它必定是主要或次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飞跃并不多是太平盛世的产物。近代教育的飞跃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看过古代教育史之后再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毫无疑问，今天的教育相较历史已经是发展空前了，然而，不及之处也屡见不鲜。当今社会的道德教育比起古人已经相去甚远了，古人施教，其目的最终就是着落于道德教化，为人，处事以君子修养为标准，讲求修身自律，并将德礼之教渗透于生活日常之中。以师为范，因规而矩。反观现在的道德教育，已经逐步被独立为一个学科，专门的教师，专门的教材，专门的时间施行专门的教育活动。我不禁想问道德教育是不是就被局限在了这样的一堂课上呢？暂且把这看作是当代道德教育上的一次尝试吧。但其效果如何，过些年自有明断。还有一点，起于隋唐，止于清末的科举选拔制

度给现代教育遗留下了不小的影响。我国的当代教育，考试仍旧是选拔和区分学生的主要方式，虽然和科举相比，有许多进步的地方，但因考试衍生出来的应试教育与科举的恶劣影响无二，这样的教育使得学子空有学识而无实才，除了能够做题答卷，并不善于应用所学，改善生活服务社会。久而久之，多的是满腹经纶的所谓学者专家，少的是具有实干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再结合当前社会的现实情况，超高速度的发展，理论家是不能支持这一点的。所以，打破应试教育，落实全面素质教育才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必经之路。

对于这本《中国教育史》，我也只能说是大致浏览了一遍，产生了以上这些感想。总体来说，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对文明的进步依旧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文明也是已这过去的五千年为基础而建筑而成。去粗取精才能照亮我的教育前路。李世民也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过这本教育史，相信对我日后从教必是会有巨大帮助的。

第二篇：中国教育史

性相近，习相远论语公冶长篇：「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之文章，古注即是儒学经典之文，子贡认为容易学，性与天道则难学。天道还比较容易一点，性最难。性是心的本体，亦称心性。学儒把自己的心性学明白了，就能成为圣人。孔门弟子，以及后世儒生，凡欲学为圣人者，无不注重探讨心性的道理，但因心性的道理难明，以致后来有性善性恶之说的问题难以解决。性善之说出于孟子，当时与孟子论性的学者有告子等人，在孟子告子篇里，告子曾提出不少难题来问孟子，今举一例：「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解答，水的流向诚然不分东西，但一定是向下流，而不向上流，归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再说明：「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与孟子相反的则为荀子的性恶说。荀子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人性生而疾恶，顺之则残贼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顺之则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荀子针对人性之恶，乃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善性恶两说理论，终战国之世，无人提出第三说，直到西汉，始有扬雄发表另一见解，他在法言修身篇里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自扬子提出「善恶混」之说，后儒探讨心性之学，不出孟荀扬三说，但这三说谁能得孔子言性之意，实为一大问题。论语阳货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两句话把「性」与「习」分辨甚明。此处孔子所说的「性」，与周易系辞传孔子所说的「太极」，名异而实同，都是心的本体，都未说是善是恶。而且得孔子心传的曾子，所作的大学，只讲「明明德」，「格物致知」，再传的子思所作的中庸，只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都未讲善恶，足见性无善恶。有善有恶是指「习相远」的「习」而言，习是习惯。习惯是心的作用，心习于善则善，心习于恶则恶，如尚书太甲篇：「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不义就是不善。性无善恶，归于性，便是相近。习有善恶，顺于习，便是相远。所以性善性恶以及善恶混诸说，但就习相远而言，非就性相近而言，探讨心性道理者不

可不知。虽然如此辨明，并非就明白了心性，尚须格物致知与率性等实际用功，始能有所窥见。《中庸》日：“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的就叫做性。性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都具有力求生存与发展的特性。人当然也不离外。荀子给人性的定义是：“性者，天之就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这是从性的本源来讲的，他指明人性是先天遗传的不学而能的自然本性。荀子还说：“性者，本始才补也。”（《荀子·礼论》）就性的特质讲，指明性是未经加工改造的原始素材。懂仲舒给性下的定义是：“性者天质之补也。”《实性》）说明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素质。刘邵指出：“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习染。”王夫之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之。”就性的来源说，性是受之于自然的，是人生的一种生理现象，它是在日有所生、日有所成中发展而形成的。”这正如王安石所说：“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老子注》）所谓人性化教育，就是要“以人为本”把人性论与学知论作为教育立论的主要依据，遵循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与“天性达学”理论，以发展人的自身潜能为基础，采取人性化科学手段与教育方式，对受教者进行智力潜能的开发，人格心灵的“唤醒”，创新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其成为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与鲜明个性的教育。人性化教育主张，教学要“以学为本，因学论教”；倡导“学当立人之性”，“教当尽人之才”；要发挥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在自主学习与探究过程中，教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从而使其发展人性、塑造人性与完美人性，最终达到成就优秀人才的教育目的。人性化教育要求，教育者都要善于抓住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一是要做到“据性挖潜”，善于发掘学生的体能、智能与心里特征，注重智力潜能与学习潜能的开发，善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和长处。二是要做到“蒙以养正”，善于发现学生身心发展、学习生活、人格修养、社会交往、行为表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及时指导、启发或矫正；重视启蒙教育的先导性与示范作用；强调从小养成有利于学习与发展的良好习惯；提倡正心修身，“涵养天性”，“务本建本”，“修养德行”，教学生学会做人，培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注重情感意志、兴趣爱好、自信自强、诚实守信等健康心里的培养。三是要做到“授之以法”，教学中要重视实施科学的学习过程和原则，

