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后妃传》读后感

河南上蔡井凤莲

最近我，刚看完一本书——《中国古代后妃传》。真是感慨万千，如果有可能真想玩一把穿越，去一探究竟。

在中国几千年 的王朝史河中，无论是王朝衰败还是王朝兴盛，后宫的美女嫔妃们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由于古代社会的男权主义，这些美女们更多的成为了皇帝绝对的支配者，所以从她们一进宫就注定是一个悲剧。在那个绝对的君臣关系中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她们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生长着，有的最终是在希望或绝望中死去。留下的是有名或无名。其中也有可悲的，可叹的，可歌的可泣的也有可耻的。。。。。。这些帝王之家后宫中如花似玉的绝世美眉，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哀伤和绵绵的感慨。

那就说说我印象深刻，感慨最多的几位后妃吧。

贾南风——西晋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史称贾皇后。这是一个相貌丑陋又心狠手辣的女人。作为太子妃时就过于残酷，亲手砍死与太子来往密切的妃嫔。有一次，太子的一位妃子怀孕了 ，贾南风得知后大发雷霆，手持铁器向这位有孕的妃子掷去，锋利的刀刃割开了她的肚子，一个血淋漓的胎儿随机落到地上，惨不忍睹。贾南风当了皇后以后更加暴戾残忍，并且还淫乱放荡，祸乱后宫，还要独出心裁地淫尽天下美男。常常一晚上更换三五个美男子，为了灭口也就要掉三五个美男子。由于皇帝黯弱无能，贾南风还干预朝政，祸国殃民。“多行不义必自毙”贾南风的暴戾，淫乱和专制天下，终于激起司马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最终废掉了她 继而又处死了她。这个淫乱残忍的女人也落得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可悲的下场。

冯小怜——北齐后主高纬之宠妃。据史料记载，她美艳绝伦，其名紧跟在古代四大美女之后，而且很有才情，能琴能舞，因此使皇帝对她爱不释手。昏聩的高纬皇帝竟认为像冯小怜这样美艳风情的女子由他独享不算完美，也要让天下男人能欣赏到她的丽姿秀色，于是高纬让她脱光衣服躺在朝堂的案几上，让大臣们排着队来观赏。“玉体横陈”的典故也由此而来。冯小怜娇媚，同时也非常荒唐，竟要浓妆观战使得北齐官兵几次贻误战机。北齐终于在高纬皇帝漠视和冯小怜的胡闹中灭亡了，冯小怜也因此背上了红颜敗国的红颜祸水之名。后来她被俘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也落得个可悲下场。

长孙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她是李世民青梅竹马的妻子，更是李世民的红颜知己，而且见识非凡。她不但辅助李世民进退有度还力劝皇帝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平息化解矛盾，才有像魏征，房玄龄等敢犯颜进谏忠臣。作为皇后她母仪天下，还编写《女则》自律。善待每一个嫔妃和皇帝的每一个孩子。把后宫料理的井井有条，让皇帝没有后顾之忧。只可惜这一代贤后只活了三十六岁就病死了，真是红颜薄命呀！像这样的贤后，历史上还有一位，那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马皇后。

武则天——唐高宗皇后。武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位改朝换代登上皇帝宝座的女子，既是皇帝后妃又是皇帝。武则天实在是一位智慧超群又不平凡的女人，能运用男人于股掌之上，颇有心计。她先是唐太宗李世民宠幸过的才人，在唐太宗患病期间有意结好太子李治，以为身后长远打算而李治迷恋武则天的美貌，也不管什么庶母的辈分，两人一拍即合，眉来眼去，关系暧昧，海誓山盟。唐太宗死后，李治继位，把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接回宫中。从此武则天利用手段，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来谋害王皇后，还有萧淑妃，最后二人被武则天割去手足投入酒瓮中之中惨死。武则天为了掌权，捏造罪名，陷害忠良。凡是反对她的人，一概杀无赦，故而害死了许多人才。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都是杰出的人才，还有顾命大臣裴炎，大将军程务挺等都因反对武则天而被迫害致死。武则天还是个情欲旺盛任性而为的女子，在

宫中公然养男宠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不可否认她也是个有谋略的政治家。她还有更大的欲望，就是要当女皇。为了扫除障碍，不惜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然而她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自己被推下舞台，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女流之辈的事实，将自己终其一生所得到的一切还给李氏宗族，死后还得入李氏宗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一辈子的争权夺利，当上了皇帝又能怎样呢？还能改变自己的女儿身吗？死后不还是做李家的鬼吗？! ......

第二篇：《窃书为雅罪》读后感——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

《窃书为雅罪》读后感

——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

摘 要：尽管东西方的学者都将纸张、活字印刷和油墨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但是，人们用浸染了油墨的活字在纸上创作的成果，在中国长久以来都得不到全面的保护①。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窃书为雅罪；中国古代；知识产权法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偷书用了“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为自己的偷书行为辩护。安守廉先生取“窃书不算偷”之意为自己的书来命名为《窃书为雅罪》。虽然意义已与原语不同，但是对于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却是意义深刻。《窃书为雅罪》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安守廉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洞若观火，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梳理，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批评②。

按照罗素一脉的知识论研究，知识随着它的“编码化”的难易程度，可以大致区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我们一般谈论的都是显性知识，有的可以被文字描述，有的甚至可以被抽象成规则、定理，这样的知识规模已经无比庞大。 而隐性知识的数量远比显性知识多得多。隐性知识中，有一部分是内省的知识，自我体验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可能永远无法与人交流。另一部分可以称作“默会的知识”，就是只有在人际交往、言传身教中才可能有所体会。一个真正亲炙大师的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的“默会知识”肯定远远超过显性知识。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体会到这一点，但只有波兰尼与哈耶克将此点明确地表达出来。哈耶克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去统计和把握所有的知识，单单“默会①

② 这些发明的历史，参见钱存训：《纸与印刷术》。 窃书为雅罪，豆瓣网。

知识”就远超出人类可能的计算能力。即使计算机的水平飞速进步，运算能力极大提高，但与“默会知识”的数量层级还相去甚远。

通读了《窃书为雅罪》之后，对于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有了一定的初步认识。学术界有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著作权的产生紧随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是最早使用印刷术的国家，但是并未产生著作权。虽然中国历史学家把著作权追溯到唐代①。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面将对古代中国因何无知识产权法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

帝制即专制。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

帝制中国从帝制之初到帝制之末被学者们长期认为，中国的法律的特点是“突出刑罚”而“民法极度不发达”。然而帝制中国对于我们现在通过民法解决的事物并非漠不关心，事实上政府对其非常重视，尤其关注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的家庭。中国人既不把公共实定法视为社会秩序的核心，也不将法律截然地分为民法和刑法。

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把治理国家和维持社会和谐的规范按照重要性进行了等级排列：从天理、道、德、礼、习俗、乡约、家程再到正式的国家成文法②。为了适应由大家庭自觉组成的农业社会，上至天理、下到公共实定法的各类规范中体现的标准均涉及了“近代西方”通过民法调整的绝大多数事物。公法与实定法只是支撑着而不是凌驾于那些更好地调整社会的手段，只有当其他手段无法引导出适当的行为时才借助公法与实定法。

国家依靠家长、乡绅和行会会长执行地方习惯——体现为家程、行章或类似习惯的非正式表达，应当被视为类似于受控制的政权委托。因此，帝制中国的做法巧妙地使政府的影响力更加深，如若不然，政府的影响力则要薄弱得多，因此 邹身成，“保护版权始于何时何国？”；郑成思、Pendleton，Copyright Law in China；陈学霖，“Control of Publishing in China，Past and Present”。