做好学习教育与学习指导；要遵循学习规律，教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学会自学自得本领；要指导学生多闻见，慎思考，训练创新能力，做到自我发展成才。四是要重视“实践创新”，人性化教育主张“知行统一”，学思习行结合；重视“学以致用”，强调发展智慧；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把学知、思考、感悟与力行统一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之中。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义：首次提出了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贵族比平民天赋高贵的思想，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成为人人可以接受教育的理论依据。孟子“性善论”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四心”（性善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性恶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三子的差别孔子主张透过「仁」、「守礼」等伦理道德来恢复社会秩序；孟子主张回复人本来的善性，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可以成就各种德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必须通过礼法，使各阶层的人安守本份，社会才会安定。中国古代最早的官学几乎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据文献记载，早在夏商时期，即开始创办了正式的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开始传授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到了西周，官办学校开始完备并自成系统。西周官学分中央“国学”和地方“乡学”两级。国学按年龄程度又可分为大学与小学，大学又分天子所设的大学“辟雍”和诸侯所设大学“泮宫”。辟雍规模很大，由“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等五学构成，传授不同的科目。乡学则是只按地方行政区设立，有塾、庠、序、校的类型。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六艺”之教包括了西周贵族所必须具备的文化修养各种知识技能。在国学中传授“六艺”之学的教师由文官担任，据《礼记》《周礼》记载，西周的教官主要有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大师、小师、大胥、小胥、师、执礼者、典书者等，这些人中大多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由于他们本人即拥有“六艺”的丰富知识和技能，故而能将其直接传授给前来学习的贵族子弟。汉代是中国封

建社会官学制度的确立时期。自汉武帝创太学之后，官学制度开始走向完备。汉代官学也分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官学中有大学程度的太学，还有专科学校性质的鸿都门学。地方官学则有学、校、庠、序等。汉代“独尊儒术”，各级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太学的教师称博士，由精通经学的学者担任。汉武帝时在太学内设五经博士，博士只须精通一经或一经中的某一家，实行分科施教。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也是儒家经学，由经师教学。汉以后，官学又有进一步演变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十分强盛，学校教育也十分发达，成为官学制度最完备的时期。像汉代一样，唐代官学也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但是，唐代官学的教学科目更丰富、学校种类也更多。如在中央官学中，有专修儒经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学，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等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另还有关于医学、卜筮、天文历法、兽医、校书等职官性专科学校。地方官方除专修儒经的学校外，还有医学、玄学方面的专科学校。唐代官学的专职教师称博士、助教和直讲。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就学的学生，专修儒经；专科学校的学生则主要学本专业的知识，兼修儒经。如本学专科学生得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书。宋明以来，官学制度又有进一步演变和发展。首先，学校的类型有了增加。宋代新增武学与画学。元代的地方官学增设诸路阴阳学，分设天文、历算、三式、测验、漏刻、阴阳、司辰等科目，这对科技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代所创的社学，对传播农耕科技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也有积极作用。其次，官学的教学内容又有增加。南宋以后，“四书”成为更加重要的基本教材。另外要求增读文史等内容，包括学习《通鉴》《史记》《汉书》及韩文、楚辞等。但是，宋明以后的官学也呈现衰败的局面，特别是明清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和各级官学传习八股时文，使官学的名誉扫地，反而是原来作为私学兴起的书院有了蓬勃的发展。官学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教学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研究、传授各种知识技能，传播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中央官学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

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 ，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定岁试，后实行二岁一试。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 年考一次 ，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是。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贵族学校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特点教育的等级性加强。打破了儒学垄断，开启了专科实科教育的局面。表现出教育行政专门化的趋向，突出表现是北齐国子寺的设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涵：中学系指传统儒家的经、史之学，是中国固有文明或国粹；西学系指西文、西艺或西政。体指本质或根本；用指形式或效用。要言之，即在保存或维护中国古老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学习或仿效西方的物质文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

了这一思想。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有时他还另列“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历、劝工、通商”等，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如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泰西哲学”，则必须坚决抵制，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但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基础，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历史进步性：“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的新式学堂也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局限性提高君权抑制民权，重视男权轻视女权，尊重儒经攻击异说。作为文化整合方案是粗糙的，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矛盾在情况下直接嫁接，必然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