② 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为什么要学中国法制史”。

①

要考虑到方言与习惯的差别、落后的通信设施、长期的预算困难，到清朝末年，平均每20万国民还摊不到一个地方官①。

帝制中国依靠家庭、乡村和行业首领执行地方习惯恰好反映出政府重视家庭与经济问题，而非轻视。这些首领在做出决断是贯彻的基本价值与官方代表介入时采纳的价值观可能完全一致②。帝国时代的家庭、乡村与行会首领和地方官员的和谐互动模式，也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些首领充当了非正式的政府代表。

中国古代对于未经授权复制文本或其他材料的行为并非坐视不管。在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宋朝实行了出版审查。出版审查的目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私人复制国家专控的材料或异端之作。

虽然帝制中国法律在总体上的刑事性质掩盖了该法律处理民事问题的程度，但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比西方早几个世纪。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之前对这些官方努力仅仅是附带性的涉及创造或对国家以外的个人或团体财产利益的维护，或对作者和发明者的鼓励。

只有印刷者、书商和其他行会或商人为建立他们特有的垄断而做的努力似乎预示了这样的观念：个人或国家以外的团体可以对物体财产享有利益，如同帝制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对个人的有体无货不动产提供的保护③。

综上所述，在帝制政治制度的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而对于今日称为知识产权的所有保护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即帝制的稳定。

二、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看待知识产权的核心观念，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观点看待文明的本质，并且看中能够继往开来的共同历史传统在文明中所占据的根本地位④。这种观点认为，文明史有一系列的典型关系所确定的，每种关系都包含双向的（尽管未必是平行的）、当事人在道义上必须实现的责任与期待。在标准状态下，个人会认识到自我处于若干种这样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⑤。只有通过面对历史，个人才能在先圣的指导下懂得如何正确的保持他们 萧公权：《中国乡村》；Watt，District Magistrate。

曼素恩的著作 Local Merchants 指出，这种情况存在于保税制和相关的财政事务中。

③ 有关这些努力的最佳参考文献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对中国不动产历史的详述，见[日]仁井田升，Chugoku hoseshi kenkyu，第4卷。

④ 关于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宇文所安（Owen Stephen）的作品 Remembrances 值得关注。 ⑤ 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参见安守廉：“The Inscrutable Occidental”。 ②①

所置身的关系，因为历史为自我的角色、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然的互动提供了唯一的洞察力①。

历史的双重功能——作为个人的道德发展的以实现的工具，以及构成社会关系的内容尺度——形成了一种两难之境。个人的道德成长对传统的依赖要求所有中国人对共同的遗产应当能广泛获取。不过，历史的双重功能都阻碍了把知识成果作为私产的观念。

历史具有不可否认的相关性，与历史的互动以及对历史的重述都必须借助智力活动才得以可能。这一观念事实上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大致对应于西方传统中对意义或真理的关注，并于后者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历史存活着并令人深思，绝不仅仅是现代活动的明显陪衬。因此儒家的训诫主张，我们在面对古人时应当自新，以便从古人那里领略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方法。

鉴于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互动式中国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种智力与想象力的活动模式，他人重复这种活动的特定具体表达，尽管他们不是这种表达的首创者，绝不会具有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长方闻所言的西方所认为的不光彩的意味。也不会想在西方所常见的那样，这种使用方式只是作为学徒和弟子锻炼技能、展现学识，甚或支持某些特定价值观的工具时才被勉强接受，尽管这些现象在帝制中国也存在过。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这种使用证明了使用者对文明精髓的理解，以及对文明精髓的贡献，同时又为个人提供了在这些表达形式的前提下展现，一次是他们的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儒家对商业轻视培育了一种理念：真正的学者为启迪教化和道德接续而创作，非为利而作。

对于继承文明社会的共同遗产，就像一句著名的中国格言之精当表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者如王安石所言，“皆本与自然，非人私智新能也”。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知识产权法的产生。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参考文献】

[1] 安守廉.窃书为雅罪—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